“新南洋”启示录

01

“溢出”的逻辑还成立吗？

2018年夏天中美之间开始贸易战，之后的五年多来，世界进入急剧变化期。从疫情到战争，叠加上各种观念冲突，一系列之前难以想象的黑天鹅腾空而起，世界已是肉眼可见地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会是何种走向？中国经济此前在世界上的重要影响力来自于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它衔接起上游的资源国（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与下游的消费国（主要是西方国家）。在这一系列黑天鹅的冲击之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否已岌岌可危？如果这一地位即将不保，可能会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全球秩序因此可能会向何种方向演化？这些都是与当下中国人息息相关的问题。

2019年，我与几位朋友一同到越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研，这里号称可能会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并非“转移”，而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之后我也出版了题为《溢出》的著作，详细解释了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理。然而，2019年各国间的冲突仍停留在浅层的利益冲突上，之后的各种黑天鹅，已经让冲突进入到更复杂更深层，人们的考虑肯定已经不仅是利益问题了，这种情况下，“溢出”的说法是否还成立？或者，是否会有一些更复杂的国际政治学机理演化出来？这是我非常想要搞清楚的问题。

两个多月前（2023年秋），我去印尼调研，重点调研内容之一是印尼市场上的OPPO，它进入印尼市场十年，目前的市场占有率达20%，排名第一，值得认真关注。这次调研与此前一年来我在国内做的一些调研相结合，差不多验证了我的一些假想，并且还提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方向。

图 | OPPO印尼工厂

简单来说，我对可预见未来的判断是，制造业企业最近一两年来从中国向海外的转移越来越多，但这种转移是有着结构性特征的，除非是生产流程很短、环节简单、对供应链网络的需求相对低的行业，否则转移出去的基本上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前端环节在可预见未来仍然很难迁走；而最终环节的转移，对中国未必是坏事，甚至会给当下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机会。同时，这种转移很可能还意味着一个在未来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影响力与“中国人”的影响力，可能会走上两种不同的节奏，这是我们观察未来秩序的一个关键角度。

02

制造业的后台、中台与前台

要解释制造业转移的这种结构特征，首先得看一下制造业的组织形态在21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有一组数据有助于解释这种变化，上世纪90年代，全球的商品贸易中，超过70%是制成品贸易，只有不到30%是中间品贸易，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而到贸易战打起来之前的2018年，数据正好反过来，超过70%是中间品贸易，只有不到30%是制成品贸易，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企业主导的生产流程所发生的经济空间，与国家所主导的政治空间，已经高度不一致了。

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的分离，是以制造业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为前提的。在中低端制造业于21世纪初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演化出庞大复杂的供应链网络，过去生产企业内部复杂的组织结构发生裂解。打个比方就是，要生产一种复杂产品，需要一百道工序，在过去有可能有七十道工序是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的，分布在七十个车间，彼此间进行企业内部的合作；现在这七十个车间独立成了七十个工厂，彼此间从企业的内部合作变成了外部合作。原来的一百个工厂，由此可能变成了七千个工厂，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可以不断动态重组相互配套关系的供应链网络。网络中每个工厂都高度专业化，效率极高；因为它们相互间不断动态重组的配套关系，以整个网络为单位，生产过程的弹性又极大。

这种组织形态的变化，使得我们可以用当下互联网的逻辑对制造业做某种类比。

互联网发展了这么多年，如今逐渐演化出后台、中台、前台三个环节，制造业也可以类似的模型进行分析。互联网上的后台是各种数据，中台是各种技术能力的总成，前台则是跟用户直接交互的界面（APP）；前台可以做得非常轻，需要什么技术能力，开个接口从中台调取即可。制造业的类比，后台是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与庞大规模的熟练工人群体，中台是可以高效率、高弹性生产各种中间品的庞大供应链网络，前台则是向客户交付成品的最终组装工厂。只要中台网络足够强大，前台工厂可以做得很轻，就是很简单的生产组装环节，需要的各种中间品直接从中台采购。

基于一年多以来在国内外的一系列调研，我差不多形成如下初步判断，那就是，企业近年从中国向海外的转移，除了生产流程很短、环节简单的某些行业之外，其他行业所转出的主要是前台，中台本身则很难转移出去。

可以从理论层面先简单分析一下。假设中国的中台也能转出去，海外目前没有哪个地方具有如此庞大的体量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只能承接若干个片段，但这就意味着规模效应的丧失，整体效率会下降；同时，中国这边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和破产，相应地会导致中国的要素价格（劳动、土地、资本的价格）大幅下跌，而转入地的要素价格则会飞涨。海外相对中国现有的成本优势一下子就逆转过来了，这个逆转本身就会抑制进一步的转移。现实的案例就是，随着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其首都河内周边工业区的土地租金价格，已经和深圳差不多；印尼现在也面临着要素价格在大幅上涨的处境。

更具体的案例就是，OPPO在印尼的工厂已经投产八年，产量相当不小，今年有望获评印尼“灯塔工厂”。但其工厂主要是完成组装，进行本地销售；至于上游的大量一级供应商，只带过来印尼非常有限的几家，其余的部件仍然要到中国国内来采购，为一级供应商供货的二级供应商，则一家也没有跟来印尼。此外，我在国内也调研过其他一些企业，明确有出海设厂的规划，但也明确告诉我，其上游供应商很少会跟着出去，海外工厂主要还是会在国内采购零部件。上游的供应商便是属于前面所说的中台，直接面向终端渠道的组装厂则是属于前台。由于各种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原因，前台可能会有必要转出来，但中台则很难转出来了。

03

前台转移出来的现实效应

但无论如何，前台毕竟还是从中国转移出来了。这对于中国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又得看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虽然这几年国内经济形势并不理想，但中国制造业的存量仍然是很强的，目前主要是增量部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造成增量困境的原因很多，并不全是经济方面的；但麻烦的是，存量的活力是需要靠增量拉动的，如果增量没有了，则存量就处在半植物人状态了。这是当下中国经济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迁出的前台，反倒在海外提供了增量，让仍然留在国内的存量中台有了一点呼吸的空间。目前出海的前台所带来的增量规模，远远不足以弥补国内目前亏欠掉的增量，但肯定是要好过没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应当鼓励企业更多出海。毕竟，当下就生产角度而言，能够出海的基本上都是属于前台，它们出海越多，对于国内存量中台的拉动力就越大，于是国内经济就越有呼吸的空间。

我在与另一朋友讨论此事，提到中台很难迁走时，他说，“所以你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仍然能够保持？”我回答说，这种评价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何谓“优势”。

在制造业的中台（从而是制造业的主体）仍然还保留在中国这个意义上，我确实认为“优势”还是能保持的。但在“利润究竟发生在哪”这个意义上，就不一样了。因为具体的经济运行中，通常是前台比中台的利润空间更大，前台的转移可能会将相对大的利润空间带走，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规律，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来改变的；如果因此阻止前台转移，则被阻止的前台部分可能也就死掉了，剩余的中台部分则会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因为能拉动它的经济增量部分变得更少了。前台的顺畅转移会给中台以拉动力，但中台很可能必须承受利润微薄的现实。于是会出现一种看似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全球制造业的中台（从而是中心）仍然留在中国这边，另一方面，这边的日子还是会过得非常艰难。这两个事情是互不排斥的。

至于出海的前台部分，在海外亟需要打造出品牌形象，向更高端领域拓展，从而才能够持续地给国内的中台提供拉动力。

OPPO在这方面是个很不错的案例。它目前在印尼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了三星，但是品牌影响力的积累仍然不如三星，所以近年着力在这个方面进行打造。一方面，OPPO广告的覆盖力度相当大，几乎随处可见其广告，并且在产品差异化竞争上发力，包括重点推折叠屏产品等，颇见成效；另一方面，OPPO也在雅加达的核心商务区的购物中心里精心打造了两个旗舰店。旗舰店的店面规模巨大，气质也颇为不俗，两家定位各有差异，其中一家看上去不像是个手机店，而像是个艺术展厅，另一家则是设计感、科技感十足。这样的品牌形象可以带来更多的品牌溢价，从而形成对中台更大的拉动力。

图 | OPPO印尼Gallery门店

04

新南洋：“中国”与“中国人”

近年来的地缘冲突驱动着很多前台企业外迁，尤其是有些国外客户会明确提出要求，要求中国这边长期合作的前台企业必须在海外设厂，否则就不再给订单，于是它们被迫出海。如果没有这种来自海外的压力，则这些企业未必会愿意离开舒适区，也就未必会有多大的出海动力。

但这一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影响力与“中国人”的影响力可能会开始走上两种不同的节奏。具体说来，就是地缘冲突可能会让“中国”的影响力面对更多挑战，但是过程中被迫出海的企业，却可能会让“中国人”的影响力更多地传导出去。

出海的企业（前台）与国内的中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我们看到的“全球化退潮”，更多地是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层面上则全球化正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深化展开。这也是前文所说的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益不重合的又一种表现。

这一前景，带来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下面姑且列出两个。

第一个问题。出海的中国企业，目前其规模仍然很有限，但是假以时日，其规模可能就不能小觑了。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因此可能会远大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

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日本便在海外大量购买资产及投资，其GNP逐渐变得远大于其GDP，这让今天的日本在应对国内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回旋余地大了很多。中国的GNP大于GDP的过程机理与日本大不相同，但这在未来也可能会让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只不过今天我们必须思考，这种回旋余地要想能够成立，国内方面所需要的一系列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出海的中国企业，背后实际上是大量出海的中国企业家。这些新一波“下南洋”的企业家，不同于一个多世纪以前下南洋的华人。后者多半是穷苦无着而到南洋搏生活，前者则是带着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等一系列资源“下南洋”，同时还可以依托国内的庞大中台，调动起各种方向的比较优势；他们所下的“新南洋”也不再仅仅是东南亚，还可能包括中东、拉美乃至东欧等等地区。这群出海企业家会给所在国带来经济收益，但也可能会面临所在国的一系列挑战，尤其是规模扩大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出现。他们未来需要怎样的一种规则演化，以便让自己能够更加顺畅、安全地经商，也能让相关各国都免除不必要的担心，实现多方共赢的效果？他们在推动规则演化的过程中，与西方资本、东亚资本、在地资本等等可以有怎样的合作关系？为了推动那些规则的出现，这些出海企业家需要怎样的一种秩序想象？那些新的秩序想象力，背后又需要何种知识来支撑、补足？这些都是值得不断深入下去追问并回答的问题。

无论对前述问题会如何回答，对出海的企业家来说，都有个现实的需求，就是演化出新的人际网络，这是能够推动前述演化的基本前提。

OPPO的出海在这方面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案例。大约十年前OPPO出海到印尼时，带队去开拓的人叫李杰。李杰能力非常强，披荆斩棘打开了印尼的市场，但过程中发现印尼的物流能力跟不上，导致交货吃力，于是开始尝试自建物流系统。做了几年之后，李杰发现在印尼做物流是个有前途的事情，于是在OPPO的印尼局面初步打开后，他就辞职创业专门做物流公司。后来这个公司做得很大，甚至又从印尼返回到中国大陆拓展业务，成为目前大陆内部顺丰和“三通一达”之外最大的物流商，这就是极兔公司。

由于李杰的示范效应，于是OPPO在印尼的多位员工陆续出来创业，如今已经有做母婴产品的、做美妆的、做咖啡的等若干个公司，都已经做到了印尼本土的行业前三的地位，其他还在继续发展中的公司就更多了。由此一来，在印尼就形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创业集群，他们做的事情很多已经与OPPO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源于OPPO的人脉网络却无疑带来了相互支撑的关系。

这里形成了中国出海企业所构建的未来秩序的一个雏形。这个雏形仍然很初级，离我们前面所说的“新下南洋”所呼唤的新秩序仍然很遥远，但无疑给我们打开了一种新的想象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