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后的功名利禄，是他给自己画的大饼 | 人间

我是在2015年求职面试时第一次见到的桑老师。他身高将近1米8，一头黑发又卷又密，再加上黝黑的肤色、清瘦的面庞和略微深陷的眼窝，长相跟那个叫明道的台湾演员倒有几分神似，但那身皱巴巴的西装又透出了一股乡土气息。大家都是来这所高校应聘辅导员岗位的，他却像老员工似的侃侃而谈：“这所学校人事代理和事业编制同工同酬，还不扣职业年金，干上几年铁定转正给编制。”

他站在我身后，主动跟我搭讪：“兄弟，看你像是外地名校毕业的，这个面试肯定能过，一会散场我请你吃个饭，咱们认识一下？”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客气地回绝，他紧接着又说：“没事，我请客，待会儿你面试出来，告诉我考官问的题目就行。”

面试结束后，我们来到校外城中村的一个苍蝇馆子。桑老师盯着菜单，好半天才点了一荤二素，其中还包括一盘10元的凉菜拼盘。几杯果啤下肚，我们都放下戒备，聊了起来。

桑老师先把我的个人情况问了个底朝天，之后才说自己是广西人，农村家庭出身，“家境是全村数一数二的”。他说自己从小“南人北相”，爱好历史，从本省一所师范类院校历史学专业毕业后，打算“潜龙在渊”，先工作两三年，之后想走学术道路，重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面试结果公示后，我和桑老师双双在榜，成了同事。入职后，年轻辅导员很快打成一片，桑老师总是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慢慢就成为我们这群人的“精神领袖”。每天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挤着一堆同事插科打诨，一到饭点就吆五喝六下馆子。因为关系不错，桑老师今天找这个同事帮忙取快递，明天拜托那个同事助力拼多多砍价，用他的话讲：“人和人的交情就要彼此麻烦，互相给办事才能更深更好。”

那时候，外向开朗的桑老师在职场上混得如鱼得水，做学生工作更是敢打敢拼敢担责，颇有书生意气。他憧憬着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

学生事务千头万绪，大学辅导员干的是个良心活儿。大家刚入职时都铆足了劲，一边要手忙脚乱地管理学生，一边要挤时间参加各类培训、考试和会议，想给领导同事留个好印象。

相比别人削尖脑袋积极表现，桑老师似乎对功名利禄毫不感兴趣，私下表示：“我进高校是想着搞学术，振兴中国当代史学，参加这些虚头巴脑的活动对我没啥好处。玩命干辅导员到老也就是个‘学生头’，转岗干行政就是跪舔领导。熬成科长处长又有啥用，一年才挣几个钱？老子志不在此，等考上名校博士说走就走，谁留我都没用。”

入职大半年后，同一批进来的辅导员都对工作失去了新鲜感，渐渐把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可桑老师不同，他老把目光盯在别处——没多久，他就把工资明细、绩效份额、学院创收、单位小金库、评职称内幕摸查得一清二楚。到后来，连领导同事们的个人隐私、升迁背景也打探得清清楚楚。

正是通过桑老师的嘴巴，大家才知道：某位常把“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挂嘴边的中层领导，其实是个“三婚男”；某位不到30岁的教务老师生的3个孩子，爸爸都不一样；某位年轻副教授是靠嫁给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导师才评上“青年学术骨干”的；某位衣着朴素、低调寡言的女同事，父亲是厅级高官；某位女老师买了奥迪SUV，对外宣称有车贷，其实是伪造购房手续套取公积金全款买的……大家戏称桑老师是“单位百事通”“学校包打听”，他不置可否，说这也算一种“历史考证学的人际场域应用”。

可他在背后八卦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八卦他。听同事讲，桑老师家境不好，母亲常年身体欠佳，一辈子也没出过那个小山村。也有人说桑老师母亲早逝，父亲务农，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好在他一路刻苦学习，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生，虽然本科只是一所二本院校，但他仍是“全村的骄傲”。

大学时，桑老师早早瞅准了一个女孩，等来省城读研时，不待毕业，就和这个大他好几岁的女友领证结婚了。正因如此，女方家的户口本上多了一个领拆迁补偿款的名额，他也不用买房了。

从2016年起，我们所在城市的房价一涨再涨，晚买半年，就意味着十年奋斗白费一场。加上之后的限购摇号政策，一时间一房难求。后来，坊间又疯传买车也要限号加摇号了，大家又迫不及待地去买车。

单位里大多数同事的家境还不错，爹妈总能帮衬点，桑老师逢人就问：“你老爹老妈在哪给你买的房？”“每平米多少钱买的？……两年后再出手，你小子稳赚200万。”“你的车啃老来的吧？还是要有个好爹啊！”“媳妇家掏钱给你买的车，居然没登记在老丈人名下，软饭硬吃呀。”

对我这个“最佳损友”，他自然不会嘴下留情：“你的车是你老爹全款给买的，肯定没贷款，别想蒙我。你除了那套两居室，真的再没别的房子了？我算过了，你的工资减去房贷，再加年底取的公积金，剩的钱还能供得起一套房……”

在桑老师的“公示公证”下，同事们对彼此的资产情况、甚至连相亲对象的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大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私下，桑老师说起别人有的而自己没有的，酸气的言语之中就会多出一丝戾气：“老子将来博士毕业，去待遇好的985名校，可以甩那些啃老的十条街。”

为了养家糊口，桑老师放下了身段，去给初中生当家教、带学生去外地实习（有出差补助）、参加监考阅卷（有劳务费）。每月发工资时，他的微信语音来得比银行的短信还快：“商老师，你这个月工资多少？我的比上个月少了1块3。你五险一金分别扣多少？登录财务系统截个图发我看下。”

两相一比较，要是他多，他便高兴，若是他少，就要我请吃饭。一次，他竟拿着我的工资明细截图去财务处讨说法，把我吓得不轻。

大家对桑老师这种过分关心和宣传虽有不快，但念在同事一场，聚餐活动还是会叫上他。一般来说，大学城的平价馆子，五六个人吃一顿饭不会超过300元。同事们默认“谁组局谁结账”，可每次轮到桑老师请客时，他总不忘叮咛一句：“下次该X老师请客了，到时去商场里那家新开的烧烤店。”

久而久之，大家对他便有些反感了。

2018年，有人说我们学校要集资盖房，每名教职工有望通过内部价分到一套教师公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反应快的教职工已经开始四处筹措首付款了。

桑老师赶紧盘算着一套房能少花多少钱，以自己的工龄职称能分到几楼几室，甚至连每个房间怎么分配使用都想好了。但那时他刚上班没几年，手里没攒下什么钱，又没法向老爹和老丈人开口求借，便整日唉声叹气。

毫不夸张地说，桑老师等分房这一天等很久了。可能是住在老丈人的回迁房里多少有寄人篱下之感，可能是妻子生了孩子以后不上班，身在农村的父亲又无力接济，桑老师夫妇婚后争吵不断。有时，他会用“赘婿”自嘲，在高校工作，偶尔有不错的福利，可能是他在岳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平台很重要，咱们学校虽然待遇低，但好歹有地盖房。分一套三居室在我名下，和老婆孩子搬过来住，那才叫一家人。等考上博士毕业了，名校挖我过去，那边再分一套房，解决我儿子入学问题和媳妇就业问题，这套房就租出去‘以房养房’。赶在退休前再把儿子工作安排到位，卖了这套旧的买新的，他住一套，我住一套。”桑老师不由自主地开始畅想未来。

那段时间他浑身是劲，一有空就去建材市场了解行情，到同事们家里去参观装修、家具。可没过多久，就又有传言说退休教职工也要参与分房，且人事代理员工不属于正式编制，没有分房资格。

这消息瞬间在年轻教职工中炸开了锅，一些人开始私下串联，准备集体请愿。桑老师被推上了带头人的位置，他组建了名为“分房请愿一家人”的微信群，不厌其烦地转发各类红头文件，声称分房是广大教职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退休员工参与分房就是想为子女多吃多占，是“为老不尊”。

众人各怀心思，除了口头声援之外，却没一个人愿意跟桑老师去出头。桑老师无奈，又转发许多兄弟院校的分房新闻，同时自爆自己一家三口挤在50平米小房子里的种种辛酸：“家里没阳台，卧室都朝北，晾衣服都要挂厨房，长期晒不到阳光导致一家三口都缺钙。”

激愤之余，桑老师还写了一封万字的请愿书发到群里，号召大家签名。那封请愿书半文半白，开头一句是：“良禽择木而息，良臣择主而事，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似有暗示不分房就不在这干了的意思。

面对汹汹民意，最后学校无奈表示，因为教育用地无法变更用途，教师公寓修建计划暂时搁置。一些年轻老师因此吃了闷亏——因为等着学校分房，就一直没买商品房，结果回过头来市面上的房价又翻了一番。于是他们又怨恨带头请愿的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退休职工也怒斥有的年轻人“不奉献光索取，不懂得尊老爱老”。

桑老师忙活了大半天，结果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还被各级领导叫去谈话。尽管他一再保证会“爱校如家”，“长期在学校干下去”，但还是被“敲打”了。有人指点他：去给领导送点礼，毕竟是要在学校久干的，低头认个错，不求进步高升，但求平稳安宁。桑老师果断拒绝，声称自己还是“有二两硬骨头的”：“爱分房不分房，都分不到才好，反正我分不到，他们也分不到，买高价房活该！当初跟着我闹就好了，今后什么事我也不挑头了。”

桑老师找我聊天，痛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格局素质皆是“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为了远离这些人，他打算趁年轻考个博士。

“将来转教师岗评职称，破格当副教授、教授、‘长江学者’，每年轻松发表十几篇核心期刊，十几篇权威刊物，完成几个省部级科研项目，学校光科研奖励就能给几十万。”他的眼神眺望远处，似乎巨额科研奖励就在那里，“到时别的名校来挖我，老子说走就走，安家费50万，科研启动经费50万，还能解决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肯定比现在过得好，最起码老子买书的发票都能给全额报销——到时让那些人看看，桑老师原来都不如他们，最后怎么比他们都过得好，要啥有啥，还都跑到他们前头去了！”

我本想劝他不要盲目乐观，但听他这么一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毕竟，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他口中的“那些人”。

随后的日子里，桑老师真的开始认真复习考博了，上班要么迟到早退，要么出工不出力，学生有事也都是推给其他同事处理，还美其名曰“黄老之道在于无为而治”。至于学校的各项集体活动，他更是躲得远远的，说自己只干“实实在在打粮食的事”。

桑老师第一次考博选了复旦，还是“申请—审核制”博士，导师更是选了历史学界的一位知名教授。当时博士生招考政策稍有变动，一些高校担心通过笔试、面试环节招录的学生只是考试型人才，不具备科研能力，干脆放权由导师“钦点”，选择适合自己科研方向的学生。

桑老师进入了面试，愈发信心满满，逢人便说“今后来上海我请你吃饭”、“下学期在学校你就见不到我了”。但最终，由于第一学历的院校层次太低，他被申请的那个导师拒之门外。

可复盘总结时，桑老师觉得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他懊恼地对我说：“你想想，其他考生跑导师那儿混个脸熟，再送点特产礼品，肯定比我这只发邮件联系的寒门清流感情深、胜算大……”

一转眼，我们这批辅导员已入职3年，具备申请讲师中级职称的资格了。有传言说明年讲师职称的评审会从严从紧，不仅标准变高，名额还会变少，所以大家都高度重视，积极准备。

在高校，个人发展无非“职称”、“职务”两条线，所有的竞争都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每年到了职称评审和职务提拔的时候，虽然大家表面上还是嘻嘻哈哈的，暗地里却争得你死我活。

桑老师却又像以前一样不慌不忙：“我算过了，今年只淘汰2个人。咱们这一批进来的，就周老师发的文章少，刘老师不太受领导待见，估计倒霉蛋就是这俩货。”

我却替桑老师操心，他发表的文章也不多，有几篇还是学生给代写的。他还不给评审委员们送简历，到时候投票，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可他依旧自信满满：“无所谓，我的文章又不全是花钱发表的，学术水平碾压那些掏钱发表垃圾‘普刊’的，淘汰谁都不会淘汰我。”

谁知结果公布，周老师和刘老师顺利入围，桑老师被刷了下来。他气吼吼地去找领导，领导搪塞说，事前已经替他给评审委员们打过招呼了，但“竞争太大，下次还有机会”。

桑老师又闹到评审委员那里，最后学校领导不堪其扰，索性答复：“小周、小刘虽然文章较少，但平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为学校和院系争得了一些荣誉。职称评审参考科研文章，但‘不唯科研文章’，需要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综合考量。”

闹了一圈，桑老师像皮球一样被领导踢来踢去，来来回回都是安抚他“明年还有机会，到时再说”。评职称失利后，桑老师消沉了一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愤世嫉俗的文章。一些同事看到了，并不为他感到惋惜，反而还在私底下冷嘲热讽。

2019年，桑老师苦尽甘来，终于成功考取了华南一所985院校的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竹简帛书。

全日制博士就读期间，要将人事档案转至学校，并由所在单位开具“同意就读证明”。按照我们所在高校的人事管理规定，员工脱岗读博，需要办理停薪留职，在读期间每月只发基本工资，年底无绩效收入，且要和学校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返校工作。

对桑老师这样一个拖家带口的“赘婿”而言，要“面包”还是要“科研”，确实是个难题。他去异地读博，需要学院领导、妻子、岳父的“三审三签”，变数较大，他一度想要辞职，在大家的劝阻下，才没有意气用事。

为了能拿到档案又不受工作单位的制约，桑老师开始了一系列的“骚操作”：他先给录取学校保证，报名时没有资料造假，自己确实是“非在职考生”，报到前会把档案寄过去；之后，他请我们单位人事处档案室的同事吃饭，称兄道弟后，就以“提取公积金急用”的名义借出个人档案，答应会尽快归还，之后再补手续。

起初学院领导是不同意桑老师去读博的——倒也不是阻挠他“进步”，纯粹是觉得他在职期间考博没走程序，损害了自己作为领导的权威。但在两条“硬中华”的打点下，领导最终以高姿态同意，并表明自己马上就退二线了，“下不为例”。

桑老师不断为自己的妻子描述美好蓝图，说他博士毕业后能入职广西某一流高校，待遇高还分房，能同时解决她工作和孩子上学的问题，并承诺今后每个月带她和孩子回岳父家一趟。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他老丈人虽有怨言，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人逢喜事精神爽，离校读博前夕，桑老师请大家吃饭，席间难掩兴奋之色，表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我都算过了，博士4年，就‘博一’在校，其余3年返岗工作，就能恢复全额工资。到时毕业、工作两不误。再说，档案弄过去就能享受全日制博士各项福利，除了每月1500元国家助学金，还能每年参评奖学金，读博4年的收入大于脱岗1年的亏损，稳赚不赔。”

“那单位要是让你归还档案咋办，也不能一借4年啊？”我替他捏了一把汗。

“怕什么，怂管，他要是催，我就拖着，反正也没走程序留借条，管事的比我还怕呢！”

“那学校查起来怎么办？你这算是两头瞒、骗两头呀。”

“到时再说，反正毕业就去好学校了，巴不得学校把我辞了。”

转眼，桑老师“博一”生活结束，回校返岗工作了。他依旧蛰居办公室，只干自己的事，学生工作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对科研以外的活动一概斥为“垃圾”。领导给他画大饼、威逼利诱，统统无效——毕竟，他以为，自己博士毕业转教师岗只是时间问题。

大学看似恬淡清净，其实也是泾渭分明的名利场。教师岗、行政岗虽同处一个单位，但由于岗位特性和工作环境差异，双方常常相见不相识，井水不犯河水。

桑老师身为辅导员，却一心追求“学术”，以“在读博士”的身份和学校的一些专职教师打得火热，一起探讨国家社科基金、一区C刊、长江学者、学术年会这些“行业内情”，还会一起抨击学校的制度规定，骂几声领导。他抓住时机组局请客，然后适时提出想加入对方的科研项目，或求推“学术大牛”的微信。

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俩的关系自然就没以前那么热乎了。桑老师偶尔也来找我聊天，说他的博士同学、新朋友的“路子野、资源广、背景强”。我若提出一些质疑，就会遭到他的驳斥，慢慢的，我就多听少说，到后来只是笑而不语。

我已经转岗到了行政部门，负责办公室工作，职责包括保管、使用部门公章和领导名章。之前学校因公章使用不规范引发过不少纠纷，我接手此事后就更加小心翼翼了。

一天，桑老师让学生抱来一摞厚厚的获奖证书，说要加盖部门公章——学校对盖章盖印有严格规定，要求办公室对每份材料进行登记，填写申请人、审批人、盖章人姓名，防止“私盖”，便于追查——这些证书又事关学生的评奖评优、考研推免，要是因为盖章发生真假和数量问题，我和桑老师都难逃干系。

为了保险起见，我给桑老师打电话：“你怎么不自己来，学生啥情况都不了解，怎么登记？”

“小事儿一件，还用登记吗？我的事儿你就先给盖了。”

“领导都没审批，没法给你盖章，到时候问起来不好交代。”

“我找你们领导说过了，他说可以先盖章后登记，你先给我盖了，我等着京东‘618’抢券买书呢，这会儿走不开。”

联想到之前桑老师“巧借”档案，害得那位档案管理员挨批背锅；又想起他曾借着给学生证注册盖章的时候，想趁机给30多岁的妻子办一张“00后”的学生证、享受各种半价优惠……我确实有点信不过他。

我问他找的是哪位领导，他吞吞吐吐的，说“好像是姓路的一个处长”。随后，我给几位部门领导打电话，结果他们都表示毫不知情，并要求我按流程登记、盖章。“这家伙，挖个坑差点把我给埋了。”我长舒一口气，解释清楚后，就让学生把证书抱了回去。

桑老师的电话随后就到了：“你什么意思？怎么没盖章就让学生把证书抱回来了？”

我压着火气又解释了一番，电话那头，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爆发了：“你也太不给兄弟面子了！盖个章的事干嘛非这么认真？谁让你问领导了，你情商咋这么低？悄悄一盖不就完了吗？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要是这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有你们领导，我讲师评不上找你吗？”

我哭笑不得。他又开始骂我们这些做行政岗的就爱“拿权卡人”，作威作福：“你是科长你牛X行了吧，老子还不盖了！”

桑老师终究还是亲自来履行盖章手续了。只不过，他那天全程紧绷着脸，流露出一种被人欺压的愤懑表情。他先把申请表摔在桌上，又故意用大号字写满一页登记表，临出门还撇下一句话：“感谢商老师您支持厚爱！”

此后，我俩就渐行渐远了。

2022年，桑老师博士读到第四年，听说因为科研文章不够，不符合毕业条件，不得已要延期毕业。此时，我们学院换了副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特立独行的桑老师立刻被调整为“研究生专职辅导员”。

研究生人数比本科生人数大为减少，按人头算的“学生管理费”自然也水落船低。桑老师还要经常跑去偏远的老校区，“管理成本”和难度不降反涨。

现在，桑老师依旧每天在校园里风风火火，只是在食堂吃饭时，他总是一个人。不知是不是熬夜写论文的缘故，他的脸色灰黑，身材也明显发福。听说他体检查出了血糖、尿酸高，不敢再随便约人下馆子了。

没变的是，桑老师依然热心“安利”别人考博，逢人便问“文章写咋样了”“发表几篇了”，又说“等毕业了就一起跳槽走人”，“去一个钱多事少风气好的‘一流高校’”，“会分房，解决配偶工作子女上学，有房补、车补、油补、科研启动费、安家费”。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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