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没有“大帝”能够征服欧洲

各位好，前天写了一篇吐槽“血槽姐”的文，发在维吉尔上了，想看的朋友请点击下方图片移步去看，别错过：

能写的东西越来越少，以后涉时事的文章都发在那边，请大家及时关注：

西塞罗这边，聊点历史好了。

这两天，史诗大片《拿破仑》在国内上映了，作为小时候的“拿迷”，我发文的此刻已经买了张电影票，去好好看一下这部电影。暂时并不推荐，请大家期待我的观影报告。

不过提起拿破仑，我想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好像的确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位“大帝”，彻底征服欧洲这片土地。无论是凯撒大帝、“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世界之王”查理五世、拿破仑大帝、还是希特勒、亦或者之后什么被人们称为“大帝”的人物，他们在欧洲所达成的至多只能是“偏霸”，而从未完成对这片领土的彻底征服。

这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欧洲这片土地虽然文明众多、但实际上即便算上很“不欧洲”的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也就大约1000万平方公里，跟我国的领土面积是大体相当的，而上述人物没有任何一个人统治这片土地超过半数的领土，即便像拿破仑这样的战争天才也不行。

在世界文明史上，这种难以统一的地域区块也的确有（比如英国殖民者到来前的印度），可是一盘散沙往往会意味着弱小，但欧洲却又似乎打破了这个铁律，历史上的欧洲各国，又往往都是“小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想讲述一段历史，讲述一个“大帝”在欧洲折戟沉沙的故事。这是欧洲的第一声啼哭，也是一个非常深意的故事：

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在《历史》一书中，向人们讲述了希波战争的历程。

彼时，兵威正盛的波斯帝国将自己的版图一直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一统的大帝国。

但其君主大流士一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让他十分头痛的问题：小亚细亚，尤其是爱琴海沿岸的被征服者并不像被征服其他民族一样乐于听从帝国的羁縻与管束。米利都等城邦的人们不断的起义，并向爱琴海对面同民族的兄弟求援和逃亡。

于是大流士大帝不得不将征服的眼光投降了那片原本在他看来非常贫瘠、甚至不愿意派兵逼其臣服的土地：欧罗巴（当时还仅仅局限于希腊本土）。

希罗多德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大流士一世一生的征战，而且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波斯后来成为了希腊的敌人，但是希罗多德并没有丑化和贬损大流士一世的形象。希罗多德承认大流士一世的谋略卓著、十分精明，在每次发动战争之前总是会用心分析敌我实力，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可是对于“欧罗巴”（袭来），大流士在思考后，非常轻视希腊——因为这个地方甚至都没办法算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由数十个城邦组成的、彼此之间争吵不断的区域。而各个城邦的决策方式在大流士看来也非常的低效:
像雅典，有重大事宜必须召集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到山坡上去开会，每个议案要根据赞同者和反对者的声音大小来决定听谁的。

而在斯巴达，虽然有看似权威更大的“巴塞琉斯”（翻译者将其并不贴切的翻译成了“国王”），但让波斯人无法理解的是，斯巴达人居然要同时推选两个人充任此职。

古希腊城邦的这种特征，别说人类史上最早建立大帝国的波斯文明了，就是同时代的东方周王朝都会鄙夷一下：周天子虽然对诸侯的统治力，只要求他们按照离王畿的远近做到不同程度的“侯服”和“宾服”，但无论哪种“服”也都是“服从”啊。至少诸侯都承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么。所以古希腊的这种制度，在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心，亚洲各个古王国看来，属于一个奇特的怪胎，大帝们看不懂这个区域到底是怎么统治的。

所以思考后，大流士觉得对于欧罗巴，他完全可以一鼓荡平。

于是公元前492年，在多轮试探性的攻击取得成效之后，大流士一世终于下定决心，发兵5万，远征希腊。

老实说，作为希波战争中的首仗，希腊各城邦刚开始确实被波斯人打蒙了。当时的波斯帝国是一个治理结构相当严密高效的奴隶制帝国。波斯帝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期间发明了相当超前的行省制度，使得帝国的财税、征兵体系可以通过行省尽可能的深入中下层，最大限度的攫取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五万大军这个数字在今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公元前5世纪的近东，这是个吓死人的数目。同时代的希腊城邦打仗，百夫长(Lochagos)的上司一般就是整个战役的统帅了，也就是说希腊城邦的战争规模一般都维持在千人左右的程度。今天很多好大喜功的人动辄喜欢嘲笑别国战争是“村长打架”，希腊若按照这个标准，则连“村长打架”都不如——因为如前所述，最集权的斯巴达，也有两个国王。只能说是村民乱斗。

所以波斯打希腊，按说那是相当的“你告诉我怎么输？飞龙骑脸都赢了”。

但故事的剧本，却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波斯军队虽然攻入了希腊境内，甚至焚毁了雅典等城市，大流士却发现他无法奴役这里的人民。城市的摧毁与屠戮，在别的地方会换来畏惧与臣服，但在希腊却激起了更强力的反抗。上百个原本非常松散的城邦，非但没有在入侵下瓦解、溃散，反而团结了起来，庞大的波斯军队宛如陷入泥潭之中一般，越来越强劲的抵抗。在对希腊的第二次征讨当中，更发生的了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在这场战役当中，希腊联军终于非常勉强的凑到1万人左右的兵力，其所对阵的波斯当时两万精锐部队，可是“希军不满万，满万不可敌”，马拉松战役最终用一场希腊人畅快淋漓的大胜终结了大流士的尝试。

战役过后，大流士一世曾经考虑过再发更多兵力对希腊进行征讨，可是他的亲信的部将达提斯和阿塔非尼斯却沮丧的告诉自己的皇帝：“陛下，这片土地是无法征服的”。

其实，马拉松战役对波斯帝国最大的伤害不是兵力的折损，而是威信的丧失。与后世所有“大帝”一样，大流士一世的波斯帝国是一个克里斯玛型政体，统治者需要以高度的威信去压服各派势力和各省总督，使他们不敢叛乱。这就是造成了大流士必须永远胜利，不能失败。换而言之，他是一个输不起的人。

而马拉松战役的沉痛打脸，毁坏了大流士一世的威信，波斯帝国很快内乱四起，一度臣服的埃及等地相继爆发起义，大流士大帝在平乱中耗尽了心力，带着对欧罗巴的愤怒与不解一命呼呜。

大流士一世的继承者是薛西斯一世，很多后世分析者将薛西斯对希腊的再次征伐，归结为其性格中的执拗。但实际上并不尽然，薛西斯有他的考虑，大流士一世已经证明了波斯帝国囿于它的体制是一个必须一直保持胜利的帝国。所以薛西斯一世想要坐稳皇位，就必须将曾经羞辱过先帝的希腊收入囊中，证明自己是比大流士更伟大的皇帝，从而获得统治合法性。

但吸取了大流士的教训，他选择了先礼后兵。薛西斯派出使者，向希腊人宣布：王中之王、万王之王、埃及、吕底亚、巴比伦的征服者，英明伟大的薛西斯大帝允许他们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做他和顺的奴仆，而仁慈的大帝只向他们这些化外蛮民索要“水和土地”，其他概不干涉。

换而言之，精明的薛西斯这次想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胜利”——给大哥我一点面子，让我能够压服住国内就可以了。

但是历史的有趣和诡谲就在于，它总不按照你的意愿去发展。

薛西斯遇到的问题是，他遇到了斯巴达人跟他开的那个著名的玩笑——斯巴达人把他派来名为宣威，实则求和的使者丢到井里去了。你这么想要什么水和土地吗？下井去找呗。那里有的是！

消息传回波斯，薛西斯这下是不想打也得打了——这么一个蕞尔小邦居然也敢藐视波斯皇权，这要是不收拾一下，以后还拿什么镇场子？帝国境内岂不是要起义军遍地？

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打。

结果他遭到了希腊人更猛烈、更顽强的抵抗，波斯人在希腊有多大脸，现多大眼。

在温泉关，数万波斯军队遭遇了仅有数千名的希腊联军的抵抗，小小的一处靠海地峡，围攻多时，死伤惨重，就是打不下来。尤其是战阵中那处于中坚地位的三百名斯巴达人，守到了关隘陷落的最后一刻，死战不退——对于波斯的仆从军、奴隶军来说这样的伤亡早就溃散了。

在普拉提亚、在米卡尔、在萨拉米斯湾、在马拉松、以成强弩之末的波斯大军遭到了士气高昂的希腊联军接二连三的毁灭性打击。

到了战争的后期，希腊人甚至开始渡海登岸，到波斯帝国的境内去解放被征服已久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

战争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了。

于是，到了公元前450年，希腊人的全权代表卡里阿斯在波斯首都苏萨与波斯帝国签订了《卡里阿斯和约》。

这是一纸小国给大国的“城下之盟”，该和约规定：波斯必须放弃对爱琴海沿岸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出口）的控制，并承认小亚细亚西岸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地位。

请注意，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大流士一世时代一度达到鼎盛的波斯帝国就开始频繁的发生内乱，由盛转衰，最终衰落到了百余年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那个地步，亚历山大大帝得以在其东征过程中连战连捷，几场决定性会战之后，就顺利的攻灭波斯，归根结底，是百余年前他的希腊前辈们已经以小博大、以弱胜强挫动波斯帝国的锐气。

那么为什么波斯帝国进攻希腊会一再的失败呢？

其实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的，无论大流士还是薛西斯，他们都会做非常精细的战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己方可以依靠优势兵力“一力降十惠”，这个经验在当时的亚细亚战场上是屡试不爽的。

可是这些大帝们最致命的问题在于，高居王座之上的他们认知存在一个盲区，导致他们会严重误读那些从欧洲传来的消息。

这就是他们不了解古希腊的“公民”，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在他们看来，这么一片弹丸之地，分裂成几十上百个城邦，本身就是孱弱的表现。每个城邦中的公民“各自是自己的主人”，即便有国王也无法对其如臂使指，则更是国家力量虚弱到极致的特征。这样的国家，拿什么来抵抗波斯帝国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呢？这个帝国里，每一个臣民都是大帝们仆从甚至奴隶，大帝亲自统帅的长生军，并非有不死之身，而是每一个人，大帝就有权命令再顶一个人上去，而每个士兵都被教育要为他的霸业死不旋踵——这样的军队，希腊人哪有？

所以，大流士和薛西斯们不是不愿意理解希腊，而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个对手有什么力量可与其抗衡。所以总觉自己可以征服“虚弱”的希腊——这就是希波战争中波斯为什么几次征讨，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原因。

可是大流士和薛西斯们错了，在他们的认知盲区当中，有一种希腊人无比珍视的关键要素——自由。

是的，与其他被征服的国度只是“轮流变换大王旗”不同，古希腊各城邦的公民们知道自己是自己这片土地的主人。一旦自由受到威胁，他们愿意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并在战场上表现出比奴隶兵强悍的多的战斗意志。

更重要的是，波斯的入侵，让互不统属、彼此矛盾剧烈的希腊各城邦，产生了一种原本公民城邦体制最不容易产生的意识——原来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共同点的，相比于眼中只有大帝与奴仆的波斯，希腊的各个城邦好歹都尊重公民权益，不愿意被奴役。

于是波斯入侵的外力，反而让希腊像一柄利剑一样，在波斯铁锤的反复捶打之下越打越团结、越打越刚强，最终百炼成钢，化作了一柄最终杀死波斯帝国的利剑。

希罗多德的《历史》写了两千多年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汉森写了一本书，名叫《杀戮与文化》。

在回顾希波战争时，汉森也重点谈了一个问题：希腊对阵波斯时的最大优势，其实并不在军事技术或战略战术上的，而是其背后有一整套政治、社会与文化体制，让希腊人可以采用一种波斯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来战斗。

比如公民权可以让每一个希腊战士相信自己的每个战友都会像自己一样死战不退，从而放心的把掩护自己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体右侧战友支来的面牌，而自己的盾牌则用于保护左侧的战友。结成无比强悍的战斗方阵。

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战斗方式是波斯人根本无法理解、更不可能学习的。

所以波斯的大帝们对希腊自由民的强悍一无所知，更对侵略将造成的希腊各城邦的团结一致毫无准备。这导致再英明的波斯君主，也难免掉入这个陷阱当中。

所以不能怪大流士和薛西斯们老迈昏聩、刚愎自用，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都是王权游戏中的胜利者，是诡谲狡猾、善用权术的。但希腊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理解世界，夏虫不可语于冰，井蛙不可语于海。“大帝”们不可语于公民，如是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以弱胜强的希波战争，被称为是“欧洲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就是说，在希罗多德看来，欧洲其实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

什么叫欧洲？谁是欧洲人？如果按照《历史》中的定义，当面对“大帝”们派来的大军，那些愿意拿起武器，保卫自己自由与权益的人，就是欧洲人，反之则不是。

以这个视角去解读，你会发现欧洲在历史上其实几度消亡、又几度复兴。

的确，历史上的欧洲几乎从来没有统一过，在大多数时间，它就像当年的希腊各城邦一样分裂、嘈杂、内部矛盾众多。但，奇怪的是，每当有“大帝”看到欧洲的这种“虚弱”，试图以武力征服之，人们又会继承他们希腊祖先的衣钵，团结起来，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所以拜伦才会说：我们都是希腊人。

的确，现代社会的公民逻辑，起源于希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都是希腊人。

愿意、并能够为自己而战的公民，是一种至强的武器。无法理解这种至强武器的地方，总是无法征服紧握这武器、不愿撒手的欧洲。

“行人，请向斯巴达人，传达我们的消息，忠于对祖国的誓言，我们战死在这里。”——温泉关铭言

全文完

 本文6000字，随笔一篇，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