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随着中国历史不断发展前进的，汉字是全球使用时间最长没有出现断层的文字，已有六千年的历史，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我国书法的历史是从甲骨文开始的。书法的演变一般是指书法字体的演变，中国书法主要有五种书体：篆、隶、草、行、楷。中国书法史也根据书体的发展，分为不同的时期。

瓦当是建筑顶部使用的筒状瓦的顶端下垂部分，是起着蔽护作用的建筑构件，通常在宫廷、庙宇和达官显贵的府邸上使用。

秦汉时期的瓦当为陶土烧制而成，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琉璃瓦，到了隋唐时期烧制技术逐渐成熟，元代时皇宫建筑开始大规模使用琉璃瓦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瓦当处于古代建筑的最显眼之处，除了起到装饰美化和蔽护建筑物檐头作用外，通常会有装饰图案和文字，显示其设计理念以及主人身份地位，包含着礼制思想和民俗内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内容。

瓦当图案具备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与篆刻艺术有着同样的契合点，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秦汉时期是封建制度逐渐完备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文字演变和书法篆刻艺术发展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秦砖汉瓦”在金石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瓦当又被视为“石”部中的重要品类。

一、动物图案  秦瓦中常见的动物纹饰有鹿纹、豹纹、龟纹、鱼虫纹、凤鸟纹等。这些纹案对两汉肖形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二、植物图案  秦的植物瓦当中常见的纹饰有葵花纹、叶纹和莲花纹，莲花纹多为单瓣，瓣间有花萼，中心突出花蕊。

三、云纹图案   秦汉时期云纹在瓦当中大量使用，云纹吸取自然界中云朵、羊角、蘑菇、葵花等素材，逐渐演化成羊角形云纹、蘑菇型云纹、葵花纹等，最终发展成为抽象的云纹，华丽美观、构图精美、极尽变化，高耸入云的非凡气势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追求“求仙升天”、“祈福安康”的强烈愿望，太阳纹瓦当里闪耀着大秦帝国威震四方的光芒。

有些文字有减笔现象如“羽阳千岁”中“岁”字下部减笔较多，以与笔画少的文字相谐为目的，删繁就简，依势变形，抓住文字结构中合理的部分，符合篆隶文字发展的规律，并对文人篆刻中的并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瓦当文字以篆书为主，兼涉及隶属，较常见的“千秋万岁”瓦中“千”字和“长乐未央”中的“长”字都有几十种写法。

文字在圆形的空间，皆能各就本位，或舒朗，或紧密，各尽其势，修短合度，字形轮廓多用近乎几何的图形，重复使用，秩序井然，给人以清晰和鲜明的感觉。有的瓦当文字则运用“渐变”的手法，或由大到小，或由强到弱，渐次变化,文字的穿插呼应，点的运用同样显出巧思，起到点睛作用，顾盼有情。字体丰润美妙、随势屈曲、章法精绝，自然、随意、奔放，在对比和变化的完整统一中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

每个朝代的瓦当都有专属的历史特点。

但即便是不同的朝代，

瓦当上的图文，

也寄寓着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看过这么多各具特色的瓦当，

来欣赏一下瓦当印

祠墓冢舍用瓦当/西汉

汉并天下/西汉

万岁/汉

长乐未央/汉

与华无极/汉

长生无极/汉

羽阳千秋/汉

此当固守/汉

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汉

人面纹瓦当/三国·吴

南京市博物馆藏

中国传统瓦当纹样拓片欣赏：

西汉“汉并天下”瓦当（拓片）

汉并天下

西汉“醴泉流庭”瓦当（拓片）

汉 醴泉流庭瓦当

西汉“宣灵”云纹瓦当（拓片）

东汉“宜官大吉”云纹瓦当

东汉“万岁”文字瓦当

西汉“千秋万岁”瓦当

西汉“长生未央”瓦当

西汉“长乐未央”瓦当

西汉“与华无极”瓦当

西汉“长生无极”瓦当

西汉“高安万世”瓦当

印章最初称作玺。秦汉的时候，开始将玺、印并称，并且不同地位的人用玺、用印有了明确的区分。秦代天子称玺，群臣及庶民只可称印。汉代除天子称玺外，皇后及诸侯王亦称玺，群臣则又有等级区分，或称章，或称印。玺、章、印都是古代作为权力的象征和昭明信用的凭证。

　　过去，一般研究者认为，印章的起源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这自然是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是相当保守的说法。这一说法主要基于目前存世的大量古玺印绝大多数是战国时期遗物这样一个事实。但实际上，春秋战国之交，已经进入了印玺制作和使用都比较成熟的时期。在玺印的成熟期之前，应该有相当长的时间为玺印产生和发展的时期。

　　对于印玺的起源，《后汉书·祭祀志下》曾有所推断，说“尝闻人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至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虽然这个说法过于笼统，并不能据以对玺印的起始具体时间做出判断，但却指明了印玺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要。

　　从汉代纬书中的一些神话传说也反映了古代使用印玺的时间很早。关于印玺早期使用情况的文献资料，最重要的见于《周礼》，如《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郑玄注：“玺节，印章，如今之斗检封矣。”《周礼》记载的关于印玺使用情况反映了比较早期的史实，因为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玺印已经大量甚至是主要用于政治方面了。

　　此外，近人论印史，还举出《礼记》有“固封玺”的记载，如黄宾虹在《周秦印谈》等文中就曾提及，沙孟海《印学史》也引用了这条资料。

　　20世纪30年代，古董家黄濬在其《邺中片羽》中首次著录了三枚传为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见图一、图二、图三），引起了考古、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继著录和选录的有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胡厚宣《殷墟发掘》、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

来源：松风鹤影；图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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