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不合，他又走了

当政者沉迷美色，走人。

与君王谈论治国理政，君王心不在焉，抬头看天上飞鸟，走人。

君王跟美女同乘一车，把自己这个大学问家撂在另一驾马车上，走人。

走人，走人……

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但是一言不合，恕不奉陪。

这就是孔子。

他多么希望能够被重用，能够把自己的学问应用在政治治理上，为百姓造福，为后世的政治治理树立典范，但是这个污浊的世界，人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天下为公”者，实在稀有。

每个大人物都那么尊重他，但是他经常都很不屑，觉得他们不配，遂“命载而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孔子从不后悔。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600多年了，历朝历代，什么硬骨头都见过，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另一个比孔子更“拽”的人了。而后世有那么多硬骨头，基本都是在效仿孔子的“拽”。

他为什么那么拽？

孔子有很多封号，粗略统计，从鲁哀公的“尼父”，到清朝顺治皇帝的“至圣先师”，15个帝王给过他16个封号。

表述不同，但说的意思都是两个。一个是孔子很厉害，是“圣人”，另一个是我们要以他为师，即“先师”。

“圣人”不是封号，孔子活着的时候，就被称为“圣人”。如孔子在卫国，他的弟子冉求就对鲁国的季孙氏说：“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

也就是说，在当时，其实全中国都知道孔子很厉害，不管是国君、大夫还是反叛者都承认，他的学问道德，都臻于人的最高境界。

且看几个例子。

孔子17岁的时候，鲁国大夫孟僖子临终，嘱咐他的接班人孟懿子说：“孔丘，圣人之后，等我死后，你一定要去拜他为师。”孟懿子照办，带着他的兄弟南宫敬叔一起成了孔子的徒弟。

孔子30多岁去过齐国，和齐景公一席长谈，齐景公五体投地，就想要给孔子一个封邑。

季孙氏家臣公山不狃叛乱，“使人召孔子”。

鲁定公起用孔子，“齐人闻而惧”。逻辑是这样的：鲁用孔子，则鲁国必强，鲁国一强，作为近邻的齐国就遭殃了。于是齐国就用上了反间计，给季孙氏送了80名会奏乐、跳舞的美女，实际掌权的季桓子“三日不听政”，把孔子气走了。

这个“圣人”，令人仰慕，也让别有盘算的人感到害怕。

“圣人”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自己回答过鲁哀公，人分“五仪”，即五个等次：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和圣人。“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

现在我们去各地的孔庙、文庙，一般都能看到左右各有一个牌坊，一边是“明并日月”，另一边是“德合天地”。

这个人，掌握着自然法则、宇宙运行之真理，而且能够把这种大道与人性相结合，用以教化万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

这是政治治理上最大的学问了。

在孔子之前，没有一个人掌握过这种高深莫测的系统化的学问。人们知道他很厉害，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他的学问究竟是哪里来的，孔子自己没有说清楚过，他的徒弟们也不知道，当时的权力阶级也感到很惊诧。

卫国的公孙朝就问过孔子的徒弟子贡：“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子贡的意思是，学问没有消失，它藏在人身上，孔子“无常师”，从无数人的身上学到这些学问。

这可能是实情，孔子就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也曾向郯子、苌弘、老聃、师襄问学，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系统性学问源头的解释。

孔子是没落贵族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不是合法的贵族后代，所以从小在母亲家长大。母亲家是穷困的底层，“贫且贱”，不可能有什么书籍（竹木简时代书籍极为难得），也不可能常常接触高端礼仪场合，见到很多有学问的人。

但孔子不但“多能鄙事”——很粗糙的活儿都会干，而且小时候玩耍都是演习礼乐（俎豆之事），长大后多才多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无一不精；《诗经》《尚书》《周易》这么难懂的东西，也都有很高修为；单就个人武力而论，也是百里挑一，3000弟子，最能打的是子路，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全天下都知道孔子无所不知，所以有任何解不开的疑问，都去找孔子。

孔子正跟陈湣公说话，天上掉下来一只隼，隼身上插着一支奇特的箭，没有人认识。孔子看了，娓娓道来，说那是肃慎氏之矢，先王按照礼仪（礼仪的内容也解释得很清楚），把它赐予陈公你的祖先，你去老府库里查一查，一定找得到。派人一查，果然是守府库的卫士看到隼，情急之下取出了库藏肃慎氏之矢，把它射了下来。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但他故意说是狗，孔子说，你别骗我，那应该是羊，然后一通解释。

博学精深，天下仰之。这真是令人无法理解，只能以天才称之。

子贡其实也搞不明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他就是天生的圣人。其实太宰之问已经包含了一层意思，圣人就是天生的。后天学习，最高的境界只是君子。

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差不多同一时期，西方出现了古希腊先贤的璀璨星空，中东诞生了耶稣，在南亚，则有佛祖降世。这个人类智慧集中爆发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期”。

其中任何一位，都带着天才的光环，无从解释。

孔子究竟有什么高深学问，让他年纪轻轻就负有如此盛名呢？

这个人，“述而不作”，相当于只讲课不写文章，也不出版书籍。我们今天了解的孔子学问，主要是徒弟们的回忆、记录，大多是只言片语；徒子徒孙们又根据孔子教诲，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但其中哪些是原汁原味的内容，则很难获知，更遑论系统性。

无法展开来说，但我们可以从逻辑上一窥其要。

“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孔子的学问最简洁的表述，就是“道”。“道”用今天的话说，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宇宙运行的普遍真理，也就是自然法则。

道与德是共生关系。道是自然法则，是最高的规律。在基督教，是上帝，在佛教，是法，但是孔子不相信人格化的神，不认为这种最高规律是一种意志的结果，它只是自在的、不可违逆的法则，也可以叫做“天”，或者合起来称为“天道”。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世间一切，都遵从天的意志，自然和谐地运转。每一种物质，每一个人，处在不同位置，但都在天道的控制之下。回应天道的方式有别，但又都是既定的，做对了的情况只有一种。这种各别的又既定的顺应天道的方式，就是德。

德是道的无数化身，是和道相契合的。如果都不偏离各自的德，一个系统就运转良好，一旦偏离，就会混乱，比如水德向下，要是水往上流岂不就乱套了？折射到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道理，各种人都有自己那个身份上的德，不能紊乱。

前面说孔子30多岁见齐景公，一席话就让他服服帖帖，具体说了什么不清楚，但可以推测说的就是道与德的关系。历史简单记载说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正是各居其德，各尽义务，达致和谐治理。

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等等儒家概念，都是从道与德的关系中细化而来的。

那么，孔子的思想要用于治理，首先就要明白道是什么，德又是什么，要能够通晓万物之德，才能进行治理的安排。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就是因为他自己以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就是那个明白天道、通晓万物之德的人，这种人是身负天命的。

所以你看他有多狂。

桓魋想要杀他，他说：“天生德予予，桓魋其如予何？”

——我这个人是承载上天之德的人，代天弘道，桓魋他张牙舞爪，又能拿我怎么样！

被匡人包围起来，危在旦夕，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如果我继承的学问注定要丧失，那么我是不可能了解它的，既然我了解它，说明上天的法则就是要它传承下去，匡人能拿我怎么样！

这种狂，后来就成为了儒家大师的传统，直到近代，辜鸿铭、章太炎、梁漱溟这些人，一样有这种“我身负大道，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的傲气。

比如梁漱溟，1941年他乘船离开香港，天上日寇飞机轰炸，水上又可能碰到水雷，危机四伏，船上的人都彻夜难眠，只有梁漱溟呼呼大睡。问他为什么不害怕，他说：“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这便是孔子遗风。

“五十而知天命”，后世总是误解孔子，以为他说到了五十岁，就听天由命了。其实他是说，到了五十岁，他才明了上天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就是前面说的，“天生德予予”。

前方说过，齐景公曾经想要给孔子一个封邑。但是这事没办成，因为晏子出来阻挠。

晏子的理由是儒者“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齐景公听了他的话就放弃了。

这个故事，叫做“晏子沮封”。

这是故意歪曲，肆意夸大，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宣传共产党人要“共产共妻”差不多的意思。而其动机，大概也差不多——这是政治斗争，晏子可能是为了防止孔子得到重用，自己地位下降。

晏子是个贤人，是个聪明人，但不是一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人，所以也谈不上是个君子。后来晏子的家族成为齐国权臣之一，一同塑造齐国纷乱政局，最后田常杀害了姜太公的后人，窃国为侯，这就是政治家各怀私心、不顾大道的后果。

但孔子是个君子，还称赞晏子“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楚昭王也曾经想给孔子七百里封土，这时又出来一个令尹子西。他说，当年文王武王就是凭借几百里封地起家，夺得整个天下，如今孔子要推行文武之道，手下的子贡、颜回、子路、宰予……个个都是绝顶牛人，你给他封地，用不了几年，整个楚国恐怕都是他的了。

与孔子一向神交的楚昭王，也打消了封土的念头。

这两个故事讲得比较详细，是为了说明一个情况：在当时，孔子之所以去哪都不被重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家们各怀鬼胎，要么嫉贤妒能，要么生怕孔子的改革撼动他们的现实利益。这样的故事在孔子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不必一一列举。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孔子的道本身太大了，这个急躁、污浊、天下为私的世界根本装不下。这一点，孔子和子贡、子路、颜回都交流过，但是后代商鞅的经历，可能更有说服力。

商鞅去见秦孝公，先“说之以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说之以王道，“未中旨”。帝道，王道，合称帝王之道，是五帝三王的治理之道，那就是孔子的思想，仁德治国。秦孝公拒绝得很直白：“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孔子之道，就是实行起来太难了，要求太高了，而且需要太长的时间。每个人都在自己位置上各合其德，做出榜样表率，彼此仁爱，相互尊重，构成和谐治理，这需要“数十百年”，哪个有为君王能等得了？

他们需要的是术。商鞅最后“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

孔子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他不屑于提供术，君王问他这个，他往往拒绝回答。《史记》中记载，卫灵公“问兵阵”，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还有，卫将军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孔子。“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

孔子当然不是不懂军事。公元前484年齐国伐鲁，他的弟子冉求带着比齐军弱小得多的鲁军打败了齐军，季孙问冉求从哪里学来的军事能力，冉求就说是跟孔子学的。

他是不屑与君王谈论这么琐屑的问题，也希望君王治理的重点不要偏向这些枝节，而要一心从道。

但在当时，正逢乱世，霸道横行，国君们真正关心的是在凌乱世道当中如何进行权力斗争，确保政治地位，或者如何让国家强大起来，不被人抢夺、征服乃至平灭。纵有明君，其远大志向，也莫过于称霸一时，像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无论是自保还是称霸，需要的都是商鞅所谓“强国之术”，而不是理解天道，修正自我道德以符合天道，为万民之表率。

所以人人皆知孔子之圣，但因为他愿意拿出来的东西是人性，是道德，而不是权术，所以他去哪里都是处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是郑国人用来形容孔子惶惑无助之态的生动修辞，也为后世广为传颂，而对圣人如此不敬的形容还能代代相传，是因为孔子自己承认它。“然哉！然哉！”，孔子说，他说得对，说得真对。

但要知道，孔子四处流浪，除了在蒲、在宋、在匡、在陈蔡之间几次被阴谋家或者误会的民众追赶、劫持、围困之外，从来不是被赶走的。因为他名声太大，当政者谁也不敢承担赶走圣人的罪名。他是看到大道不行，对对方非常鄙视，自己“命载而行”——就是自己主动走人。

比如，在鲁国当大司寇，看到季孙氏沉迷齐国女乐，一气之下，走人。

晋国的实权人物赵简子有意励精图治，使人召孔子，孔子已经在去的途中，正要过黄河，听说赵简子杀了贤人窦鸣犊和舜华，立即就决定终止行程。这个孤独的身影，对着黄河慨叹：“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卫灵公与孔子一同出行，让他的美妾南子还有宦官共乘，而让孔子单独乘车跟在后面，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回头就走人。

走人，走人……各种情况下的走人，连缀起孔子周游列国14年的人生。他知道，一旦走了又是艰难的流浪，却高傲地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

艰难的时候，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老师啊，你能不能放低一点要求呢？

孔子回答说，好的农民会耕种，但不一定能收获，好的工匠技艺高超，但做事不一定能完全按照别人的意思来。我是要昭明大道，制定原则来约束，统摄万事而治理，而不能被接纳。端木赐啊，你不专心学习大道，却总想着被接纳，你的志向不远，目光太短浅了。

在政治面前，孔子真的很“拽”，一言不合就走人，决不贪杯恋盏。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总有风骨嶙峋之人，傲世独立，绝不同流合污，在政治面前不卑不亢，内心光明绝不屈节，这就是孔子以身作则树立的人格榜样。

孔子以前，中国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商纣王时期，梅伯、商容、比干面对政治无道，以死谏争，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贵族，对这个政权几乎负有无限责任。

孔子就说过，比干死谏，那是因为他是纣王的亲戚，是一家人。君子应该保持独立性，尽自己最大的责任，如果还是无能为力，政权仍要逆天而行，那就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这个政权，走人。

鸟能择木，你可是有翅膀的，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宠物。这就孔子为中国知识分子开创的“道统”。

孔子是“殷人”，商朝遗民，他的先祖弗父何原本可以做宋国国君，但他让给了弟弟宋厉公。

在商朝，最有知识的就是那些神职人员，他们负责卜筮吉凶，主持典礼，乃至帮人们统筹丧礼，当“治丧委员会主任”。商朝灭亡之后，周朝对殷商遗民严厉看管，把他们放到宋国这样一个小地方，“诸姬环伺”，原先的贵族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几百年下来，形成了非常懦弱的性格。

孔子的祖先正考父是宋国重臣，顾命三朝，做事情却越发恭敬，甚至到了卑微的程度。“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

胡适先生考据论证认为，儒者，就是殷商教士后裔，儒的本意就是懦。左脸挨了一巴掌，把右脸也转过去等着挨打，习惯了“犯而不较”的不抵抗主义。

春秋时期周政权对殷遗民的管控能力已经转弱，殷遗民中的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思想自由，但其中多数人，处事还是退避为上，“犯而不较”，这就是道家的作风。在“儒”的原初意义上说，道家其实是比儒家更加正宗的儒者。

孔子可不是这样，他认为自己身负天命，自己精通的道与德，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这些知识至高无上，不可能屈从于任何强制力。因此，他纵然颠沛流离，却从不后悔，多次身陷险境，也从不惧怕。“我这种人是死不了的。”

天命这个东西，不是殷商之物，恰恰是周朝的武王、周公开创的。商朝时期的意识形态认为，政权以及人的命运，是由祖先来保护的，商王的祖先只保护他们的后代，所以别人去献祭巴结是没有用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不可能篡夺政权。

周朝灭商之后，为了阐述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引入了天命观。上天不会只保护哪一个家族，而是谁有道——顺应天道，就会保护谁，就会让谁获得政权。这种天命观，为政权更迭赋予了合法性，它是封建时代创立的，又为封建时代的结束埋下了伏笔。

孔子就是顺着这种天命观的藤，往它的根部摸去。最后他发现，天道就是要求政权仁德爱民，因为人民是政治的根本。人民不是政治的手段，而是它的目的。天命其实就体现在民心当中。在《孔子家语》中，他就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道，对政治的要求、对所有人的要求都是德，“政者，正也”，君王以身作则遵从道德要求，符合天道，则“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君王应当有德，但不是人人都像孔子，“天生德予予”。君王之德是后天的，这就要儒家知识分子自身先掌握道与德，再去教会君王，“致君尧舜”，达到仁德的治理境界。

孔子说得有理有据啊，周王朝的《尚书•泰誓》不是说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对政治，观其行听其言，都是通过老百姓这个渠道的，民心就反映了政权是好是坏了。

把人作为政治的目的，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政治哲学转变。在孔子之前，大部分人，都是被奴役的，被钉死在低贱的阶级地位上的。孔子告诉中国人，如果政权不仁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与诉求，那么它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决不能屈从权力，而要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去校正权力。百姓就是民心，民心就是天命，就是“道”。所以后世知识分子，总有一些为民请命之人，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从道不从君”。

这是孔子留给中国的宝贵遗产，直到今天，这些思想也是熠熠生辉。

    编辑 | 何焰

新媒体编辑｜苏米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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