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代孕机构看到恐怖的事：孕妇生育的全过程，被做成了收费视频 | 我会拯救你13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有位女性朋友给我说过一句挺惊悚的话：

公共女厕所里，藏着让女孩万劫不复的东西。

说完她给我发了一条高价代孕的小广告。

类似于这样的。

幸亏现在大家防范意识提高了，所以经常能看到这些广告被涂改划掉，还被用来提醒其他女孩“爱自己。”

代孕这一黑产自打被公众关注以来，就面临着诸多争议。

但如果看不到风暴中心的当事人在经历什么，这样的讨论很难保持客观，也没有意义。

2019年，女社工侯小圣亲自暗访了代孕黑产，并遇到了一个代孕妈妈。

她详细记录了，这个女孩在成为代孕妈妈后，被关在地下室里，经历了什么。

2019年初冬，我走进了维州市中心的一家产后康复机构。

有人告诉我，就在这家漂亮的粉红色建筑的地下，有一家非法代孕中心，关着十几名孕妇。她们的吃喝拉撒都被人严密监控，防止逃跑。

我在网上搜到了这家代孕机构的网站，网站上最显眼的位置写的是“诊所”，下面一行小字写着“成为父母”。

我填了表格，冒充了一个“怕疼不想生孩子”的女性，很快被一个电话邀请来到这里。

一楼大厅宽敞明亮，放着舒缓的音乐，墙上海报写着“女性力量”，海报前，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人在等我。

他把我带到前台，给了我一堆表，一边看似不经意地问我，在澳大利亚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想生孩子？有没有结婚？我按照自己的“人物小传”一一回答。

直到他问到我是怎么知道他们的。

我想了想，说是朋友介绍的。他问我哪个朋友？我说凯莉。他又问哪个凯莉？

我一时说不上来，男人盯着我看了一会，突然把表格从我手里抽走，让我下次再来。

我心里一沉，虚张声势地说，是我再跟你约时间还是让凯莉跟你约时间？

他只做了个让我出去的手势。

我站起身往外走，临出门时，不甘心地回头看了一眼，正对上那个男人怀疑的目光。

我不知道，是否就在此刻，就在我的脚下，有十几个女孩正在静静地坐着，听着瑜伽房里的音乐声，望着地下室天窗的一线阳光。

我是一名留学澳洲的司法社工，但也是一个25岁的女孩。不得不承认，这一刻，我有点害怕了。

接触这起案子，是因为一个名叫妮可的失踪女孩。

那起案子从开头就透着诡异——因为来报案的人，妮可的姐姐，行为非常古怪。

由于没有执法权，我们机构很少接失踪案，但这个姐姐却在一个周一下午冲进大厅，说她妹妹妮可失踪一周了，报了警警察不管。

我打遍了附近警局的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却发现根本没有报警记录。

被我戳穿谎言后，这个姐姐直接落荒而逃，回去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妹妹已经回家了。

我说是吗，那让你妹妹接电话，她说妹妹睡着了。

我越聊越觉得不对劲，这时一个男人抢走了电话，他说他是妮可的姐夫，让我“少管闲事”，接着就挂断了。

我反手就报了警。

一周后，警察通知我去认人。他们没有在姐姐的家里找到妮可，而是在一群流浪汉中找到了她。

流浪汉们说，这姑娘来了一个多月了，除了一身衣服什么都没有，和他们一起睡在烂尾楼里，他们也不知道她的来历。

我到的时候，妮可正坐在一家麦当劳门口的椅子上发呆。初冬的天气，她只穿了一条单薄的裙子和一双拖鞋，冻得脸色铁青。

但即使这样，她竟然还是很漂亮，五官立体，额前的碎发挡住眼睛，有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我买了一杯热咖啡给妮可，蹲在她面前，等她开口。

好半天，她才吐出一句话：“救我。”

妮可说，她被人强迫代孕，被关在了一个半地下室里，她是从那里跑出来的。

她两只冰冷的手紧紧抓着我，眼神慌乱，说话上句不接下句。我试图搞清楚状况，提起了那天找我报警的人，也就是她的姐姐凯莉。

没想到，妮可一听到这个名字，眼睛突然睁大，接着狠狠甩开我，站起身往后躲，一边大声尖叫，喊着警察。

警察冲过来把我拉走，我只来得及回头看妮可一眼。警察给了她一条毯子，我给她买的那杯咖啡被丢在地上，还冒着热气。妮可低头拽着自己的裙子，盯着地面。

我才发现，她穿的是一条孕妇裙。

警察把妮可送到了医院，检查发现，她正怀着三个月身孕。我再次赶往医院。

鉴于之前被误会过，我一进门就先跟妮可解释，说我不是你姐那边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可以告诉我。

事实上，我觉得她姐姐很可疑。

而妮可听到“姐姐”这个词，再次露出痛苦的神情。

她说，逼她去做代孕的凶手，就是她的亲姐姐凯莉。

在澳大利亚，并非全部代孕行为都是非法的，只有商业代孕才可能被判刑。但如果是逼迫、囚禁代孕，就更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妮可说，姐姐凯莉偷拍她洗澡换衣服，用裸照威胁她去代孕，把她送到了市中心一家产后康复中心的地下，关了整整十个月，房间里都是尿骚味和蟑螂老鼠。

她近乎歇斯底里地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快把她抓起来吧。”

我很严肃地告诉妮可，我们需要取证、询问、问讯、抓捕，还需要她作证、出庭，这些环节之后才能实施逮捕。

妮可还是反复问，有没有更快的办法？

我只好在病房里就开始取证，我问妮可，威胁的裸照和聊天记录有吗？

妮可说在她姐姐手机里，让我们抓了凯莉就知道了。

我问那你知道你姐姐拿了多少钱吗？你知道她的账户吗？

妮可支支吾吾，不说不知道，也不说知道。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转账记录可以作为逼迫代孕的证据，也可能是自愿代孕的证据，如果妮可曾经收过钱，她也会被认定为从犯。

我安慰妮可说，你只要说实话，我们记录下来，在打官司的时候做陈述，会尽量对你有利。

妮可憋了半天，说自己可能分了一点钱。

我问她一点是多少，她掏手机，说去账户里查查，在屏幕上点了半天，又说病房里信号不好。

但她床头有一盏灯，从灯罩反光里，我清楚看到她根本没点进银行app，她只是胡乱在界面上点进几个app又退出。

我突然产生了一点怀疑。这个妮可，真的是被她姐姐逼着去代孕的吗？

很快，警方正式介入。妮可做笔录的时候，作为她的陪同社工，我也坐在旁边听着。

她跟警察又讲了一遍自己被逼代孕、代孕中心有多不人道等等，警察也又一次问了她有没有收钱的问题。

妮可偷瞄了我好几眼，警察大声阻止她，让她有什么说什么。

最终，她低头承认，她收了代孕费，一共14万澳币（约合66万人民币）。

我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不太可能还有个姐姐从中“抽成”，妮可就是自己把自己卖掉的！

我知道，澳洲其实有不少人会“自愿”参与商业代孕，觉得成本低，来钱快。我很不能理解这种想法，更不能理解妮可，为什么要用自己代孕的事情栽赃姐姐？

警察警告地对妮可说，你姐姐凯莉已经被捕，我们马上就要去询问她，有什么话你想好再说。

妮可看看我又看看警察，突然说，如果我是“自愿”的，你们就不抓她了吗？

妮可说，她有证据证明她的姐姐凯莉和代孕机构有勾结。

妮可做代孕，最开始就是被姐姐凯莉推荐的。

凯莉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那家代孕机构，先去做了“卵妹”，也就是有偿捐卵。回来后她说觉得很轻松，是个挣钱的好路子，力荐妮可去。

但不知道为什么，妮可第一次代孕的体验和姐姐完全不一样。她被买家点名做“代妈”，要亲自在地下室怀胎十月。

妮可成为代妈的第一天她就后悔了，她受不了地下室的环境。但姐姐一直劝她，流产比分娩更伤身体，不如生下来，还能拿一大笔钱。

妮可坚持了十个月，终于完成“第一笔”。是剖腹产，因为买家不知道从哪听说，提前剖腹产对孩子好。

刚生完孩子，她就被接回地下室坐小月子，不到一个月后，她的第二个客户就来了。

机构里给她们“派单”的是个干瘦的男人，一口牙几乎全是龋齿，一说话一股恶臭迎面而来，他凑近妮可说，你挺幸运的，这次客户指定你，要求孕母怀孕母生。

这是最贵的一种模式，但也是最痛苦的一种模式，要取卵加怀孕加分娩。

妮可不敢直接拒绝，怕得罪机构拿不到钱。她借口后背疼，在机构里又喊又闹，要求把她送到医院。

机构最终答应送她去一个私人按摩所。送她去的人睡着了，她从男人身边溜过，一口气跑下二十几层，躲到了旁边一家便利店里，等到天黑再继续逃跑。

当时妮可身上只有手机和几张纸币，加起来只有一百多，她又冷又饿，最终躲进了一家小旅馆。

第二天，姐姐就开始给她打电话，留语音信箱，发消息，先是问她是不是出去玩迷路了，又问她是不是在机构里和人吵架了。

妮可不敢回复，怕姐姐失望。

姐姐说你先回家，咱们一起想办法，还说如果妮可真是被代孕机构的人欺负了，她就要去闹。每一句都像她们从小时那样温柔、可靠。

有天早上，妮可看见姐姐发来短信，问她住在外面有没有换洗衣服。她突然哭了。

她分娩后的恶露还没有排完，没钱买卫生巾，只能用毛巾垫着，每天早上起来洗一遍。有时候晾不干也要硬垫，她觉得自己身上特别难闻。

妮可接了姐姐的电话，感觉心里涌起无限的委屈。她问姐姐可不可以帮她和机构的人说，她以后不再接单了。

凯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说马上来接她。

妮可回到家后，凯莉先是安慰她，接着突然拿出了一份合同，说这是自己替妮可签的，合约内容是五年内不能跟机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违反就会被机构“处理”，最终可能会坐牢。

妮可真的信了有这么份合同，她的反应是不高兴，撒娇闹着要姐姐去处理合约，反正她就是不回去。

直到有天下午，她和姐夫坐在一起，聊到这件事，姐夫突然点开了一个网址给她看，说你不知道吧，你的视频已经在网上满天飞了，你不回去的话，后果还会更严重。

她看到一段视频，是从很低的视角拍摄的，视频里的她正坐在床上换睡衣。视频里可以清晰地看见她的脸，和微微凸起的肚子。

和自己的姐夫坐在一起观看偷拍自己的视频，妮可说，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羞耻和恐惧。

她问姐夫视频是从哪里来的，姐夫说，就是他从视频网站上随手刷到的。

他告诉她，这在色情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的标签，就叫“孕妇色情视频”。

姐夫没有细说，妮可自己上网查，发现这类视频确实有很多，但姐夫看的那个网站上所有的视频，背景都是妮可最熟悉的那个地下室。几乎每一个她熟悉的孕母，都出现在了镜头里。

那个网站，就是她去的代孕机构开设的。

听到这里，我立刻明白了妮可为什么怀疑姐姐——哪有这么巧，姐夫就刷到妹妹的视频？如果是我，确实会怀疑偷拍甚至代孕产业背后，都有姐夫甚至姐姐的操纵。

但妮可告诉我，这还不是她开始怀疑姐姐的节点。

网站上分付费内容和免费内容。免费的就是一些起居日常的直播，吃饭、按摩、换衣服；付费的部分是按房间分的，比如厕所。

更恐怖的是，她发现这里面还有一小部分买家，喜欢看“分娩直播”。

他们可以选择定制购买某一个“主播”的分娩视频，或者也可以按类型选择，是想看一层层剖开肚子的剖腹产，还是想看宫口收缩的自然分娩，只要钱给够，甚至可以直播。

直播视频一条4999澳币（约合2.3万人民币）。

就在她被打了麻药被一层层剖开的时刻，有一个摄像头正对准她的裸体拍摄。

他们在每个环节，榨干一个女人的所有“价值”。每个环节，都有人愿意当买家和卖家。

妮可没有找到偷拍姐姐的视频，她觉得可能是姐姐代孕的时间比较早了。她把其中一部分陌生人的视频给姐姐看了，姐姐有些震惊，说不知情。

她相信了，当即摩拳擦掌要替姐姐和自己向机构索赔，并要求下架视频。

最初她开价，要求给姐姐和自己各赔偿8万澳币（约合38万人民币）。机构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他们在另外一件事上争论不休——妮可要求下架的不止是自己和姐姐的，而是所有人的，少一个她都不和解。

机构说，我可以给你赔钱，下架你的视频，但你不好管这么多吧。这些视频都有买家指定要，全部下架对我们损失太大了。

妮可则认为，她们所有孕母，都是签了合同、为了报偿，自愿来代孕的，但偷拍是合约外行为。所以这些视频必须被删除。

说实话，我不支持代孕，我不认为有人“自愿”，就可以把自己放到秤上按斤两卖，但我仍然被她这一刻表现出的勇气和责任心打动。

这姑娘有自己认可的道义，而在她的道义之上，她绝不自私，会把其他人的利益和自己的一样重视。

为了取证，妮可甚至自己注册了网站会员，买了个一次性手机卡，装买家，联系网站客服要买“更私密的”视频。

网站客服说定制视频要出示播放记录和充值记录，妮可忍着恶心，花了几天把全部免费视频看完，又充值解锁了一大堆视频，成为高级会员。

她把高级会员能看的视频几乎全录了下来，作为证据。

后来我看到这些视频时才发现，因为不会设置电脑，所有这些视频都没有声音；还有一些网站设置了反录屏程序，她存下来的直接就是几十分钟的黑屏。

她用很笨的办法，坚持不懈地和机构拉锯，每天都往机构跑，堵在门口问他们想怎么解决。

接待她的人一度松口说正在商议了，但紧接着有一天，他们的态度突然变得很强硬，说你已经拿了赔偿了，我们不用再谈了。

妮可才知道，姐姐凯莉背着她偷偷找了机构负责人，提出不用删视频，自己可以代表妹妹接受赔钱和解。

妮可回家质问姐姐，姐姐说，反正那些视频不可能删的，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备份？最后的结果就是既没拿到钱也没删视频，还不如抓紧钱。

凯莉把支票递给妹妹。妮可说，当时她气坏了，想学电视剧那样把支票撕烂，但想到是16万，理智上根本下不去手。

她把那张薄薄的纸放回桌面上，姐姐的目光跟着移动。

妮可看见支票旁边放着姐姐常用的账本。从她们开始做代孕起，姐姐就在用这个账本记她们的收支，现在那个账本上已经写了一个大大的“80000”，后面一个加号，代表收入。

妮可突然觉得无比荒谬。因为那个账本的最终目标，是她们姐妹俩想买一套房子，住在一起。

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买房并不是一件非常刚需的事情，所以她一说这件事，我反而突然明白了她的感受。

我见过她的妈妈。因此我知道，对妮可来说，这应该是她作为一个孩子，第二次被抛弃。

在姐姐凯莉刚刚闹出报警的乌龙的时候，我就查过她们登记的住址，结果发现这个房子正在被出售，而她们父母早已搬到了新家。

我去了一趟那个新家，找到了姐妹俩的妈妈。当时妮可刚从街头被找回，我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就只告诉妈妈说妮可遇到了麻烦，上午刚被警察带走。

但那个中年女人既没有露出紧张，也没有惊慌，只是很平淡地盯着我，说她管不了，“妮可有个姐姐，你找她吧。”

我很惊讶，说妮可又不是她姐生的，你们是把小孩子给大孩子养了，自己当甩手掌柜吗？

女人也不反驳，只一个劲儿摇头，说姐妹俩都二三十岁的人了，自己不想管也管不了。

这对父母与两个女儿之间的关系，似乎比陌生人还要疏远。

妮可告诉我，她们是偶然看到土地开放商寄来的信，才知道自己爸爸妈妈要卖房。

姐姐凯莉试着问过父亲，“你们”是不是要搬家，她爸说不知道，这些事儿我不管，你问你妈。

她们没有问。在妮可看来，这就是很明确的信号，爸爸妈妈不会带着她们搬家，她们得自寻出路。

但我没有在妮可的脸上看到太多对此的痛苦。在她看来，爸爸妈妈从小就是这样，而她真正依赖的对象，也从来不是他们，而是姐姐。

妮可记得，小时候她晚上经常很饿，爸爸妈妈却懒得起来做饭。姐姐带她用微波炉热牛奶，爸爸妈妈还会批评她们声音太大，吵到他们睡觉了。

于是姐姐发明了一种不用洗碗的“泡面”，直接在袋子里用凉水泡开，挤上番茄酱，拿笔当筷子，神不知鬼不觉吃完，两个人就不用饿着肚子睡觉了。

姐姐比妮可大一岁。再大一点上学的时候，老师会把她俩一起叫进办公室，让姐姐照顾一点妹妹，写作业什么的辅导一下。

甚至高中毕业做简历、大学选专业这些理应成年人出面指导的事情，也是凯莉带着妹妹跌跌撞撞地做完了。

被父母放养的姐妹俩，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扮演孩子，一个扮演妈妈。

但在我看来，这种关系显然有些不健康。因为年龄差，父母和子女之间会有天然的边界感，这种边界感能够帮助孩子在依赖之外培养独立性。而妮可和姐姐之间没有这种东西。

妮可没有自己的朋友，这么多年，同学们总是把话告诉姐姐，就当转达给她。

同学们对妮可的评价是内向、做事慢吞吞、说话不理人，而妮可也乐见其成。她觉得自己没有姐姐就是过不了。

当被父母赶出家门的时候，她们迅速决定，她们要一间自己的房子，姐妹俩的房子。

我想她们其实有一种潜意识，感觉到自己在父母家中像客人，这种焦虑感使得她们觉得必须要买房，不能接受租房、暂住、住进男友家等折衷的方案。

但同时，她们之间为零的边界感也使得她们坚决要住在一起，完全没有想象过没有对方的未来。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爱，但也是十分危险的爱。

但买房需要一大笔钱，而且是立刻要。而两个孩子唯一知道的方式，就是代孕。

我再一次想起妮可在病床上滔滔不绝、近乎神经质地，念叨着她在地下室吃的那些苦。

房间里没有空调，最热的时候孕妇们只能轮流坐在窗边凉快一会。

窗户很小，几乎是个天窗，她想站起来去够，但又因为肚子太重腿酸。她起了一身痱子，又痒又不敢挠。

厕所的马桶没人清理，她们只能用尿不湿，甚至尿不湿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时候满了也不敢换，兜着一兜尿在身上，下身被沤得又痛又痒。

很多人孕反严重，房间里整天弥漫着呕吐物和胃酸的味道。她一直腰疼，夜里睡不好，会听见隔壁床的孕妇也在翻来覆去。

到了冬天，热水器又经常没有热水。很多孕母把瓶装矿泉水揣在怀里焐热，再拿来洗澡。

但瓶装水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拿来洗澡就没得喝，只能渴着，等待明天有人来送饭。

在医院听她讲述的整个过程，我的心里都在回响着一个声音：“这得多疼啊。”

2017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生孩子，也是剖腹产。前一秒还在给我发微信，说好像要生了，后一秒就不回消息了。

我在澳大利亚赶不回去，急得浑身冒冷汗。直到第二天她才回消息，跟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能感觉到肚子被一层一层切开，疼得无法思考，上麻醉也没有用，只想死。

我甚至会想起那个在医院里苦苦哀求打无痛，最终跳楼的产妇。她们不是开玩笑，是真的疼得想死。

而妮可“自愿”接受这些疼痛，为了那个和姐姐一起的家。

我有点想抱抱她。

我后来才知道，妮可第一次逃跑后，机构找到了姐姐，说如果她能把妮可找回来，说服妹妹继续干，以后妮可的代孕费就给她20%作为提成。

姐姐答应了。这就是她用假合约骗妹妹、默许丈夫用偷拍视频威胁妹妹、跨过妹妹与机构和解的原因。

当身体可以作为商品换取大额利益时，最亲密的关系也会松动。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妮可，不确定她有没有通过别的渠道知道。

妮可“自愿”出卖自己的子宫换钱，但紧接着，当偷拍视频被销售、第二个买家预定她、代孕机构和姐姐商量她的价格的时候，她已经无法叫停了。

她唯一的办法是报复。

我没有和凯莉面谈过，但是和妮可，我越接触越觉得，她的情感模式像一个12岁的孩子。

这种模式的第一个特征是，她会依赖身边每一个相对年长的人，尤其女性。

她出院后，我帮她找了一间安置房暂住。妮可走进房间，往沙发上一扑，然后就抬起亮闪闪的眼睛问：“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呀？”

我说这是福利房，你暂住是因为你现在怀孕，否则你本来应该被拘留的，作为非法代孕的从犯。

妮可撅着嘴。

我例行公事地跟她嘱咐一些诉讼相关的事，其中有一些需要她下决定，讨论到一半，她突然问我：“我要是决定不了，你能跟我住一晚上吗？我想好了跟你说。”

我说不能，她就很烦躁地说，那我不知道！甚至说你不是社工吗，不能替我决定吗？

这种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她不擅长自己做决定。而第三个特征是，当她感觉到被遗弃，她会选择报复，报复的方式是伤害自己。

我最终见到妮可流浪街头，是因为她选择了一个很傻的方式，报复“背叛”了自己的姐姐。

下架偷拍视频的谈判被姐姐搅黄后，第二天一早，妮可自己去了代孕机构。

她对机构负责人说，她想通了，不再坚持要下架视频了，并且愿意开始“接单”。他们直接约了下一次取卵手术的时间。

到了那天早上，妮可躲在自己房间里给机构打电话，说姐姐把她关起来了，不让她去手术，姐姐嫉妒她总能接到单子。

机构真的相信了，安抚她在家等等，他们马上解决。

这个谎言只要双方一碰面就会被戳穿，为了防止机构真的来联系姐姐，妮可又连夜跑到了机构门口，等他们一开门就冲进去，说我从姐姐家逃出来了，我愿意配合你们。

机构当然乐见其成，很快为妮可安排了取卵手术。妮可在机构住下，还给姐姐发短信挑拨离间，说机构这次给的钱比约定的多，不知道怎么回事。

胚胎在妮可体内着床后，她最重要的一次报复开始了。

妮可看好了地下室的地形：出了她们所在区域的大门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还有一扇门，连接着外面假装是康复中心的大厅。

有三个不同的人过来给她们送吃的，其中一个看起来比较瘦小。

妮可记住了他轮班的时间，用之前攒的空瓶装满了粪便和尿，趁这个人双手搬着一箱水进门的时候，把屎尿往他脸上一泼，然后越过他，往外跑。

她只穿了一条裙子，拿着手机和一点零钱，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出了“孕妇康复中心”。一旦来到地面上，就没有人再敢强行控制她。

然后她给机构负责人发了最后一条短信，说姐姐凯莉给她介绍了开价更高的机构，她就不做这单了，孩子她会打掉。

代孕机构唯一的软肋，就是赔钱。孩子没了，至少要给买家退回十几万，何况是她这么个有“订单”的孕母跑路。被泼了脏水的姐姐凯莉一定会焦头烂额，双方狗咬狗。

让他们不高兴，这就是她唯一的目的，也就是这个孩子唯一能想到的报复。

但是她忘记了，怀着孩子流落街头的是她自己。

妮可没有带任何证件，正规酒店民宿都不接待，甚至要报警。最后她不得不躲进了一间烂尾楼。

她学着流浪汉的样子，去快餐店拿人家剩下的吃的，去超市门口翻垃圾桶，还捡流浪汉不要的衣服穿。

而姐姐凯莉也确实受到了代孕机构的威胁，慌乱之下跑来社工机构，引起了我的警惕，最终让警察注意到了这起案件。

我问妮可，有没有想过如果警方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呢？如果凯莉和代孕机构先一步抓到了你，让你一直生孩子直到还清债呢？

她紧紧抿住嘴，说不知道。

正式开庭时，我再一次见到了凯莉。她和丈夫一起被法警押着走进来，看到妮可时，她远远叫了一声妹妹的名字，但马上被制止和教育了。

妮可没理姐姐。她上了被告席。尽管我事先教过她好多次，但她在发言时还是情绪失控了，甚至大喊“我恨你们所有人”，被多次警告。

在法庭上，我听到了姐姐凯莉的辩词。

即使在法庭上，凯莉也仍然坚持，她觉得代孕没有那么痛苦。

我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她只提供了卵子，只去了代孕中心几次，打促排针、取卵子，并没有像妹妹一样怀胎十月，就拿到了十几万。

但据我所知，取卵也是非常非常痛的。她需要把一根小臂长的取卵针，从下体刺入卵巢，扎8-10个孔。我看过网上有人写，麻药过去之后还会持续疼痛几周，“就像是拔智齿那种痛放到小腹里”。

取卵针长这样

这还不算前期打促排针准备手术的痛苦。激素过度刺激卵巢，轻的腹腔积液、全身水肿、终身不孕，严重的，会肾脏衰竭甚至血栓病死亡。

我无法判断，凯莉是真的不觉得痛苦，还是因为她后面所做的一切，她只能这么解释。

凯莉甚至说，如果她可以，她会选择自己去做第二笔、第三笔，而不是逼妹妹去。

但是，和妹妹火爆的“行情”不一样，除了第一次作为没有生过孩子的孕母被选中以外，之后再也没有人“翻她的牌子”。

我去代孕中心那趟，并没有进入最终选择孕母的环节。有负责过类似案子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会给所有孕母拍公式照，写简历，让买家首先根据外貌、学历挑选。

选定之后，买家可能会对孕母进行面试，甚至还要做题测智力，满意就会付定金。

还有一个必要环节，是等待孕母来一次月经，跟之前记录的月经周期比对，以此观察她月经准不准。在代孕这个行业，月经周期准，不痛经的孕母被认为“品质好”，机构甚至能在正式成交之前再抬抬价格。

一项一项评价程序，好像在称猪肉，要肥的、要瘦的。

没有人在意她们童年最喜欢的一条河，大学里第一次心动的瞬间，长大后养的第一只宠物，看到的第一场大雪。

他们只会觉得妮可很漂亮，身材好，个子高，头发茂密，皮肤饱满透亮。而凯莉曾经非常自豪的那些比妹妹聪明、能照顾妹妹，在这里一文不值。

凯莉有没有觉得失衡，我不知道，但她确实觉得很可惜，妮可明明被两个买主预定，对方交了定金，她却不干了要跑。

她觉得自己做得并不过分，只是不挣白不挣，是妹妹没有想明白。

她的笔录里，还有一件小事我印象很深。

凯莉说到，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体测，妹妹选了篮球，求她教，她自己也不会，带着妹妹胡乱练习了几天。

到了考试的时候，妹妹完成得一塌糊涂，全场哄堂大笑。有同学跑来拉凯莉，说你妹妹怎么这样啊。

凯莉记得，自己应和了一句：“她在家里也这么笨”。

维州最高法院进行了接近七个月的庭审，凯莉和她丈夫分别被判两年监禁。

妮可刑期比他们短，只有一年。

在判决下来之后，她还问过我，姐姐姐夫是不是没有机会被保释，她比他们提前出狱，这样她可以完全躲起来，再也不用看到他们，彻底摆脱。

她甚至问我，如果一定要坐牢的话，可以不和姐姐一所监狱吗？我说无法保证。

在入狱之前，我唯一来得及做的，就是陪妮可做一个决定：她肚子里代孕的孩子，为了报复姐姐而接受的那个孩子，要不要生下来？

面对这个问题，妮可的回答总是反问：“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多问两遍甚至会耍赖，“我不知道，别问我”。

但这一次，我坚持说，这是你需要做的决定。

我给她带了一本我们机构给新生儿父母做的学习手册，里面包含了孩子从一个月到十八岁的注意事项。

不仅包含孩子可能夜里哭闹、可能经历叛逆期青春期之类的“风险预警”，也包含美好的部分，比如孩子如何开始探索世界，如何学会站立行走，如何开始有好奇心，如何在幼年时期给父母全心全意的爱。

我带着妮可读了一遍整本书，读完我还没有说什么，她主动说，她要堕胎。她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也没有把握对一个人负责。

我说，你知道吗，对一个人负责有时只是把他当人看，而不是当货物看。你记得那个代孕中心，如果生下一个有残缺的孩子，会怎么“处理”吗？

妮可迟疑地说，可能被扔了吧。

说着她突然哭了，她说她真的想好了，她想去堕胎，因为她根本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感情，她现在没法“成为”一个母亲。

如果真的要有一个孩子，她希望自己能对那个孩子“负责”。

我给了她一根棒棒糖。

医生告诉我们，妮可很年轻，完全还有机会再次怀孕。我希望如果真有这个迟来的孩子，ta会有一个真正的“妈妈”和爸爸，而不是一个自己都没有长大的母亲。

妮可的案例，也为我们阻断代孕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打那开始，我们每个月都会排查20~30个色情网站，用爬虫工具筛选出“素人”孕妇色情视频，然后人工一一辨认，寻找那些偷拍、产房直播视频，然后定位地址。

在我任职的两年间，这个路径抓到了4家商业代孕机构，三十多名相关负责人。

我回国后，就在今年，有一次我在商场上厕所时，发现了门内写着“有偿捐卵”“10天挣5万”之类的字样。

同样的话，用熟悉的中文写出来，更加触目惊心。

我用湿巾试着去擦，完全擦不掉，摸遍全身只找到了一支圆珠笔。

我在广告旁边写：“别信这个，代孕是伤害自己，不要去代孕”。

还有很多话想写，但已经写不下了，我只能蹲在地上，用圆珠笔去涂掉广告上的电话和微信号，一遍又一遍。

我知道这样做不够，世界的某个角落，还会有下一个妮可。可我还是希望，能守住这扇门，再久一点。

当身体变成商品后，会发生什么呢？

国外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代孕者》。这个片子里拍了很多女性，她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买胎儿的妈妈，有的是相关学者。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代孕”时，她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觉得女性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做主，有的觉得这是捍卫了普通人的“生育权”。

但那些真正做孕母的女性，却只说了特别简单的一句话：“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我的女儿做代孕妈妈。”

侯小圣说，她反对代孕，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

很多问题也是这样。如果无法衡量，就去问那个理想中的妈妈吧——她会愿意你忍受这样的痛苦吗？她会愿意你为这样的事情流泪吗？

我想，你会知道答案。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