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大多写于求助者的亲人临终前或病重时，字迹扭曲不清。很多人说，这是最难辨认的字，也是最容易猜的，因为它的主题一定是爱、不舍和牵挂。我的朋友ICU医生余一生在今年7月份，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请求——
当了这么多年ICU医生，我发现什么样的怪事，都可能在这个死亡率最高的病房里发生。我看见一个患有癌症，意识全无的女人躺在病床上，而她旁边正站着一个护工。护工手里高举一只“小鳄鱼”，而这个小鳄鱼正在不断对病床上的女人“说话”——这个“小鳄鱼”，是一个能够储存并播放声音的玩偶，而它发出的声音来自于女人的儿子。今年7月，我们科室收了这个女人，她叫王晓兰，51岁，确诊肺癌五年，化疗后两天还能吃能喝，却又突然在第三天上午，开始剧烈气喘，浑身大汗，任何治疗都没有效果。为了让她剧烈的气喘平复下来，我们不得不把镇静、镇痛药物一管又一管推进她的身体。她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但也陷入深深的睡眠里。王晓兰的儿子在ICU门口签抢救通知书时，整个人都还是懵的。他经常来到病房的门口，问护工自己的妈妈醒了吗？能对她说说话吗？因为在ICU，死亡太突然，我们常常如此形容病人的离去——“连句话都没丢下来。”来这的大部分病人情况很差，说难听点，在混乱的抢救中就死了。好多年过去，我几乎没印象有谁来得及给家人留下一句话。我在病房里，看着王晓兰浑身连接着管子，在ICU里昏睡。而她的儿子，拿来了一只小鳄鱼。它多数时候被摆在床头上，小小的眼睛看着妈妈，三角形的嘴巴跟妈妈说话。她儿子还给我发来视频，我是忘不掉这个小玩偶了。我想有它在，只要这个妈妈醒来，就能听到亲人想对她说的任何一句话。决定转移到ICU当天，肿瘤科的医生和护士，几乎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把晓兰的床推进了我们病房。跟在床边的医生一边跑，一边不停用力捏着呼吸囊，帮助晓兰呼吸。床上的便携式监护仪上，红红蓝蓝的数字闪烁着报警，王晓兰的心率和呼吸都飙到了顶峰。她像是离开了水的鱼一样剧烈喘息着，整个胸廓剧烈起伏。第一步，打镇静、镇痛药物，上呼吸机。晓兰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她血液循环的衰竭。晓兰全身的血管张力下降，甚至消失。这也是泵入大量镇静镇痛药物，不可回避的副作用。长期在高压下训练的ICU团队，在5分钟之内完成动脉置管和深静脉置管。晓兰需要的升压药剂量很大，这样才能使血液重新循环起来。几个实习护士站在一起，扳着升压药的安剖瓶。一袋袋的液体像小小的溪流一样，顺着管子迅速输入晓兰体内。我们只是把晓兰的呼吸稳了下来，只有找到真正的病因，才能真正让她苏醒。
ICU医生从来都是一边开枪一边瞄准。晓兰的病历资料翻起来像一本书，江主任开始慢慢梳理晓兰的治疗经过，和此次突发呼吸衰竭的原因。晓兰是在2018年确诊的肺癌。2020年，癌细胞发生了骨转移。两年多的治疗后，病情被暂时控制住。但在2022年，晓兰的骨转移情况加重，同时她确诊了肺结核。医生靠药物治疗控制住了她结核的发展。肿瘤科的医生告诉我，晚期肿瘤患者的治疗，就是不断更换治疗方案的过程。从看到治疗效果，到病情进展，到治疗再次生效，病情再次进展……在一次次循环中，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会越来越差，这场战争也会越来越艰难。晓兰这次在肿瘤科住院，曾出现过胸闷、发热、甚至肠梗阻的情况，但每次都好转了。晓兰住院时，他放下了所有工作，陪在母亲身边。每当医生提出建议，让他去外地找以前手术的医生核实情况，或配合治疗调整晓兰的饮食时，他都迅速配合。那个上午，当肿瘤科医生发现晓兰呼吸窘迫时，她甚至没有看一眼家属的反应，而是立刻抓起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这是她少有的举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先征询家属的意见，再进行下一步处理。但肿瘤科医生告诉我，那一刻，她相信无需和晓兰儿子再说什么。我在ICU门口见到了晓兰的儿子，他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跟他沟通病情的时候，他看起来还有些懵。虽然晓兰的肺、脑、骨、淋巴结都有癌细胞的转移，但他依然坚信妈妈的病情能控制得住。在晓兰的肺部CT上，树枝一样的白影几乎弥漫到她整个肺部。但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因为肺部肿瘤的进展、肺结核的蔓延，还是因为肿瘤病人的免疫功能差，引发的肺部感染。为了找到答案，江主任决定用支气管镜深入到晓兰的肺的内部，看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晓兰的气道黏膜水肿得很厉害，在气管镜强烈的白光照射下，每一个孔洞都透着没有生气的苍白，轻轻一碰就容易出血。苍白的孔洞里，黄色的分泌物犹如初生的新芽，不断地冒出来。第二天，我们获得了晓兰的检测结果：纹带棒状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晓兰进入ICU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根据经验，给她用上了相对应的治疗手段。但晓兰的肺部病变，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这有两种可能：要么，感染晓兰的病原体比较罕见，没被我们检测出来；要么，晓兰的身体已经对目前的治疗没有任何反应了。晓兰的呼吸还是很窘迫，稍稍降低一些镇静剂的用量就喘得不行。我们复查了晓兰的胸片和CT，她肺上的阴影，犹如漫天飞雪，几乎覆盖了肺上所有的部位。我们不得不持续加深晓兰的镇静深度，防止她的肺被“喘破”。每天下午的家属探视时间，晓兰的儿子一个人坐在母亲床边，单向输出着。他把想对妈妈说的话，写成了长长的一封信，央求护工戴阿姨帮他贴在床头。戴阿姨把那张纸贴在了晓兰的床头，一边帮她做着擦洗工作，一边跟我说：“贴在床头，他妈妈怎么有力气看呢？”“他在他妈妈插管前就应该考虑清楚，这样万一不好了，连句话都没丢下来。”连句话都没丢下来。这话我在无数次病人走得太急太快，家人崩溃大哭时，都曾听到过。我叹了口气，没接戴阿姨的话。出病房时，我看到ICU病房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妈妈，我今天吃了一碗面，很好吃。等你好了，我带你一起吃。和晓兰儿子信上的字迹一样，应该是他进出病房时贴的。其实这个位置，晓兰即便醒来也很难看清写了什么。而且她的身体状况，即便醒来，也不会剩下多少寿命了。她很难再有机会看到这些字，也很难和儿子再吃一碗面。ICU是一个很残忍的地方。有时我甚至想，在这里，我们医生和她儿子所做的所有努力，近乎没有意义。我和江主任挤在小小的电脑屏幕面前，快把她的CT片子看穿了。大大小小的结节影连成一片，结节影里隐约可见含气的空腔。此时，晓兰的呼吸、循环、肝脏、肾脏功能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江主任把CT片上那团棉花影放大到最大，说：“我觉得还是有病原体，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这次的结果，终于给了我们一点点提示：Talaromyces amestolkiae，一种极其罕见的真菌，它甚至没有中文名。针对这种真菌，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使用一种抗真菌药物。它可以与真菌细胞膜上的某种成分结合，导致真菌细胞死亡，有效控制晓兰的肺部感染。但另一方面，输注这种药物的过程中，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器官功能的进一步损伤。和晓兰的儿子谈话时，我们仔细地交代了这种药物的效果，以及它会带来的结果——晓兰的儿子皱着眉头听完，说：“这是唯一可能有效的药物了，对吧？”万一能好呢？这也是我们每次沟通时，晓兰儿子反复说的话。第一次输注药物的时候，我和当班的护士守在晓兰的床边。幸运的是，晓兰没有过敏反应，药物开始慢慢起了作用。晓兰的CT片子上，大块白色的阴影慢慢消散，黑色的肺组织一点点出现。即便她还是无法说话，但她开始能感应到我们的呼唤，能简单地点头、眨眼。晓兰的儿子用那个可以录音的鳄鱼娃娃，播放着他想说的话，护工戴阿姨时不时打开那只又像青蛙，又像鳄鱼的玩具，晓兰能轻轻摇一摇头，甚至流下一丝丝泪来。
但她的肺功能已经严重受损，暂时无法脱离呼吸机。细细长长的气管插管占据了她口腔的大部分空间，末端连接着24小时永不停歇的呼吸机，以固定频率地送出气体。使用呼吸机期间，需要她不乱动，只能不断输送镇定剂。她始终在不清醒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给长期气管插管的病人做气管切开，这样可以让他们做脱离呼吸机的锻炼，保证病人口腔不再受到气管插管的压迫。可是晓兰，她是一个肿瘤病人。几乎没有肿瘤病人会选择气管切开。因为大家都想着，既然预期寿命并不长，何苦要让病人再挨一刀呢？这意味着是否要让晓兰在对生存的无望，和身体的疲惫状态下醒来。我们和肿瘤科医生、病人家属，准备开一个气管切开前的讨论会。晓兰的儿子在讨论前拉住了我，“余医生，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我甚至和晓兰的儿子一样去算过命，希望上天多给我一点时间和妈妈相处。那时，作为家里唯一的医生，我几乎为妈妈做了治疗上的所有决定。以至于三年后的今天，我还总是想：做了这么多决定中，到底哪些帮了她，哪些害了她？三年前的春天，我妈妈的癌症肝脏转移，脑转移，全身疼痛、水肿。曾经胖乎乎的她，最后瘦得双颊凹陷，两条大腿却肿得发亮。我没有晓兰儿子的坚定，那时的我，只觉得妈妈好辛苦，我没有选择坚持治疗，她到最后连ICU都没有进。我们最终也没来得及好好说话，做一个道别。同为肿瘤患者的家属，眼前这个年轻人，他比我要勇敢多了。眼下妈妈还能和他待在一起的每一秒，都是他的决心换来的。每天，ICU的探视时间只有半小时，大多数家属都是留下电话号码，以便有需要时赶到医院。因为就算留在ICU门口，也见不到面。但是晓兰的儿子不肯，他说，我守在门口，离妈妈近一些，我会安心一些。他和父亲每天住在ICU大门对面的楼梯间里，那里有一扇窗户，可以远远地看到晓兰的房间。只是距离非常远，只能隐约看到房间的灯光或明或暗。时间长了，晓兰的儿子可以从注射泵亮了几个，判断今天晓兰病情的变化。签完字，他看了那份同意书好久，抬起头，问：“你说，我会后悔吗？”我没法给他回答。因为当年的我自己，都没敢做这个选择。每天的探视时间只有半小时，我总是不忍心在这个时候谈病情，怕打扰母子俩短暂的相处时光。他带了和妈妈通的信，读给妈妈听。他给晓兰做了一个电子相册，给她看年轻时的照片；还用手机特效，录了一段自己老了之后的视频。晓兰还是没法说话，于是他带了写字板，让晓兰可以简单写写画画。晓兰总是淡淡地笑着，躺在病床上，看着儿子忙前忙后。每次探视前，他都会在备忘录里写好要和妈妈说的话。后来他给我看了他的备忘录。“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我带你去南京、去重庆，那时候是我带你更多，但你陪伴我、支持我更多。很快就让我成为了小小男子汉。”“初中的时候，我记得你给我打蚊子、穿袜子、抄卷子。没有人不会穿袜子、不会打蚊子，但很多人长大了都不知道怎么去给别人穿袜子、打蚊子。爱的传递，是我们最深的关系。”“高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网恋。你是一边担心网恋，一边反对网恋，又一边支持网恋。这事儿让我感觉你真的蛮厉害，知道什么是对的，也知道照顾情绪，也知道怎么去做。”“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从你查出肿瘤后的每一天，不论我在哪儿，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去给你祈福。保佑妈妈身体健康。每天晚上都会。”这时候的晓兰已经很累了，我对她儿子说，“妈妈都听明白了，让她休息一会吧。”出病房后，晓兰的儿子指着那张纸，问我，“我一直不知道妈妈写的是什么，余医生，您帮我看看。”我们都抱以侥幸，希望这段平静的时光多持续一段时间，最好晓兰还能转到肿瘤科的普通病房。气管切开一周后，晓兰的肺部肿瘤浸润进一步加重。结节仿佛枯萎的藤蔓一样，弥漫到她的整个肺部，她的胸腔内到处都是肿大的淋巴结，胸管里每天都会引出源源不断的恶性胸水。肿瘤科的田医生想做最后的努力，她请来了肿瘤科的大boss会诊。他们和我们一起为晓兰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晓兰开始使用靶向药物。即便药物效果不确定，副作用多，价格昂贵，但晓兰的儿子，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使用。但是这次，晓兰的治疗并没有起效。一周之后，她的肿瘤全身蔓延，呼吸循环都难以维持，家人决定出院。晓兰回家后不久，我们收到信息，她在家中安静地走了。虽然已经过去四年，但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妈妈在世的最后一个冬天，我和爸爸待在妈妈的病房里，窗外是南京少有的鹅毛大雪，房间里的空调发出低低的轰鸣声。那时，我妈妈的牙齿已经掉光了，她执意认为自己进食减少是因为牙齿不好，因此一定要在过年的时候，去口腔医院定做一副假牙。那时是四月，妈妈还是躺在病床上，我的朋友来探望她，给她带了新鲜上市的粑粑柑。她没说话，于是我剥了一片，撕去上面的脉络放到她嘴里。“好甜，”她勉勉强强地发出声音。这是她这辈子吃的最后的东西。当时我女儿来看她。她说，要我女儿回家时“注意安全。”她说完后就已经失去意识，“连句话也没有再丢下来。”她走的那天，是个周五的早上。我爸爸和我，都在那个小小的病房里。隔壁房间的大姐说，“你妈妈真是个好人，走的时间是周五，连亲戚们参加葬礼都不用请假。”我很难判断，晓兰的儿子要用多久，来消化母亲离世的痛苦。因为直到今天，我也还在这样的痛苦里挣扎。工作了十几年，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对于注定会离开的人来说，如果来到ICU结局注定是死亡，我们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她说，“你知道这个大闸蟹是谁送的吗？晓兰的儿子，他特意叮嘱我，要谢谢ICU的医生。”田医生告诉我，当初送晓兰进ICU时，其实谁都没有想到，最终没等到她回到普通病房。每当她看到晓兰躺在ICU，不能进食，不能言语时，她都会忍不住怀疑，送她进ICU，对那时的她来说，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看到晓兰的丈夫、姊妹、儿子守在ICU门口，他们期盼的眼神，她又觉得，这应该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晓兰的儿子告诉田医生，“ICU的意义，除了争取机会，还有很重要的，好好告别。”“我想让她走的时候，带着满满的爱离开。如果没有ICU，那个告别太匆匆了。”在晓兰离开半个月后，她的儿子专门来医院道谢。他把晓兰最后写的那个含混不清的字，做成了一个挂件。最开始，他没有看懂晓兰写了什么，感觉是一个个“之”字。他反复和晓兰确认，“我知道，你想说爱我们是不是。”他不知道晓兰到底写了什么，但是他想，可能晓兰是想表达对他和爸爸的爱。直到后来，他才突然意识到，晓兰写的可能是个“爱”字。于是晓兰又写了一个“爱”字，“第二个爱已经歪了。”他说，“我之前进病房，一直想，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她，我们爱她。不管结果怎么样，希望她感受到爱，感受到力量。”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求助帖，有人想让网友们帮忙看看，亲人临终前写了什么字。
我印象最深的回复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是任何字。”晓兰给儿子留下的话，余一生和肿瘤科的田医生都看了很久，那是“爱”字吗？但她们想，那个字是什么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字代表了“爱”。“我会永远爱你，永远想你，你会永远陪着我，当我遇到困难或开心的事，我会在脑海里找到你。”“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在一起，你做我女儿，我照顾你，我陪你长大。”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718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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