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负担“越减越肥”的怪圈能否打破
教师负担过重问题再度受到密集关注。多个地方政府陆续开出教师减负清单，要严控督查、检查、评估、考核、评比等活动进校园，禁止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各种投票、点赞、答题、知识竞赛、推广活动等进校园。教师负担重，而且是非教学负担重，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年年都在讲。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的政策文件、减负清单。但从现实来看，效果并不明显。前不久郑州一名年轻女教师自杀身亡，其遗书就称除教学工作外，应对上级检查，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压力大。可以说，女教师的自杀，以一种极端、惨烈的方式再一次撕开了教师负担过重的痼疾。
谈教师减负，首先要看负担来源是什么。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职工作，很多教师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他们所抱怨的并不是教育教学负担重，而是没有时间承担教育教学工作。非教学负担让教师身心疲惫，无法聚焦教书育人的主责主业，这无疑是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事情。
“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催缴医保……统统压到了教师头上。“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再不减，教育教学都快成副业了”道出不少教师的心声。很多教师带着一股情怀投身教育事业，却被非教学任务，被各种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搞得没有时间和精力做育人的工作。由此引发的挫败感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失望，可想而知。当教育教学成为教师的副业，学生还有可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吗？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所以，为教师减负，让教师聚焦教书育人的主业，不仅是为了教师群体，也是为了每个家庭、每个孩子。
为教师减负喊了那么多年，政策文件也出台了一箩筐，但在一些地方却出现了用“减负文件”落实“减负文件”，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的情况，结果是“减负清单明明白白，增负工作做得扎扎实实”“越减越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恐怕不能仅仅站在学校、教育的角度看，还得跳出学校、跳出教育，从整个社会面的情况看问题。学校根植于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当然希望学校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所在，成为一片净土，但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教师为非教学负担所困，其实是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朝校园蔓延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也就导致其最容易被各类行政部门“拿捏”，最后被迫成为了摊派各种形式主义任务的“最优选择”。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各种五花八门的任务一齐涌向学校，成为教师的负担。
所以要谈为教师减负，要阻挡行政任务向学校转嫁，首先恐怕要解决的是基层治理愈演愈烈的形式主义问题。否则，再多的减负清单和禁令，都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负担产生的源头解决问题，而只想着改变负担的流向，恐怕会是徒劳的。这些行政任务总要完成，不是学校完成就是其他单位完成，而学校又处于最弱势、最末梢的位置，不压向学校压向哪？说到底，学校并非真空存在于社会中，不要幻想学校能够独善其身。
各地出台的减负文件，必然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也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基层教师负担的“丰富”形式。很多地方的减负文件中，都列出了减负清单，并强调学校可以拒绝对于未经审核或者统一安排的检查评比考核以及各种“大手拉小手”“进校园”事项。而且，很多地方还设置了举报投诉的通道，公布了减负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这些举措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至少是明确了学校拒绝的权力。而学校管理者能否理直气壮地拒绝与教学无关的事务，既取决于各地政府能否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最基本的尊重，也取决于考核评价机制的完善，要真正让学校管理者解除后顾之忧。另外一方面，教师的举报投诉能否得到受理，违反减负禁令的部门和责任人能否受到处分，也是减负能否真正落实的试金石。
（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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