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的中国

“你推什么推？”“我没推，是后面的挤。” 队伍前面，两个青年人在拥挤的进口推推搡搡，他们都在抱怨对方的无理，他们的争吵引来了一片抱怨，也许是怕惹恼了众怒，他们辩了几句后，就消失在因过安检而显得焦虑的人群中。经过一番挣扎，我终于顺利地过了安检，站在了候车室大厅LED显示屏下方，寻找那趟通往福州的动车3111次。

这是某个“五一”小长假首日的早晨，天刚蒙蒙亮。虽然，这个假日已从先前的7天减到了如今的3天，但依然无法阻挡人们出行的热情。我所在的是杭州城站的7号候车室。各式的人群塞满了这个有些破旧的房间，人声鼎沸，人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各自的话题。

这个狭小而拥挤的空间展现了中国人最真实的修养。在我周围的银灰色的铁制候车座椅上，一个男人将脚搭在上面，小心地抠着脚趾头；一个20出头的青年将自己深陷在座位里，双手抱胸，头后仰着，张着嘴巴，发出动物低吟般的呼噜声；而站在边上的一个女孩子，时不时转过头鄙夷地看他几眼；一个农民工模样的中年男子平躺在两个座位上，实际上他占据了3个座位，因为那个临近他脚板的座位周围，一股恶臭漂浮在空气中。

如今，每当说起中国的许多问题或中国人的陋习时，总有人站出来义正言明地宣称，这都是中国人口众多的弊端。许多年前，这个理由几乎成了所有中国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因为他们相信，众多的人口造成了中国资源缺乏。

虽然我们被人称作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平均到13亿人身上，这些资源又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于是，他们认为，正是如此，才造成了中国的贫困，而贫困又造成了教育的滞后，最终导致了中国人素质的低下。这是一个多么无法让人拒绝的理由啊。

但中国人的素质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而提高，这场经济革命将中国人由一个极端带到了另一个极端，曾经对贫困的恐惧，演变成对物质的疯狂迷恋。财富的急遽增长，并没有让中国人变得更自信，纯粹由消费力构造的自信，又显得如此的滑稽和粗鲁。

教育的普及也只是改变了中国人追求更多物质的能力，却未能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我突然想起了一家外国报纸这样描述大批出去旅行的中国人：他们所到之处，除了带来强劲的消费力，也带来了喧哗声、垃圾，甚至随处可见的口水。

眼前的场景让我对这次火车之旅的热情大打折扣。“人类不快乐的惟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我记得第一次在帕斯卡尔《沉思录》里看到这句话时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如果不是为了逃离眼前生活的烦闷，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过份单调，我宁可坐在西湖边的木椅上发呆，神游世界。

我倾心于那种足不出户的“自我旅行”，我记得法国人塞维尔.德.梅伊斯特，在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进行了一次环绕他的卧室的旅行，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非常满足。8年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旅行。这次他彻夜在房间里游荡，并且冒险地走到了远至窗台的位置。

如果你不嫌我啰嗦，我可以再加上一个例证，于斯曼的小说《逆流》里的主人公德埃桑迪斯公爵，在经历过一次失败的伦敦之行后，他幡然醒悟：“既然一个人能坐在椅子上悠哉悠哉捧书漫游，又何苦真要出行呢？”。于是，这位公爵丢弃了所有的出行装备，从此没有离开过他的家。那种认定，没有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就不是真实的看法，是多么的无知，人是依靠想象力而不是所谓的真实事务而生的。

最终在9号车厢餐位上，我找到了一个靠窗的空位。之所以挑选靠窗的位置，是出于对一个女孩的承若。在某个吃烧烤的夜晚，这个女孩子向我讲诉了她在上海到杭州的动车上，如何将一架开着的摄像机置于列车的窗台上任它拍摄的举动。她的做法无疑深深地的触动了我的内心，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女孩，她就是阿兰·德波顿笔下的克洛艾。况且，“和谐号列车”的平稳、安静和舒服的环境，足够让我静静地享受这一奇特的拍摄。

但如果在早几年，你想在火车上寻找这份宁静会比在北京找到公共厕所还难。我记得第一次坐火车时，是一趟从老家开往湖南的绿皮火车，它的车厢的陈旧程度与我在《铁道游击队》中看到的并无两样，每条1.5米的椅子上仍坐三个人，你必须保持一种僵直的状态，才能不影响别人。

中间的过道被疲惫不堪的人和杂乱堆放的行李占据，谈话声、咳嗽声、打哈欠，还有20分钟准时出现一次的列车员的叫卖声，通常她们会推销一些水果、矿泉水、饮料、方便面和棉布袜子。这类叫卖声的到来往往会引起一阵骚乱，过道上的人群伴杂着不耐烦的抱怨，开始以各种方式躲避列车员的手推车，但最终也无法阻止手推车的横冲直撞。

在一瞬间，我觉得身处于彭尼·凯恩描述下的那个瘦弱的中国。窗外的风景是千篇一律的荒芜，透着暮春的萧瑟乏味，砖制厂房，没有粉刷的农民房，还有整座整座被开采过度的山岚。我不禁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才是中国的真面貌，它与那些报纸上、电视里宣传的中国是那么的截然不同，它们是同一个中国吗？

在近代史里，围绕在铁路周围的总是中国的屈辱和这个国家的风雨飘渺。1876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条铁路，但它并不归中国人所有，它的所有者是作为强权者在中国享有特权的英国和美国。随后，中国建造了第一条属于自己的铁路，但它的设计者却是通过“庚子赔款”，被选派到美国留学归国的幼童，依然脱离不了这种屈辱。

到了191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轻率地将四川等地的铁路所有权收为国有，激起了当地士绅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催生王朝灭亡的“保路运动”。铁路作为一种从西方被引进的新事物，在19世纪的普通中国人看来，是一项难以琢磨、令人恐惧的力量，它带来了帝国社会的动荡，而清王朝最终因铁路而亡，这多少暗示着其中的某种宿命。

我对铁路和火车的最初印象并不是来自于现实，而是通过阅读苏童的小说获得的。还记得某个夏天的夜晚，我躺在一张竹制的榻上，翻来覆去地读着苏童的《少年血》，被少年小拐的奇特经历和悲剧结局深深地吸引了，这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小拐在铁轨上失去一只退的描述。

一个少年的残暴和另一个少年的无畏，让我对这条夺取小拐小腿的铁路记忆深刻，以至于大学期间。我还邀请了几个朋友，将自己的头放在铁轨上，等到火车的到来，试图感受这种独特的记忆。当然，招来的是火车司机的暴跳如雷。

这辆从杭州开往福州的“和谐号”列车不断地穿梭在温州、宁德山群的隧道中，由于它的速度过快，形成了强大的气流，将我的耳朵鼓得胀胀的，就如坐飞机时遇到气流，机身上下颠簸一般难受。

不过，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里，车厢不啻是一个阅读的好地方，在确信一直幻想的“火车艳遇”不可能发生后，我打开了许知远的《祖国的陌生人》，在伤感、阴郁而不失遐想的文字里结束了这次火车之旅。当火车到达福州南站时，我的目光刚好落在了《寻找自己的故事》这篇文章的开头。但愿，它的结局不会太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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