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奥本海默传》作者、普利策奖得主凯·伯德：奥本海默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与今天的我们密切相关
2023年夏天，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电影《奥本海默》中再现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揭示了这个伟大项目背后的领导者、“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传奇又充满争议的一生。随着“奥本海默热”的迅速升温，该片全球总票房一路飙升至9.5亿美元，位列2023全球年度票房榜第三。与此同时，这部影片的灵感来源——由普利策奖得主美国作家凯·伯德和马丁·舍温合著的《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也受到了广泛热议。
诺兰曾赞叹书中的海量信息如同“每一块石头都被掀开了”。这部全景式的传记追溯了奥本海默的一生，探究了他谜一般的个性。他带领人们走进原子时代，却又奋力将人们从核弹文化的歧途上引开。“正是这样一座不可思议的知识宝藏，让我得以动手创作一部第一人称视角的剧本……我不仅对奥本海默感同身受，还能窥见他头脑中的所思所想。我感到这部电影呼之欲出。”
近日，伯德在受邀参加《商业周刊/中文版》主办的The Year Ahead 2024展望峰会期间，对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这部电影是伟大的艺术成就，它精准还原了历史细节，也捕捉到了奥本海默丰富的个性。”他还分享了《奥本海默传》创作背后的故事、他成为传记作家的成长道路，以及奥本海默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在他看来，奥本海默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与今天的我们密切相关。
《奥本海默传》作者、普利策奖得主凯·伯德
奥本海默是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曾被三次提名诺贝尔奖。二战期间，他作为“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率领一众科学家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批原子弹，也让人类征服了一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力量。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奥本海默传》却让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从不是这个科学团队的最佳人选。
负责“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在挑选科学主管候选人时就考虑到了奥本海默的不足之处：第一，这位科学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可能会让他在领导众多诺奖得主时难以服众；第二，他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第三，他的政治背景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此外，无论是建设洛斯阿拉莫斯、招募科学家还是为世界首个核武器试验室配齐设备，都需要一位耐心细致的管理者，而在奥本海默的同僚们眼中，这与他的个性完全不符。“他有些古怪，或者说简直就是个怪人，他绝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管理者的材料。”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曾如此评价。
在伯德看来，奥本海默能够成为“原子弹之父”并非巧合，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他极为雄辩的口才和沟通能力。
早在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他的口才就给学生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多数人都认为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极为中肯，而且语言优雅，他会倾听别人，并将他们的话融入自己的发言。一位学生甚至称奥本海默为“优秀的政治家”，因为“由于他的总结，之前发言的人会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真是了不起的天赋。”
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天赋，奥本海默能够做到收放自如。在争取“曼哈顿计划”的入场券时，他就有意识地向格罗夫斯展示了他的才华，最终成功获得了主管任命。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了几个月后，奥本海默也很快凭借富有魅力又高效的管理风格赢得了所有工作人员的尊重。“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善社交的人，但他找到了改变自己的方法。这就是奥本海默真正令人好奇的地方，他知道怎么把自己塑造成想要成为的样子。”伯德说。
《奥本海默》电影剧照
奥本海默给身边大部分人留下了耐心、亲切、温柔的印象，但他的天赋偶尔也会突然失灵，那就是当他面对当权者时，他往往会在高压之下失去耐心，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最严重的一次无外乎他在会见总统杜鲁门时，对方对核武隐患的严重误解和无知促使奥本海默说出了一些激怒他的话；多年后，在一场公开听证会上，他又以盛气凌人的姿态嘲弄了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这些话最终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重创。
正如《奥本海默传》所写，奥本海默的雄辩其实是一把致命的双刃剑：它经常是说服别人的利器，但也会因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就像奥本海默的阿喀琉斯之踵，最终给了他的政敌毁掉他的机会。
对于伯德与舍温来说，撰写奥本海默的传记是“一段艰辛但始终令人振奋的旅程”，这段旅程超乎想象的漫长——整本书的写作历时25年。
1980年，舍温与出版社签下撰写奥本海默传记的合同，计划在四五年内完成，但当他正式开始调研奥本海默时，才发现事情远远超出了预想。那些年，舍温陆续访问了近百名奥本海默的亲友和同事，其中包括奥本海默的儿子彼得、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还有奥本海默曾经的好友哈康·希瓦利埃和爱德华·泰勒，后者在1954年听证会上的证词断送了奥本海默的职业生涯。舍温还从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了成千上万的信件、备忘录和政府文件——仅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就有1万页。
“最终我明白任何关于奥本海默的研究都不能仅仅涵盖他个人的生活。他在公共生活中的个人经历及后续影响，不仅极其复杂，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美国社会。”舍温事后回忆称。
然而，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了20年后，舍温不得不承认他陷入了瓶颈。庞杂的资料让他难以下笔书写，更难的是，随着对奥本海默的认识不断加深，他人生故事中需要填补的空白似乎也在不断增多。1999年前后，舍温下决心寻找一个帮手，他立刻想到了老朋友伯德。此时，伯德已经编著了一部研究广岛原子弹历史的论文集，还曾为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等多位美国政治人物作传，可以说是《奥本海默传》作者的绝佳人选。
伯德记得舍温有一次向他解释说：“如果这只是一个关于原子弹之父如何制造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故事，我们就不会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在这本传记上。”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构成了戏剧般的转折：在这位物理学家成为“原子弹之父”仅仅9年后，他就被美国政府剥夺了安全许可，成为麦卡锡时代最主要的受害者，他的人生也从此急转直下。
事实证明，伯德的加盟大大推进了写作进程。据伯德回忆，通常是他先根据舍温的研究材料写出一版草稿，再由舍温进行补充和修订。他们就这样疯狂地书写了近五年。在此期间，他们曾就一些证据产生过争论。伯德表示，最大的挑战在于奥本海默身上有太多谜团。例如，毒苹果事件是不是真的？奥本海默究竟加入了美共还是仅仅是同路人？在1954年的秘密审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厘清。但有一点他们深信不疑：剥夺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那场听证会将成为这本传记的核心。
2005年，《奥本海默传》在美国正式出版。《波士顿环球报》高度赞扬这本书“在有关原子弹项目和奥本海默的众多书籍中堪称珠穆朗玛峰，是一项不可能被超越或匹敌的成就。”《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该书成功地深入挖掘了奥本海默“最具破坏性、自相矛盾的行为”。这本传记也荣获了众多奖项，包括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2005）、普利策传记文学奖（2006）以及达夫·库珀奖（2008）。
两位作者与奥本海默的缘分并未到此结束。传记出版后，伯德和舍温一直试图帮助奥本海默恢复声誉，他们曾向法院提出重新受理奥本海默的案件，还多次游说相关政府官员，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2022年12月，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原子能委员会1954年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无效”，并称之为一个“有缺陷的程序”的结果。此时距离奥本海默去世已经过去了55年。
遗憾的是，舍温因患癌症于2021年10月逝世，未能得知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没有他与伯德对奥本海默的持续关注和《奥本海默传》的问世，历史将缺失一个重要的注脚。
对于伯德个人而言，《奥本海默传》延续了他一直以来对战争以及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从他的童年时期便开始了。
1956年，伯德从事外交官工作的父亲被派往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任职，4岁的伯德随家人一起搬到了位于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地区的住所。这里距离1949年中东第一次战争后设立的停火线只有一箭之遥，而冲突仍不断在此处上演。
“夜里醒来听到步枪射击声几乎是每天晚上都会发生的事情”，就连当时还不谙世事的伯德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座城市的分裂。“一系列不协调的临时围栏、围墙和带刺的铁丝网，如同一道愤怒的、锯齿状的伤疤，从北到南将东耶路撒冷与西耶路撒冷分开。”多年后，伯德在他的个人回忆录《穿越曼德尔鲍姆门》(Crossing Mandelbaum Gate)中写道。
伯德早年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跨越危机四伏的界限——从耶路撒冷、以色列、约旦，到沙特阿拉伯、埃及、黎巴嫩。在持续约20年的中东生活和旅居中，他近距离目睹了三次重大的中东战争、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及1970年引发约旦内战的“黑九月”事件等冲突，这让他拥有了与同龄美国人不同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从青春时代就开始反思人类无休止的斗争所付出的代价。
正如伯德和舍温在回顾奥本海默的一生时所说，“那些终身难忘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和决策”，伯德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获得西北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后，他于1978年进入《国家》(The Nation)杂志担任编辑，后成为一名专栏作家。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越南战争、核武器、冷战、阿以冲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批评著作以及政治人物传记。“人性驱使我们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这只能通过讲故事来理解，而最好的故事就是传记，因为它是关于个体穿越这个复杂世界的旅程。”伯德解释说，“传记作者的工作是使主人公人性化，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做某些事情，并将他们放置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文化和历史背景中。”
《奥本海默传》无疑是这类作品中的典范。如果说奥本海默的最大成就是开创了原子时代，使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不安。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他开始致力于遏制核威胁，他称原子弹为“侵略者的武器，突袭和恐吓就像核裂变一样都是它的本性。”他还一再表示，原子弹不应该被用于军事目的，因为这种武器需要一个巨大的靶子，很可能是一座城市。他担心这个造价低廉的“小装置”会引发各国之间的核竞赛，有一天会摧毁整个文明。
《奥本海默》电影剧照
然而，无人理会奥本海默的警告。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兴核弹，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消除核恐怖主义，反而让这种威胁在21世纪愈演愈烈。时至今日，从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到2023年的巴以冲突，有关核武器可能被用于战事的担忧时不时就会牵动人们的神经。
在伯德看来，这正是今天重温奥本海默故事的意义。“我们仍然生活在奥本海默开创的原子时代，与原子弹生活在一起，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这种现状。”他说，“人们总以为广岛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但我认为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不会。危险一直都会存在。”
奥本海默的故事也揭示了科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像奥本海默这样既在专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又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科学家了，大众似乎并不将科学家视为公共知识分子。伯德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奥本海默的时代，他在1954年的遭遇向科学界传递了一条信息，那就是不要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站上政治舞台，科学家应该待在自己狭窄的研究领域里，只谈科学，不谈政治，否则就会像奥本海默一样遭到诬告和公开羞辱；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政客们却可以随意决策科研成果的使用，而无须依赖科学家的专业知识。
“这才是奥本海默真正的悲剧所在。”伯德指出，他遭遇的一切损害了我们的社会开诚布公讨论科学理论的能力，而这正是现代世界的根基。伯德补充说，“不幸的是，今天很多人对专业知识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不信任科学家和科学方法，这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已经有所体现——一些美国政治官员会去质疑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们的诚信，这些专家本应该被鼓励发表意见。”
如今，我们正处于另一场技术革命的风口浪尖，人工智能很快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这项技术也如同原子弹一样，面临着可能失控的巨大风险。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许多专家已经开始担忧 “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发生将会反噬人类。
伯德表示，人工智能或将成为21世纪的“奥本海默时刻”，他提醒人们注意世界正在面临不亚于核武器的强大威胁。“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科技的世界，它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需要科学家来指引我们的选择。只有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家们才能理解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新技术，并使其人性化，确保社会在应用它时不会对就业、经济和人类福祉造成太大伤害。”
在伯德看来，政府机构还没有与新技术的创造者们展开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做出明智的监管决策。他希望奥本海默的故事可以为科学、技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运作提供某种指导。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及时得到很好的监管，科学家们可能只有在为时已晚的时候才会后悔他们的发展过于仓促——就像奥本海默在70多年前所做的那样。采访/李剑 撰文/陈佳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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