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得主伯德：科学家应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诺兰电影《奥本海默》的热映，让奥本海默这位已逝世半个多世纪的科学家重回大众视野，电影中他所展现出的才华、良知、忠诚、坚忍……让无数观众深深感动。这部影片的原著传记和灵感来源《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是关于奥本海默最完整的一部传记，写作时间长达25年，本书作者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采访了奥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亲人和同事，参考了超5万份文献记录，获得2006年普利策奖。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要读《奥本海默传》”。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是这本书可能会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点，科技越发展，会带来另外一种挑战：我们会不会冒着自我毁灭的风险。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是一个特别紧迫的话题，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之一。

第二个问题就是，奥本海默生于一个长于一个混乱的、不确定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每个人也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如何找准内心的方向？奥本海默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发。

这部电影我看过六次。每次我看它，我都会看到我在以前错过的东西。这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细致入微的电影，这是一部精彩的电影。它是好莱坞的奇迹，因为它非常忠实于原著，非常忠实于历史。

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我能讲这个故事吗？

凯·伯德

这部电影是一个惊人的创作，它忠实于原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改编，它把书变成了其他东西，艺术性地变成了另一种媒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作为传记作家，我很幸运地让克里斯托弗·诺兰改编了这部电影。

汪冰：

书全景式地介绍了奥本海默从年轻时期到他衰老、到他听证会之后的人生。电影三个小时容量有限，书比电影蕴含了更多的信息。

凯·伯德：

这是两种不同的媒介，在书中你能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讲述更复杂的、细致入微的故事。例如，电影没有对奥本海默童年的优越生活、他在纽约市长大、他的父母非常富有进行任何描述。而且，电影没有描述他的教育情况和他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但电影捕捉了他的个性。我很高兴它讲述了奥本海默的个人生活，以及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对科学项目（曼哈顿计划）的领导。最重要的是，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故事。

奥本海默是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

他的父亲是来自德国的有犹太背景的移民，他来到纽约市，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的母亲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家。她是毕加索画作早期的收藏家。

奥本海默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曼哈顿一个有十个房间的公寓里长大。他有一个女佣，一个厨师，一个家庭汽车司机，他的父亲后来给他买了一艘帆船，让他在长岛海湾航行。他用三甲基这种化学物质命名了这艘帆船。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受到了宠爱和鼓励，并且被送到一所私立学校。他的生活非常优越。

所以年轻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他很早就表现出对科学的兴趣。他学习了化学，后来去了哈佛大学，三年后毕业，然后去了英国剑桥，学习实验物理，在那里他失败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失败。重要的是要明白他面对失败，是因为在实验物理中他发现自己的手很笨，在实验室里不停地打破东西。

他在二十一二岁时遇到了情感危机。他陷入了深度抑郁，正如你在电影中看到的。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它一开始就描述了所谓的“毒苹果事件”，这又是一个发生在年轻的奥本海默身上的神秘事件。

汪冰：

奥本海默，正如我们在《奥本海默传》中讲述的，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很聪明，但有时也有烦恼。他的青春期很长，但他有能力改变自己，成长并克服困难。这在他的人生中反复发生。

他发现他在实验物理上是个失败者，然后他通过获得对理论物理的兴趣来克服这一点。就在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刚刚开始探索量子物理的时候，奥本海默有一个能够理解量子这个非常难的概念的头脑。它是一种看似荒谬的物理学，但它实际上是有效的。奥本海默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的物理学教授。起初，他是一个糟糕的老师。他不知道如何讲课，笨手笨脚。他说话轻声细语，学生听不清他说话。但最终他学会了如何教学，他变得口才很好。你今天可以在网上看到他演讲的视频，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有磁性、柔和的声音。他口才很棒，他把每个词都说得很清楚。他进行很长的演讲，也不需要提前拉提纲。

这是一个脆弱的人，但他知道如何拥有力量，用内在的力量来克服他面对的困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故事。

然后当他去洛斯阿拉莫斯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他被选择当这个秘密城市的主管。这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选择，但他去了。

方在庆：

我觉得奥本海默的职业选择，在某些方面可能也不是他做出来的。

他一开始想要去欧洲（留学），因为欧洲在当时物理学领先于美国。但是欧洲只有两个地方比美国要高，一个是英国的Cambridge（剑桥），还有就是德国的哥廷根。推荐他的老师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所以就推荐他去剑桥。奥本海默本身是在实验方面是有短项的，他不知道这一点，剑桥特别强调动手能力，恰恰是他不擅长，所以在那儿经历心理危机。

但是我觉得也有蜕变的过程。因为在经历了强大的心理危机了以后，慢慢的通过心理治疗，他实际上克服了，在他后面的职业生涯当中遭遇打击，就没有到那种崩溃的边缘。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蜕变的过程，

汪冰：

因为我的主业是心理工作，我尝试从人类的内心世界的共同情感来理解刚才两位老师的答案。

实际上奥本海默的至暗时刻是对自己双重的质疑：一种是关于我是谁的质疑，另外一种是我适合干什么。其实这有一点内外交困，内心不知道我是谁，外在不知道如何应对自己的生活，其实这就会出现一个存在性的危机。

但是我觉得在他的成长当中，他解决这个危机，一方面是机缘的原因，像方老师说的，他从实验物理学转向了理论物理学，从一无是处到一飞冲天，就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径，或者是道。

另外的内心世界的痛苦，走出痛苦、超越痛苦，在书里的传记当中写到了他的阅读，他阅读了《追忆似水年华》。奥本海默是个说话很喜欢玩儿梗的人，从不直接回答问题，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他走出了“毒苹果事件”的低谷。但是阅读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对一个骄傲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阅读解脱自己的痛苦，远比求助于他人更重要。

所以我再次推荐一下我们的书，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它不只是奥本海默，还有很多人类共通的情感经历。在阅读当中，传记作者的解读，就是他发现一个人的痛苦其实可能是人类的普遍困境，从而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痛苦的接纳和涵容。说白了就是自洽。

奥本海默一个重大的成就是他成为了曼哈顿计划的主管。

其实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当时所有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人都开玩笑。电影当中也有提到，他连个汉堡摊儿都经营不了，如何能经营曼哈顿计划。但结果他成了“原子弹之父”。

这个转型是如何发生的？一个脆弱的比较偏内向的人，是如何掌管了一个上千人的科学计划？

凯·伯德：

1942年的奥本海默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管理工作，除了几个研究生。所以人们很惊讶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格罗夫斯将军选择了奥本海默。

但当格罗夫斯于1942年在伯克利面试奥本海默时，他意识到这个38岁的年轻人非常聪明。尽管他没有像许多他们为这个秘密计划招募的科学家那样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非常聪明，非常有野心。他有一种其他科学家缺乏的品质——他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谈论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面临的问题。

奥本海默能做到这点的一个原因是在38岁的时候他不仅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在这个领域很有才华，他还喜欢诗歌和法国文学，T.S.艾略特的诗歌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他对人类的状况和哲学感兴趣，他对印度教的《薄伽梵歌》产生了兴趣，因此他自学了梵文。这是一个博学的人，兴趣广泛。所以他可以和格罗夫斯及其他科学家流畅地沟通他们的专业。

而且他理解格罗夫斯非常关心安全问题，并对他们正在努力制造的东西保密。奥本海默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中——电影对此也有描述——他建议，好吧，如果你想制造这种可怕的武器，你需要让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来到一个地方的一个房间，并能够自由地合作、交谈和争论。保持安全的方法是将他们隔离在某个孤立的地方。他表示，关于这个地方应该在哪里，他有一个想法。这个地方就是洛斯阿拉莫斯。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所有接受了马丁和我的采访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人，他们都说，如果其他人被选中，原子弹固然会在某个时候被制造出来，但将花费更长的时间。

能在两年半的时间制造出原子弹，靠的是奥本海默的天赋，他的魅力，他的领导能力。

方在庆：

普遍认为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之间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应该还是有一段过程。

奥本海默知道（曼哈顿计划）以后，他也极力想要表现，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首先他组织了夏季研讨会，把美国的相关科学家组织在一起，找出一个最佳的答案。另外奥本海默也发现这件事应该是实现他人生价值的最好时机，所以他和格罗夫斯之间都看到了对方需要。

格罗夫斯觉得奥本海默是完成他任务的最佳人选，奥本海默也看到格罗夫斯对他的理想的帮助，所以这个过程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在奥本海默组织夏季研讨会的过程当中，他的才华得到了包括万尼瓦尔·布什等人的认可，这也是一个外在的因素。当然最后决定权是格罗夫斯。

刚才凯讲了，奥本海默能够把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用格罗夫斯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讲出来。而其他科学家，虽然有诺贝尔奖头衔，也有很多实际经验，但是他们讲的语言是学术化的语言，这格罗夫斯是听不懂的。

他动手能力很差，但是他理解问题的能力特别厉害。他能通过谈话知道你的要点，最后他能给出一个方向，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包括那些不服他的人，经过这个过程以后，都彻底地对他信服了。

他平常吊儿郎当，比方说在伯克利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能协调所有这些特别难管理的人，因为这些顶尖的科学家都是特别有个性的人。在电影里面也看到了，像泰勒也是不服管，然后科学家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但是只要奥本海默在，就能够把他们镇住，能够形成一个核心，让这件事情能够圆满地进行下去。

汪冰：

历史虽然经不起假设，当我们以后见之明来分析奥本海默的职业生涯，就会发现，也许很多事情发生也不是纯粹的偶然。

比如方老师刚才讲到了，奥本海默能够调动别人最好的一面。在传记里有写到，格罗夫斯跟他的手下的军人就说，把这些小孩子哄好就行了。对他来说，科学家就是脾气非常不好的、难哄的孩子。但是奥本海默用他的人格魅力，让每人都能展现他们最好的一面。

而且我记得方老师还曾经说过，奥本海默是不贪功的。他参与的很多，他在现场，但是他都让每个人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奥本海默和电影当中施特劳斯之间的纠结，这种恨、这种职场上的矛盾，对奥本海默的人生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奥本海默是如何应对他和施特劳斯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或者他做错了什么，做对了什么？

凯·伯德：

这是一种有争议的关系，这两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很不好。

奥本海默的性格中有一种偏好，他可以对学生和他在街上遇到的陌生人、普通人非常贴心和耐心，但是当他在权威人物或自称和他水平相当的人面前时，他有时会表现得不耐烦、轻蔑，甚至粗鲁。

刘易斯在电影中是一个重要角色，在书中也是如此。施特劳斯有犹太背景，但很穷。他没怎么受过教育，只完成了高中学业，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所以他在像奥本海默这样的人面前，很没有安全感。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在华尔街发了财。但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试图成为奥本海默的上司，但他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越来越不喜欢对方，奥本海默经常对施特劳斯很粗鲁。

施特劳斯是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主席，他在战后雇佣奥本海默当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一份奥本海默想要的伟大工作。奥本海默依旧对施特劳斯表现出粗鲁和轻蔑，而施特劳斯最终开始忌恨这个如此粗鲁的年轻人。

最后，在1952-1953年，奥本海默反对研发氢弹，他不认为美国需要更多、更大的炸弹，他认为这些武器实际上是危险的。他是“原子弹之父”，他非常努力地研究出最早的原子弹，并见证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被投入战争。但在他制造的武器在日本的城市发生可怕爆炸的三个月后，奥本海默出去发表演讲，说这些是侵略者的武器，它们不是防御武器，它们是恐怖的武器。他后来成为研制氢弹的批评者。

所以到1952年，施特劳斯不仅从个人层面对奥本海默感到不满，而且他怀疑奥本海默反对核武器的研制，特别是氢弹的研制，是他不忠诚的证据。他知道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活动，并认为这个人可能不止是是对美国不忠，而且可能是个间谍。所以他展开了一项调查，并精心策划了这个秘密的安全听证会，通过审判来扳倒奥本海默。他成功地做到了。

方在庆：

电影实际上把施特劳斯演得让人同情起来了，比现实当中更可爱。

实际上施特劳斯一开始和奥本海默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因为奥本海默能够被邀请来当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正是施特劳斯的提议。在施特劳斯了解了奥本海这些档案的情况下，他还这么做，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如果我们把完全归结于是个人恩怨的话，可能就把这个事情简单化了。

在当时反对氢弹的人当中，不止奥本海默。特别有影响力的还有很多人，像万尼瓦尔·布什、费米，都反对氢弹，但是这些人没有遭到这个听证（会）。这不是指责奥本海默，在他后面，尤其是在他的形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以后，他非常享受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权利，他试图利用这个影响来说服当时的政治上的决定。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点过高地估计了。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不出现施特劳斯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别的什么劳斯也会来迫害他。因为当时杜鲁门总统已经决定要研制氢弹了，底下的军方的很多人也是赞成。在当时那种麦卡锡（主义）很强烈的猖獗的那种氛围下，那么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不顾高层的反对，势必就有一些人在权力走廊里面试图要讨好当局，所以他们会来迫害他。导演试图把施特劳斯人性化，我觉得他也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表达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奥本海默受的迫害当然是一个特别大的悲剧，我不是说他个人的性格有什么问题，在当时那种大背景下，可能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

另外像汪老师讲的，他的性格的弱点又暴露出来了。在听证会的过程当中，奥本海默的某种精神性格脆弱的方面也表现出来了。这表现在比如说他毫无理由的，把他的学生也供出来等等，还有就是所谓的希瓦利埃事件。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事情让他能够得到一种自保。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再加上麦卡锡时代，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替罪羊出来，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悲剧色彩。

汪冰：

我作为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对施特劳斯这个人物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看电影也会发现，他其实一步步在构陷奥本海默。书里有一个描述，他长得像猫头鹰一样，外貌是非常精明狡猾的。

我看到一个知识分子被一个政客、一个商业大亨，用他的各种手段所构陷、所陷害的时候，

我当时翻译的过程是非常愤怒和生气的。但是当我把这本书翻译完了之后，我突然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

看过电影之后，我再想到书中的内容，我突然发现，如果一个英雄没有敌人，那将不会是一本好看的传记。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宿敌，也许在有一天翻过来，当我们有机会梳理自己的传记的时候，那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全。

在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紧张的关系当中，实际上让奥本海默有了一个展现自己全面性格的舞台，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坚韧、自己的良知、自己的脆弱。

电影中有几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对话的场景，但这些对话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那么，您对诺兰改编的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凯·伯德：

在诺兰的电影中，包括开始和结束，都有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之间的私人对话。诺兰作为电影制作人，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人在私人谈话中说了什么，但我明白他想要做什么。

首先他试图描述奥本海默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次带着读者进入奥本海默的世界的一个尝试。并阐释他和爱因斯坦的关系，他们实际上是朋友。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同事，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是爱因斯坦的上司。事实上，爱因斯坦没有上司，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是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他们都是物理学家，他们是朋友，他们互相尊重。

奥本海默可能会和爱因斯坦有诺兰描述的那种对话——但这是设想出来的，并不是来自书中——他试图说明奥本海默数关于制造核弹的想法，与他对自己是否制造了最终会毁灭世界的东西的担忧，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诺兰编造了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之间的对话，再一次，我很赞同诺兰所做的，这是一个想象中的对话，但它不是不可能的。

电影中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之间的另一段对话是真实发生的，直接出自传记。奥本海默在1954年告诉爱因斯坦，“我将离开一个月。我必须去华盛顿参加安全听证会，这将是困难的。”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明白罗伯特，你为什么要接受指控？先生，你可以说不，然后可以走开。奥本海默解释：不，不，你不明白。我需要这样做，我需要有一个安全许可，这样我就可以在核武器问题上影响将军们、总统和政治家们，并为他们提供建议。爱因斯坦看着奥本海默离开，并转向秘书，用意第绪语说：傻瓜。

爱因斯坦以友好的方式，非常准确地理解了奥本海默是天真的，他在政治上天真地认为他可以在这个安全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爱因斯坦非常正确地知道这可能对他不利，奥本海默应该走开。但这个时候，奥本海默珍视他的名人地位。他喜欢拥有接触华盛顿权势圈的通道，他不想放弃这个角色。

我很高兴诺兰在电影中加入了这一幕，并在电影的最后，回到了一场更大的对话上。对话的内容是关于奥本海默正在表达他的担忧，也许他并没有真正摧毁世界，因为他发明了原子弹，也许有一天它实际上会被用于全面战争和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并把人类文明从地球表面抹去。这正是诺兰想在电影中传达的一条信息，因为这正是奥本海默所担心的。

刚才讲到了原子弹的发展，在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可能其带来的后续影响，也不啻于原子弹和原子能。科学家是不是只要研究科学就够了？是不是不用为他们的结果和后续影响负责？我还想问凯先生害不害怕有一天AI让传记作者没有饭吃？

凯·伯德：

这确实是一个担忧（笑）。但我知道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显然正处于另一场改变世界的科学革命的前沿。我知道那些正在开发人工智能的人，就像萨姆·奥尔特曼。确切来说这一时刻是另一个“奥本海默时刻”，这意味着这是历史上的另一个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后果的时刻。

再一次，我不认为我们能阻止科学的发展。我们不能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我们可以从奥本海默在开发原子弹以后说的话中吸取教训。我们需要长远和努力地思考，我们需要从正在开发人工智能的科学家那里获得专家意见，如何控制它，如何监管它？如何利用它来获得好的利益？

但如何排除一些人工智能的困难方面，例如，我认为应该用某种方式来达成一项国际协议，

控制对我们所有个人隐私的潜在侵犯。我们需要能够保持我们的私人信息的私密性。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规范媒体方面的人工智能。

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假新闻故事，假照片，假的引用，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的妻子有一天要求ChatGPT写一段关于凯·伯德的传记。生成了一个段落，说凯·伯德是一位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美国传记作家。但我从没教过书，是它编的。

我们的社交媒体需要编辑。我们需要人工智能能够生成它所说的话的证据，我们需要脚注，我们需要看到原始材料。并且应该有一种方法让萨姆·奥尔特曼和他的同事对人工智能进行编程，这样就有了护栏。但无论如何，有很多棘手的问题。

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奥本海默时刻”。我们需要更多像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可以站出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谈论我们周围的科学和技术的政治和政策影响。科学家应该有意识地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你停留在了你专业的狭窄道路上，而不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信息。

我们实际上需要有知识的科学家，他们了解技术来教育我们，而不是对我们发号施令，而是教育我们如何争论科学及其影响。科学家确实需要为他们的研究承担责任，他们需要向我们解释我们所面临的理性选择。

方在庆：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比较乐观。

我觉得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出现带来的恐惧，只能是通过新的（技术）来解决。

汪冰：

我听了两位嘉宾的意见，我就想到了我读这本传记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也许人类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原子能、基因编辑或者人工智能，而是我们的智慧和我们手中所掌握的力量之间的差距。

我们是不是比我们的父母、比2000年前的哲人更智慧了？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一点。在书里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触动，就是奥本海默的老师在写给学生的信中说，他希望他的学生不是更聪明，而是更智慧。

我想了半天，聪明和智慧是什么区别？后来我有一点点感悟，聪明是想办法去得到，而智慧是知道我们终将会失去什么。

【美】凯·伯德【美】马丁·J.舍温 著

汪冰 译 

方在庆 审校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