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卡尔马克思

就在2024年1月1日，以色列宣布从加沙撤出5个旅，表面原因是“美国要求其转向一场强度更低、平民伤亡更少的战争。”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经过近三个月狂轰滥炸，屠杀大量妇女儿童后，以色列军队的实际战果却堪称丢人现眼，无比拉胯。

不管是欧美还是在中国，都有很多人不相信，不愿承认，或此前想不到以色列可以如此没有下限，实际上这并没什么好惊讶的，1982年发生在黎巴嫩贝鲁特难民营的大屠杀，以色列就是幕后黑手。后来，以色列还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进行了所谓的反战反思，结果这种反思的虚伪性经常连西方人也看不下去。

我们来挑一部这类作品中表现相对比较好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说明一下以色列人的反思。这是一部动画纪录片，在2008年由以色列和美法德等国家合拍，风格比较前卫，画风写实和迷幻共存，很多画面应该是基于现实影像改造的，但是画风同时保留着意识流的迷幻感觉。

这部电影从以色列退役军人的视角去描写了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场面；说是意识流，除了因为画风之外，还因为这部电影的主线就是找回记忆，所以现实，回忆和幻想三者交织，讲述了当时的人道主义悲剧。

主角当年参与了1982年黎巴嫩战争，但是在二十多年之后，他回忆不起来当时的情况，却始终被一场噩梦困扰，在噩梦之中，主角反复看到一群恶犬向他的家冲过来。主角的老朋友提醒他，这是当时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狗，这样村庄里边的人就不会发现IDF的到来。

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又梦见了当时战场的情况，主角觉得自己和当年的贝鲁特大屠杀有关系，可是却完全想不起来当时的记忆。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担任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他采访了当年的许多战友，逐渐找回了记忆，原来当时贝鲁特大屠杀，以色列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屠杀平民的时候，他的部队在旁边发射照明弹，来为场地提供照明，主角认为自己也参与了这个屠杀，心理防御机制让他忘记了这些事情。

1982年的黎巴嫩贝鲁特大屠杀，可能杀死了3500平民，大屠杀的发生与当时黎巴嫩总统巴什尔杰马耶勒的死亡有关，电影名字的巴什尔也是从此而来，实际上标题描绘了电影中的一个场面，在挂着这位总统海报的街道上疯狂的射击，就像是一场华尔兹，而这名总统很大程度是以色列扶持起来的。

1982年6月，以色列以黎巴嫩试图暗杀以色列外交官为理由，对黎巴嫩进行了攻击。在这次人道主义灾难之前，当时以色列基本上实现了他们计划中的战略目标，使得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了贝鲁特。但是巴什尔因为和以色列的合作，被内部人员炸死，这导致以色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平民进行屠杀。

当时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被认为对这件事情负有责任，因此而辞职，但是这事显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因为黎巴嫩当地人民的抵抗活动，以色列军队在1985年撤出了黎巴嫩，而也正是在这个抵抗过程之中，黎巴嫩真主党这一组织得以崛起。

应该说，《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这部电影，对以色列军队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太多的修饰，这可能是由于多国合拍的原因。大多数影评人也认为，这是一部反战电影，不过西方人也看出了这部作品的一些问题并进行了批评。

部分影评人用了个名词叫做“shooting and crying”来批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翻译过来或许叫做“边哭边打”比较合适。这个名词是西方文化界主要用来评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相关的文化作品，在这些作品与宣传中，以色列士兵虽然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罪恶性，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补救，这种反战宣传，一定程度起到了小骂大帮忙的作用。这种说法大家是否觉得有点熟悉，我们批评日本很多文艺作品中反战败不反战，也正是类似的内核。

如果说以色列和日本这类作品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或许是首先把所有人都描写成了战争的受害者，着重强调侵略者一方的普通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从二战以来反思纳粹问题的理论来看，这些普通人也一定程度是战争的加害者。这种双重身份的复杂性确实不好表现，但此类作品往往只描写侵略方受害者的一面，显然是立场决定的。

另一个相似点是在这些作品中，对被加害者一方的描写往生淡化和消失。日本的反战败作品往往只会说日本被美国人轰炸多惨，但是对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人民的描写，则是看不见的；而《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虽然没有和日本反战败作品那么格调低，把自己洗白白，但是对于黎巴嫩人的描写，虽然他们在电影中出现不少次，但是我们可以清晰的感觉到，这些人都不是主角，只是背景的一部分，电影最后画面切换到新闻采访，则让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这种操作在西方非常常见，越战之后，欧美文艺界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反战作品，这些作品确实全盘否定了美国入侵越南，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对越南战士的描写总是边缘化的。相比于纠结在战争中的主角们，他们似乎不像是个完整的人。

任何艺术描写都有主次，作为配角的角色当然描写的不可能有主角那么完善，可是这种普遍描写的态度，实际上说明了很多问题。从战争的一般规律来看，被入侵的国家，大多数是较为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在如今的世界体系之中，掌握的话语权依然有限，而大多数在世界范围流动的“战争反思”作品，则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杰作，这样的反差足以说明角色描写上的差别。

另一个常见操作是对入侵者和抵抗者的动机进行混淆。大多数情况下，抵抗者的意志往往更加坚定，动机更加合理，但是在这些西方反战作品中，这些抵抗者往往会被解释为愚昧和狂热来驱动。实际上抵抗者的动机，正是因为入侵者带来的，如果无视这样简单的事实，那实际上是否认了反侵略的正义性，把反侵略的行为也形容是荒谬而无意义。

就像是那些围绕战争PTSD这个主题的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也算这个题材），往往不会讨论反抗者为什么不容易得PTSD这个简单但刻骨的事实一样。

当然，用单纯的美化侵略殖民来说明这个现象，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来自于爱德华萨义德先生的《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先生告诉我们，“东方”这个概念，来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赋予，它并非是一种地理学上的概念，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而在于对东方主义这个问题的概括上，萨义德先生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概念，比如说，东方在主流文化的理解中是沉默的，所以我们西方要替他们去表达。这种观念，在西方文艺作品中实在体现的过于明显了。但是也足以解释很多问题。

比如对于《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到底是不是反战电影，实际应该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人民来决定，但即便是今天这个社交媒体与短视频的时代，发声难度低了不少，我们又能看到多少真正来自于这些地方的声音呢？并没有多少，发达国家的所谓主流文化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替他们进行理解，到今天仍是如此。更悲哀的是，这种“替不发达的国家进行表述”，甚至未必出于恶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如今西方舆论中，西方白左普遍对于巴勒斯坦人民表示同情，谴责以色列的暴行，但是对于他们的武装抵抗行为，大多数是不支持的，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实在是过于暴力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手段。

笔者当然对这场冲突中，双方平民的遭遇报以最大的同情，但是假如换位思考，考虑以色列几十年如一日的残酷种族隔离政策和极端滥用武力的方式，我们不可能指望巴勒斯坦人民在抗争的时候那么注意方式方法，也不可能指望他们相信所谓的和平解决方案，而欧美白左的呼吁虽然动静不小，但是依然改变不了欧美官方的行为。

这也是即使这些欧美年轻左翼在巴以问题远远比国内某些新自由主义簇拥有人情味的情况下，笔者依然选择使用白左这个词语的原因。

虽然在白左的理论中，对刻板印象，种族歧视的反思几乎是日常，可是他们几乎没有几个人跳出了东方主义的圈子，只不过是换了个角度，对“东方”进行高高在上的阐述罢了。《东方学》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这些人并没有绕过去。

而同时，他们对于巴以冲突的历史背景也一无所知，其中很多人可能在10月7日之前，可能连加沙在哪里都不知道，就不要说知道以色列的暴行和更早时代英国殖民的埋雷了。这种同情是廉价而虚伪的，很大程度是对自己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而非是真的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同情。自然，在这种语境之下，选择暴力去抵抗，对于发达国家的民众，会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文化概念，他们不可能赞同。

当然，爱德华萨义德先生能提出如此深刻的后殖民主义反思，除了他丰富的学术经验之外，很大程度在于他的经历，他出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巴勒斯坦，而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也多次参与巴勒斯坦建国相关的政治活动，甚至因为他的政治活动，长期被fbi关注。尽管他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他坚持为被忽视的东方去发声。这样复杂的经历，不是现在这些高高在上，在书斋与各个论坛活动的知识分子能比拟的。

一个发声者究竟是在进行高高在上的阐述，还是切实的表述“东方”的问题，并不取决于他在什么地方工作，或是什么种族。毕竟弗朗兹法农很早就论述过殖民地对于被殖民者精神上的异化，而对于这种情况，文化上的去殖民化显然更加重要。

在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的今天，文化上的去殖民化却举步维艰，甚至出现了倒退的情况。很多从民族上属于第三世界的文化界人士，反而不遗余力的给“东方主义”涂脂抹粉，类似的情况相信大家已经见过太多次了。别的不说，就模特界的那套“ABC”妆容，多少年都没有改过来，文化买办，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从这些角度，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虽然旧的殖民体系在几十年之前就已经解体，但是殖民时代的影响，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文化上，都没有结束。甚至在现今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之下，全新的文化殖民又一次开始了。如果没有文化上面全面的去殖民化，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就是不全面的。而想要实现这一点，白左是绝对靠不住的，要各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界联合起来才能做到。

文化上的去殖民化，说难确实很困难，因为思想的复杂性，改变思想可能比建设最宏大的工程都困难，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显然见到过不少类似的例子，即使是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士，却无法对于欧美社会做到正常的平视，无法直视他们的问题；

而说简单倒也没有那么难，毕竟一部文艺作品就可以多多少少改变一些，其实类似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媒体，也拍摄过多部关于黎巴嫩和加沙的纪录片，虽然看的人不多，但是这些影像依然忠实的记录了现实情况，电影的价值就是如此，我们不能指望它做的更多。

只是，现实的情况往往更糟糕。或许“shooting and crying”的作品里边，有的显得虚伪，有的无法摆脱东方主义的影响，但是多多少少，总归是承认了战争的罪恶。但是现在的以色列，已经连这些体面都没有了，公开的轰炸医院学校和难民营，政府人员公开说要对加沙使用核武器，说要抹平加沙。而如今这个短视频时代，即使在这种暴行被全世界直播的情况下，却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还有闲心满世界攻击别人，这可真是太可笑了。

电影这类文艺作品能改变的东西实在是很有限，但是笔者在想，任何一个抱有基本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的文艺工作者，都会为如今加沙的场景感到痛心，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只是，单纯空洞的反对战争是不够的，或许，去思考如何让战争的各方真正平等的在胶片之中讲述自己的故事，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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