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羽，等来剽窃者的道歉之后

文｜王媛

编辑｜金石

虽然我搞了20年创作，但是我最有名的并不是作品，并不是在文学界，反而是在法律界。我做了反剽窃基金之后见到很多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大家看到我都很亲切，「我终于见到活的了！」因为他们经常讲我这个案例。

我的案例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时间，这十几年间，不断地有人找到我，问我当时案子的一些细节，有一些是学生，出于写论文的需要，还有的是被抄袭的作者来寻求帮助。2018年有一个女孩把电话打到我助手的手机上，她说她在网络平台上发表了一个小说，可能被一个电影抄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一直头晕，走路会摔倒，开车会吐，大夫说是我的小脑出问题了，所以我就让我的助手跟她说，你去找一个懂著作权的律师，打官司就行了。

过了一年之后，我身体好了，有一次出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就问我的助手，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怎么样了？他说，别提了。我把你的话转达给她之后，她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因为她生活在一个西北城市，在那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律师。而且她的家庭也不可能拿出钱来，让她到北京或上海来请律师、打官司。所以那个小孩听了这个答案，特别绝望。我后来想找一些朋友来帮助她，给她提供法律援助，可惜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联系不上她了。

我非常能理解她当时的那种崩溃，因为第一，写作是一个不挣钱的事，现在中国网络写作的基数保守来讲有两千万人，能成为一线作者的凤毛麟角。所以这些人的写作，更多是基于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一些苦闷，或者不被人理解的经历。他们以这样一个文学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里面承载着他的精神寄托。并且，写作并不容易。你在写作过程中会有很多情绪上的困惑。你为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台词付出了你的智力、劳动。比如你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你希望能塑造一个很猛的、敢于反抗的人，构建一个理想中的主人公，希望在读者当中、人群当中找到共鸣。结果，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所构建的这个人物拿走了。凭什么？

所以面对这些年来找到我的求助者，我是尽量地去帮助他们。我还整理过一个问答，当你被抄袭之后要怎么办，怎么去找律师、怎么走法律程序，其实就是梳理一遍我当年的经历嘛，因为我相当于已经给他们趟了一条路。

所以，我看到郭敬明的道歉信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把反剽窃做成一个系统性的东西，这样以后你们也不用挨个来问我该怎么办了。

郭敬明在微博向我道歉的那一天，我在家里跟朋友聚会，晚上酒喝多了，很早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因为小孩要上学，我6点半就起床，起来之后一看手机，几百条微信发过来，有人发截图，有人发语音。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但我没有时间多想，那天是12月31号，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每天要早早起来给小孩补习数学，我放下手机就赶紧跟他一起做数学题。等到他上学去了，我才坐到电脑前面，仔细看他到底发了什么内容。当天还是社保的最后一天，我挂了医院九点半的号去看医生。所以坐在电脑前，我也是很匆忙地，慌张地做了一个回复。发完之后，我头也没梳，脸也没洗，就上医院看病去了。

后来，除了大家看到的微博转发之外，郭敬明没有再跟我私下接触过，一些具体的事情是我们的律师之间去谈了。

我之前只是梦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发财了，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基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国内除了文字著作权协会之外，好像没有这样一个民间公益组织是做版权保护工作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基金该怎么做。我开始的理解是我捐一些钱给某个组织，让他们去专门做版权保护的事情。后来，新浪微公益的人因为我发的那个微博来联系我，他们还组织了很多的公益专家、著作权领域的专家要来帮助我。那我就去做呗，就这样开始了。

我是一个从小到大不受欺负的人，绝不忍气吞声，别人打我，我是一定要打回去的，而且不太知道什么是害怕，如果你欺负我，那你要付出代价。

《圈里圈外》出版的时候，我在扉页留了一个MSN的邮箱，有一天我收到一封读者写来的邮件，他告诉我，现在有一本书完完全全地照搬了你的人物、你的故事，甚至你的语言。

我就去买了一本来看看。作为原作者，辨认出抄袭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写的一些人物原型就来自我身边的人，书里的一些对话就是我生活中发生过的对话，我加入一些文学技巧把它写进书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发生相同的事情、相同的对话。所以我当然是很气愤的，我就是觉得，你不能这么干。

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很盼望能有记者关注到这件事、来采访我。因为当时发声的渠道也挺有限的。我自己也在天涯、BBS、门户网站的读书频道发帖。其实上面读者已经争论了好长时间。我出来讲了这件事之后，对方出版社的编辑马上就在网上发帖子，说庄羽为了炒作，不择手段。

粉丝的评论铺天盖地的就来了，说庄羽你太无耻了。二十年前的著作权社会环境，是你还能在大街上买到盗版书、盗版碟，十块钱一堆往家搬的。所以当时的舆论也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作者怎么可能抄你的东西」，「抄你怎么了，抄你是看得起你，就是比你写得好」。

我本来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但是那个编辑发帖子说我炒作这个事情把我激怒了，你不可以这样欺负一个人。那我们就上法庭吧。

在北京，找到一个著作权律师还是容易的。我当时也才二十出头，还是个半大孩子呢，我记得第一次去见律师，为了显得正式，我还穿了一个尖头的黑色高跟鞋。但是到他办公室里我就哭了，还是觉得很委屈。我就跟他讲我的情况，讲的过程中，不断有电话进来，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有名的案件来找他打侵权官司。我讲完之后他跟我说，「你还这么年轻，我劝你这个事就算了，你以后会写出更好的东西证明你自己。」我觉得一方面他是想告诉我，打官司会花掉我很多钱、耗费掉很多精力；另一方面这个案子对于他来说也确实没什么钱可赚。

但他也没有明确拒绝我。我给他拿了两本书，在书里划了哪段哪段是抄袭的，他翻着书看了看，说，这怎么提交呢？后来，他下面的实习律师给了我一个表格，一列是我的作品，一列是对方的作品，A书的第5页和B书的第30页哪段哪段是一样的，列到一起。还有一些总结性的，比如人物关系，A书里甲乙丙丁都是什么性格，B书里的甲被拆成了哪两个人物。人物性格又是通过哪些情节表现的。他就让我回去填这个表格。

这件事是我诉讼过程中最难的一关。因为情节下面是句子，句子下面是词，最小的元素就是字，你得尽量把它切成小的元素去分析。光靠分析还不行，还要从整个故事的架构、布局、人物关系来讲清楚。这个事情靠我一个人根本完不成。

当时我还在杂志社工作，整个人处于非常焦灼的状态，我们单位有一个大姐见我天天那个样子，还特别委婉地来提醒我，「庄羽，你要开心一点，多笑一笑，你一天天耷拉个脸，别人看见你都躲着你。」我每天想着这件事，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可能继续这样下去表格还没做完呢，我先跳楼了。

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南方去签售，刚坐到那儿，呼啦啦来了好多保安，把门给挡住了，跟我说你赶紧走，签售取消了。我的编辑就拉着我赶紧走，很多14、15岁的粉丝就打着海报冲进来抗议。我当时还端着，不想让别人看出我害怕，装出很世故的样子。但其实现在想，当时我也就是个小孩，人家一眼就把我看穿了。后来我跟我第二位律师，也是最后帮我打了官司的邢律师吃饭，一边吃一边哭，因为那时候有人骂我说，「你都丑成这样了，怎么还好意思上报纸？」我一边哭一边说，「我打官司跟我丑不丑有什么关系？」

我是在第一个律师拒绝我之后，找到邢律师的，他只收了很少的钱就帮我做了代理，最后帮我把这个案子打下来。他是像我父亲那个年纪，好像我们不仅仅是代理人与律师的关系，他更像一个长辈，我很多化解不掉的情绪，都会跟他倾诉。

在我非常痛苦地写那个表格和分析材料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些网友打抱不平，他们联系到我，说看看我们能帮你什么。我说我现在最难的就是怎么能告诉第三方我确实是被抄袭了。后来是这些网友把书拿回去，你做一点，我做一点，十几个人共同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其实我能做下来这个案子，除了有勇有谋有钱，还要有运气。我的运气就是我遇到很多好人。

在起诉的这个过程中，我辞职离开了杂志社，做专职的作者，等到判决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写电视剧了。2020年末之前，我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道歉，但我是一个比较钝感的人，不是伤春悲秋的那种。我的目标是要证明你抄袭了，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达到这个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我觉得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都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对吧。人都会慢慢慢慢变成熟。经历了这个事情我就知道，人的生活就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按下葫芦起了瓢，我就往前走就行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起诉书里我们主张了精神赔偿，最后法院也支持了我们，在判定抄袭的同时判了一万元的精神赔偿，这在著作权案件中开了一个先例——它的意义不仅是金额，它是从法律意义上承认了我们这些原创作者，也会因为被抄袭受到精神上的伤害。你受到的那些困扰、痛苦，包括羞辱，是被看到了。我想这是我这个案件在法律上的一个重要意义。

抄袭带来的伤害是双重的，一重是你的创作被偷走了——我作为一个原创的作者，可能用我前20年的经历，才构建出一个作品。而对于抄袭的人，当然你不能说这里面没有他自己的创造，他照着你的图纸可以加入他自己的东西，但这是比你搭出骨架容易得多的事；第二重伤害是，抄袭的作品很多时候写得更好。因为人家在你的基础上改写，当然会写得更好，别人会跟你说，那个人真的比你更有才华。

但抄袭情况的分析和总结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人都知道《著作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在我做基金之后，我们经常收到一些申请，啪就甩过来一个调色盘，把两部作品相似的内容列出来。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些是毫无判断的价值的。调色盘里可能列出了相同的人、相同的事，但你很难判断这个事情它发生的基础是什么。有些事情是属于公共认知领域的。比如两个作品都写到了求婚，求婚就那么几个方式，找一个高档的餐厅，男的拿着玫瑰花，然后掏出一个戒指。这两个人都写到了，但你能说它是抄袭吗？因为就这几种有限表达。

在网文领域，这种同质化是很严重的。相比于传统出版物，网文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嘛，一部作品一两百万字。大部分网文作者也都相对年轻，本身文学创作是需要加入作者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比如我要写一个记者，那我至少要去看一看记者日常的工作内容，网文作者不太会这么做，他们只能到各种作品里去找素材，所以会造成严重的同质化。

但是如果具体到某两部作品，我觉得抄袭不是同质化能解释的。因为同样的题材谁都可以写，题材和题材可以相似，但比如两个人都写了农村扶贫题材，两个不同的地域应该有不同的扶贫内容，假如说你的扶贫对象是一个懒汉，每天骑个电动车在大街上溜达，我的扶贫对象也是游手好闲，每天骑个自行车；他们都偷过别人家家畜；都抢过别人家小孩；都有一个强势的妈妈……所有这些元素加在一起重合度太高的话，是不是抄袭其实你可以很精准地看出来。

还有融梗的问题。其实借鉴一些梗或者一些情节桥段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如果你的人物性格、人物背景、故事线索都是重合的，那这个就应该是抄袭了。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划分出这个度，所以现在让融梗变成了抄袭的代名词，打着借鉴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剽窃。

融梗光靠调色盘是没有办法鉴别的。如果你想要判断，你必须要看完两部书，然后把两部作品切分成情节点，再从背景、人物性格、故事架构几个维度去对比。在所有细微的地方，你都要去分析、对比。这些全部做完之后你才能形成一个说明性的东西。这需要花费的时间太漫长了。

去年，我还幻想过人工智能技术能不能帮助作者鉴别抄袭。现在市面上已经有智能写作机器人了，假如它可以辨别抄袭的话，不就可以解决一个困扰创作界很长时间的难题吗？我们去跟阿里巴巴的工程师开会，听他们介绍怎么训练机器人。听着听着我就知道不可能了，你给它投喂大量的图片，它能够鉴别得出来。但是你怎么教给一个机器人去理解你的对白里面，隐藏在字面背后的那个情感呢？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是根本做不到的。

祖占的案子是反剽窃基金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帮扶申请。

基金成立到现在我们收到了一百多人次的咨询和帮扶申请。其实很多人并没有真的想要诉讼，他们打电话来是在寻求一种认同，他希望你认同他被抄袭了。

但我们要做的工作很细，不是说你跟我联系，打个电话发个邮件说我被抄袭了，情况是什么样。你要先填写一个帮扶的申请，在这个申请里面，你要写清楚事件的缘由，你要写清楚你真实的信息。然后我们的律师会做一个全要素的审查，这个审查包括：你是不是权利人，你的作品权利归属有没有问题，还包括你的作品是不是在版权的保护期等等，我们要先审查这些元素，后一步才涉及到，你要寻求帮助的内容是什么。实际上，在全要素审查的阶段，已经有很多人就放弃了。

去年7月，我们在邮箱里看到了祖占的帮扶申请，她认为玖月晞的作品《小南风》涉嫌抄袭她的《越过时间拥抱你》。2015年，她在网络平台上连载了《越过时间拥抱你》，同年出版了实体书。2016年，她收到网友私信，发现《小南风》涉嫌抄袭，向平台投诉却没有结果。随后的五年中，她一直怀着对被抄袭的恐惧与焦虑，即使又写出了一部新作，也没有再发表。

读完了两本书，我很困惑。我是一个写作人，对写作的逻辑是敏感的，我的感受是《小南风》所写的少妇在小镇与少年相爱的故事里，所有元素都是从《越过时间拥抱你》里来的。但同时，两部小说没有任何两个完整的语句是完全重合的。在我们开会探讨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两本书的关系说清楚，又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

如果我们基金成立后的第一个案件就打输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公信力。我们必须拿出一份有说服性的材料提交给基金的管委会。僵持了两个月，我想起当时自己起诉的经历，最后我找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朱巍老师，说我们建一个志愿者的网络，让志愿者们来做评判。

在朱巍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组织了由政法大学学生组成的24名志愿者团队，各自去做阅读比对，从人物、情节、故事架构几个方面去做分析，提交了读者视角的阅读报告，后来还组织了模拟法庭辩论。

最终，我们决定向祖占提供帮扶，帮她联系律师，也提供经济援助——很多找到我们的网文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困境，他们有勇气，但是没有钱。一次诉讼的成本大约1.2万到7万之间，但这些作者们不仅是诉讼费的问题，他们还要解决生活问题。

有很多网文作者可能需要保持每天大几千字的更新，但他们每个月从平台分成的收入可能也就一两百块钱。而且很多平台跟作者签约，其实签的是全版权，也就是说未来如果有改编啊、IP开发啊，这些跟你就都没有关系了。我到现在这个年纪，一天写够三千字就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所以写网文真的不容易。但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祖占帮扶，我们不是诉讼的一方。如果玖月晞她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向我们发出求助的、帮扶的申请，我们也会根据流程评估这个申请。

去年10月，我和同事们坐高铁去探访祖占。在路边见到她的时候，她拉住我，手是抖的，是冰凉的，她说，「庄羽老师，我没想到你能来。」说着眼圈都红了。

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城里面，这五年她没有工作，就在家里带小孩，有一段时间是抑郁的状态。丈夫要工作，小孩还小，她自己也需要这些关怀。我能理解为什么她之后没有办法再写作，因为写作需要你全部的精神投入其中，当她被一件事情缠绕，情绪受到影响的时候，她在写作这件事上是没有创造性的。

我看着祖占，能感觉到她是极度敏感的一个人，尽管她瘦瘦小小的，当她跟我描述写作过程的时候，你看到她眼睛里面亮亮的；可是说到一些她很痛苦的经历，说到她给家里人带来的这些担忧，她眼睛里面的光亮没有了，就在一瞬间。

我觉得她跟我20多岁那时的状态挺像的，总是在害怕——有很多人说我当年起诉很勇敢，其实我也不是勇敢，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年轻，不知道害怕，如果是现在四十多岁的我，可能也没有勇气做这个事。毕竟诉讼除了钱，还要搭上你的精力、你的心情，也许还有你的健康，你可能长时间都在一个不好的状态里面。

所以现在面对一个想要维权的作者，我会建议他最主要的是自己想清楚，你愿意为这件事付出的勇气、决心、钱，能到什么程度，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你的情绪可以被消耗到什么程度。这个只有你自己去做判断。

我也很现实地跟祖占讲，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可能打赢，也有可能打输，你什么结果都能接受吗？她说，如果我打赢，我要把赔付捐赠给你们，让你们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我输了，至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情况不是抄袭，算是给我这么多年有一个交待，至少这件事情我可以放下了。

在开始做反剽窃基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能力去替每一个作者打官司。中国这么大，遭受不公平的人太多了，我们更多地要把工作放到倡导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上面。

我们打知识产权，实际上打的是财产权。你创造的智力成果里面就包含着你的财产。在发达国家，如果你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法院会让你赔到破产。我们想倡导公众对著作权的尊重，如果大家看到抄袭的代价这么大，会赔上你整个的职业生涯，当这种意识深入人心，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抄袭不值得。其实自己努努劲，也能写出来。

所以说，我们最终能影响的还是只有人。我们在网络平台发起了一个「网络原创文学作者」权益帮扶的公益项目，项目上线之后展开了公共募捐，虽然募到的钱不多，但我可以看到，有的人捐了一块钱，有的人捐了十块钱，还有个网友一次就捐赠了一千块钱，我知道他是看到了网文作者的困境，但相比于一个人捐一千块钱，我更希望每个人给这个项目捐赠一块钱，让知识产权保护的理念能被一千个人看见，我觉得这是个特别有成就感的事，特别牛的事。

现在，我自己的精力大约三分之一放在创作上，三分之一放在家庭上，然后每周有一两天用来处理基金的事务。因为基金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白天都还有工作，我们开始那几个月经常是晚上10点上线，开会讨论，每天2、3点下线。有段时间，我下了会拿着枕头就在桌子边上的榻榻米睡了，我家人支持我的方式就是白天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不要叫醒我。

可能有人会问，你当年的案件这么出名，会不会担心别人看不到你的作家身份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想要冲破标签，想着要去证明什么。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之后，我对生活跟创作的认识肯定会不一样了。

在年轻的时候，我的创作更关注的是爱情、花花世界，因为我不了解，我向往，我想知道那些结了婚的人，他们为什么吵架。随着你生活的继续，有了小孩之后，你会关注教育；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你也会关注医疗，关注汽车摇号，逐渐逐渐你会发现你跟社会生活的捆绑越来越紧，想的东西会很实际，我得赚钱养家。写书慢慢不赚钱了，我就把精力放到电视剧创作上去。

我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别人怎么去说我也不重要。对于我来说，写作跟阅读是让我保持思考的过程。觉得最幸福的就是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同时输出了我的所思所想。包括做公益的这个事情，如果说它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是在于，我们都知道现在写作这个行业不好做，如果我要继续在这个行业里谋生，我应该让它变得更好。如果这个行业风气好，有源源不断的新作品出来，这个行业重新繁荣起来，其实每一个从业者都会活得更好。

这些年，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坏，但也感受到了很多善意。

我记得小时候住在我姥爷家，他念的是私塾，家里有好多书。七八岁的时候，我读到这么一篇文章，是末代皇帝写他的乳母。他写他小的时候非常淘气，最爱干的事就是责打太监，令他们吃铁砂，拿气枪和铅弹打太监。这个时候，他的乳母会站出来，告诉皇帝，别人和你同样是人，你被铅弹打到了会疼，太监们也会疼。溥仪写，只有乳母在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别人跟他一样都是人。

就是因为读到这篇文章，我才懂得什么是善良，它给我的人性刷上了一层底色，同时也是我自己写作的萌芽。

溥仪这样写他的乳母：「一直沉默地微笑着……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在我的很多作品里，我都写到了这样的形象。如果一个人是善良的，我就写，「他总是看向远方，脸上带着笑，嘴巴也笑，眼睛也笑」。我写了很多次。

美美享受春天，人物2022限量版丝巾在售中

精彩故事永不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