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刺死外卖员，有些「反思」是值得反思的

卡尔·波普尔说：要努力消除具体的恶，而不是去实现抽象的善。

善与恶在此事上并没有呈现出复杂难辨的面目，可将其归为极端个案，似乎很难满足部分网民的「深刻癖」。

不得不说，这类「向内深挖一层」的归因思路颇为流行。

你光说保安残忍杀人是戾气，那我问你：这戾气是怎么来的？

你只说保安举刀相向很残忍，那我问你：要不是「私放骑手进入一次罚50元」的规则，他又至于去为难那个外卖员？

这是很多人「土壤决定论」的生成逻辑。

这些反问，确实连着某些真问题。

比如，到底该不该让外卖员快递员进小区，说白了，就是本地生活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该如何解决。

这是这起悲剧发生的直接由头，也是关乎多方权益的现实议题：它既关乎居民获取民生服务的便利度，也关乎物业管理成本的增减。

报道中提到，事发地很多小区都不让骑手骑车进入，只不过，涉事小区管得格外严，外卖员递烟、递水、递槟榔给保安都不管用。

小区该不该让骑手骑进来，居民、物业、骑手可能各有各的想法，这需要居民、物业、平台等多方共商，尽可能求公约数、取最优解。

之前有些社区就跟平台探索出了部分解决办法，如让骑手实名认证「进门」或在合适地点放置取餐柜。

事实上，呼吁小区物业对保安、骑手实行更柔性的管理，呼吁外卖平台在送餐时限设置上充分考虑「最后一公里」的行进难度，呼吁多方探讨既能保障小区秩序又能增加取餐便利的解决方案，都不无讨论价值。

但若是在规则仍待完善跟保安「无奈行凶」之间画等号，无疑是对极端暴力的姑息。

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残忍杀害一个无辜外卖员的「正当理由」，我们要警惕对极端暴力背景和动机的解释无形中充当「豁免牌」的效果。

行凶者就算有一万个理由去守紧小区大门，也没一个理由支撑他去残忍杀人。

别林斯基说：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在对悲剧归因时，非得跳出「就事论事」原则，向上走找出万物一源的「本源」，以此佐证具体个案发生的必然性。

按照时下有些人的形而上思维和归因思路，被杀的外卖员跟行凶的保安都是规则的「受害者」。

循此逻辑，保安这次残忍刺杀无辜的外卖小哥，根子在规则冲突，下次他向晚归的业主挥刀，根子是不是就在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公？

忽略极端暴力中「具体的恶」，却过多地聚焦受害者毫不相关的「过错」，过度地渲染泛化的因素，很容易把具体问题变成概念堆叠。最终结果就是尼采说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或布罗茨基说的「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与分析习惯所累」。

套用学者朱学勤的话说：追究一个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就会开启该事物原因的稀释过程。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就越远……当你好不容易摸到「原因链的终结一环」时，特定事件的原因分子可能已经稀释殆尽、你手里的那一节「最终原因」可能已经越过临界点，正在将你导入另一事物的原因域。这种病态的深刻癖，是生活在观念世界里的人经常容易犯的毛病。

悉尼·胡克说得更简洁：「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小区不让骑手骑进去，是保安阻止骑手进入的原因，但不是保安实施极端暴力的原因。他残忍杀害外卖员，首先是自己没了人性，其次都是其次。

▲原报道留言区的这两条高赞留言说得挺对。

我们不是不能反思由悲剧延伸出的命题，但这种反思当止于应止之处，绝不能轻易在保安的「苦衷」跟行凶的残暴之间建立必然性关联——那样只会变相地为其极端举动提供「合理性基础」。

说起来，社会学家孙立平2018年曾提出过「短链条正义」的概念，意思是：判断某件事情是否正义，先去除掉动机、背景、实质、进一步效果等相关因素，就事情本身做出简单判断。

打个比方，街头有人昏倒，我们在决定伸出援手前，该考虑的是「他昏倒了，需要帮助」，而不是「他是个什么人，昏倒前干了什么事」等。

看待保安刺死外卖员这起悲剧，我们也该有「短链条正义」思维，而不是泛化归因：这是个恶性案件，行凶者已失去基本底线，是此事的基本面向。他为什么会带刀上班，该是我们的第一追问。

在事件里的是与非在「受害/加害」二分结构中倍显清晰的情况下，没必要在归因时用更宏大的是非框架对其进行「重置」。

回到此事上，受害者李越凯的不幸该被同情。西塞罗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换个地方。性格善良的他，本值得更好的命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