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流浪街头的孙博士会不会成为纽约的犀利哥

2024-01-1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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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孙博士，15岁入复旦物理学系，是少年班高材生，1989年通过李政道博士撮合的CUSPEA留美项目的考试去美国深造，获得纽约城市大学获博士学位，做过博士后，读过计算机科学，混过华尔街。然而命运多舛，孙博士丢了工作，离了婚，得过抑郁症，生活无着，得到教会救济。五十多岁的孙先生如今流浪街头，过着食不果腹、无家可归的日子。

这是最近视频爆出的惊心一幕。

孙先生说，冬天难熬。纽约的冬天，我都不习惯，何况风餐露宿的孙先生！最不忍的是，那么多年缺乏健康管理，他满口零零落落的牙齿！

揠苗助长？高智商低情商？

有人因此把孙先生的遭遇归因于中国的拔苗助长，智商爆棚，情商归零，可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简单粗暴。这里，我只想谈谈高智商人才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因为，孙博士数次谈到他的心理病症，如抑郁症，还有出现幻听、恍惚、幻象，这绝对是心理健康亮起了红灯。

是不是“揠苗助长”？孙博士那一代人的改开初期的教育可能有，也就是单向度早期培养，但是不是主因？不一定。从直接原因看，孙先生遭遇了各种不利的社会境遇；高智商从来就不是护身符，而为什么扛不住，也非“低情商”能一言以蔽之。

“情商”这个词在中国用烂了，成为一种思想懒惰。现在“情商”成为“成功人士”的标配。公允地说，智商高的标志是更注重事情本身的内在逻辑，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情商”则是人情练达。所以用“高情商”去贬低“高智商”是不公平的。比如，马斯克想在火星上建造人类居住点，是不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是不是“情商”很低？

马斯克说自己有Asperger’s综合症，即轻度自闭和社会沟通障碍。这确实可能导致“低情商”，即在体察他人思想感情方面会有欠缺。但是这个“低情商”是不是就一定成事不足呢？不一定。没有这份“低情商”，就没有今天那个世界首富，那个“天马行空”的老马。

刘震云说，中国人毁在聪明人太多，笨人太少。这话可以反过来说，刘震云对社会人性的参透力（即高智商），使他的认知和眼界和很多“聪明人”和“成功人士”不在一个频道，大部分人看到了某些“高智商”+“高情商”的聪明人操纵人性弱点、甚至狂收智商税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刘震云看到的则是蝇营狗苟、机关算尽的鼠目寸光。所以，不要一碰到人生失败就拿“情商低”说事。

高智商+偏执 = ？

我们把心理健康失衡而导致某种病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内向外（externalization）的侵犯性（offending）和反社会倾向，表现为由欲望未能满足的憎恨或为了满足自身欲望产生的攻击性和暴力行为，一类是内向（internalization）的由于生活不顺和困顿、负面情绪或生理原因引起的心理疾病。孙先生属于这一类。它都和缺乏安全感、欲望受阻、得不到他人认可或不能接受自己现状有关。

心理疾病是一种城市病，和各种应激（stress）心理和生理反应有关，因为假如你生活在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不太会发生心理疾病的。孙先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所有人一样。现代城市里的人都是心理孤岛，面临各种生存压力和生理心理需求的无法得到正常满足。所以身处异乡他国的游子经历生活的困顿和潦倒，并不奇怪。

但是，高智商是否给人带来心理健康的“软肋”。这是本篇的重点。什么是高智商，简单说，就是记忆和理解力过人。高智商的人会不会有所谓“情商“的先天缺陷而导致心理问题，这可能除了认知问题还有性格因素。比如性格极度内向或者偏执。

性格内向容易产生向内”反噬“的问题，也就是流行说法里的情绪性的“精神内耗”，性格偏执容易产生向外指向他人和社会的攻击性（aggression）和侵犯性（offending）问题。

先说向外侵犯性问题。1991年卢刚的杀人案，五人丧命，一人瘫痪，震惊世界。卢刚和孙先生出国经历类似，也是通过CUSPEA去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高智商加上偏执，可以是致命的。越是高智商，而且心气甚高，就越经不起挫败，越要证明自己，恶性循环，便容易走火入魔。

从学业中的不顺，到心理失落，到不甘，到迁怒、怨恨，直到谋划、实施报复杀人最后饮弹自尽，这是卢刚的心理蜕变史。去年，三十多年前的校园噩梦再次袭来。在北卡大学（教堂山）留学的中国博士生杀害了自己的华裔导师。

复旦的姜文华杀人案稍稍不同，姜性格内向、不善沟通，上升通道突然被堵住，受不了这个委屈，属于老实人发“耿脾气”。但三个案件的共通性是事业受阻，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缺乏有效沟通。

相比之下，卢刚的杀人还有妒贤的因素，对同学山林华混得风生水起，而自己得不到导师的同样提携，卢刚感到不公，心有不甘，以至杀人。所以，山林华和多位卢刚的导师前辈死于卢刚的枪口，卢刚罪不可恕。

杀害伊利诺伊州访问学者张莹颖的美国人Brendt Christensen也是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博士生。虽然动机不同，他也是“一根筋”、钻牛角尖，这确是不少高智商人才的一个特点。一根筋，既能有助于张益唐博士那样的奇才作出大成就，但也能让这布伦特这样的“高智商”作出伤天害理的事。

俗话中的一根筋、钻牛角尖，心理学的概念就是有偏执倾向，这种偏执的正面意义就是他们会专注于一些绝大部份人认为不可能或没意义的事情，假如成名前的专利局小职员爱因斯坦每天跟你神聊时空相对、口若悬河，你肯定觉得他有精神病。这就是乔布斯说的，“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正是改变世界的人” （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

最极端的高智商+偏执的例子是美国的“邮包杀手” Ted Kaczynski ，他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高智商罪犯。他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加大柏克莱任数学系助理教授，两年后辞职，躲进深山老林，拒绝文明，直到出现严重的偏执症，用自学的化学知识自制炸药，制造邮包炸弹，先是报复不待见他的人，后来是加害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只为了引起社会注意。他的内向病态终于酿成外向破坏。

“邮包杀手” Ted Kaczynski 经FBI多年搜捕未果，1996年由于他弟弟提供线索被捕

“邮包杀手”所有的图谋都是为的只是证明他是对的，这个世界错了。这很符合高智商犯罪的逻辑。当然，他关于西方各种技术发明正在毁灭人类本身的观点本身确实不无先见之明。Ted Kaczynski去年夏天死于狱中，初步调查结果为自杀，终年71岁。

高智商+内向 =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Leta Hollingworth在一百年前对高智商人格就做了深入研究。她基于对大量智商超过180的群体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智商过高（比如，分值超过160，也就是每十万人中只有三四个人能达到这个智商水平）不是好事，他们会不合群，有优越感，不容易相处。他们不善人情世故，不善推销自己，不善委曲求全，因而是社会成功的障碍。这些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上容易出问题，也就是中国人喜欢说的“情商”不高。但她也发现高智商人群中也有些人也会特别权谋狡诈，善于操纵利用别人实现自己目的。

Hollingworth的建议是高智商的人不要恃才傲物，而要放下身段；不要做隐士，而要融入社会。很多人学会了，如钱学森年轻时嘲笑自己的老师不行，被他老爸钱均夫教会了；苏轼年轻时也是天之骄子、鄙视平庸，后来被他的生活挫败教会了。但还有一些人，永远学不会。历史上高智商的人被教皇国王打入大狱乃至杀头的也不在少数。

高智商和内向，可能有必然关系。碰到抽象命题（如数学和天体物理）或人类和社会问题，一般人可以不管不顾，种自己的地要紧。而一些高智商的人容易进入高度执念（obsession）的状态。尼采最后精神失常，固然与他的偏激性格有关（如对瓦格纳从崇拜到诅咒的转变），但是，放在整个欧洲文明的长河中，又有必然性。他宣布“上帝死了”，等于是向西方宣布整个西方文明的支柱坍塌了，这种信仰危机，对于芸芸众生可能并无所谓（该吃吃，该喝喝），但对于一个高智商要求逻辑自洽的哲人，则会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的来临（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意识到了，所以才有后来加缪的“哲学自杀”问题）。

强度过高且伴随情感的精神活动，不利于心理健康。牛顿以痴迷于参透宇宙法则和创世者设计而闻名，他的天才头脑也极度偏执，精神上长期被双相抑郁症困扰（即亢奋和抑郁交替出现），尼采自己也意识到酒神精神需要日神精神来平衡。

高智商的心理健康风险，可以从Hollingworth的观点推到出来，即某些高智商个体由于生活在另一个认知维度里，他和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或者荒诞不经的人类社会有天然的隔阂。所以，他们会被芸芸众生嘲笑，被视为怪人，被排斥、被“低情商”，最后被视为精神病，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当然，这是另类叙述。鲁迅《狂人日记》里，到底谁crazy？

心理疾病种种、及其遗传、环境、经历的复杂成因

在谈论高智商问题时，需要排除哪些问题和高智商或低智商无关。比如约翰纳什的数学天分和精神病（幻觉、幻象）没有直接关系，两者都有遗传因素（纳什的这两点都遗传给了儿子）。在他精神病发作（出现各种幻觉和妄想）时，他是无法作学术思考的。反过来说，斯特林堡的戏剧天才和他的精神疾病关系更密切，因为幻觉和幻想可以成为戏剧素材和灵感，这也适用于梵高的绘画。但是，同样很难说，是他们的戏剧创作（或绘画）损害了他的心理健康，还是他们的精神疾患让他们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世界。因为两者可能都来自他的性格史乃至遗传因素。

心理病症主要有三类：焦虑症，抑郁症，精神病（psychosis）。这位复旦毕业的孙博士早期可能会有焦虑症状，最严重时可表现为某种强迫症状（compulsive behavior）和偏执症状（paranoia）。我的分析，美国的“邮包杀手”最后杀人，也是由于远离社会远离文明的焦虑、孤独和偏执症所致，他最吊诡的地方是，试图用最决绝的谴责文明的方式（比如提出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他的反文明“宣言” Manifesto作为他停止恐怖行为的条件）重新回归文明社会。

心理疾病的第二类是抑郁，抑郁和焦虑既有内因（如神经类型、激素水平）造成的心理病症，或与人的免疫系统有关，也有外因造成的激素失调（如高纬度的挪威人冰岛人在极夜季节容易抑郁）。据报道，孙先生得重度抑郁需住院治疗，和妻子跟他离婚有关，所以他的心理问题，可能是创伤性应激（stress）引发的。

Anne Roe的研究表明，患抑郁症的作家、艺术家不在少数，这和他们从事的职业（高强度情感投入）有一定关系。从战场退下来的军人也是易得抑郁症的群体，不仅是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 stress disorders, PTSD），而且可能和战场上肾上腺素过度透支（分泌）有关，双相狂躁-抑郁障碍（bipolar manic-depressive disorders）也是这个机理。但高智商群体或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患抑郁症的比例并不比常人高。所以不能说，从事高强度智力工作本身就一定会有高风险得抑郁症，两者相关不高。牛顿有种种心理病症，爱因斯坦就没有。

还有一种说法，是孙先生和妻子的离异，和他的赌博成瘾有关，而且是他的精神疾患在先，离婚在后。这种可能也是有的，目前也只是传言。赌博成瘾往往是自我管控能力的丧失。这和高智商无关，而是一部分人群的性格里有寻求高刺激的倾向，赌博成瘾，就和吸毒成瘾一样，是能够毁掉家庭和自己的。

心理疾病的第三类我们通常称为“精神病”，重要特征是感知无法分清现实和幻觉。孙先生说自己经常出现恍惚，即如同庄生梦蝶，到底自己是庄生还是蝴蝶已经搞不清了。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偏执，而是强迫性意念（比如有人要加害自己的执念）还会出现幻听和幻觉（如某人在强迫自己服从），严重的会被诊断为神经分裂症。这些人还会作出非常荒谬的逻辑推理，而无法对自己的认知和思维的效度作实时元认知监控。所以相比前两类疾病，这类疾病往往会有一些心理冲击更大的触发事件或个人处境的重大变故，所谓精神受到了“刺激”。孙先生的情况属于这一类。精神病是更为严重的心理疾病，治疗也更为困难。

所以，我的结论是，孙先生的心理问题主要生理和情绪的应激反应产生的严重精神紊乱，且未得到很好的照顾，目前看来已经稳定。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和高智商低情商关系不大。说这是“揠苗助长”的后果，有些离谱。

为什么高智商人才特别需要心理支援和社会理解

张益唐（骄傲地加一句，我的Purdue学长）博士毕业后十多年里没有固定工作，只能打杂，甚至靠老婆养着，但他对数学王国依然一往情深，孜孜以求，几十年如一日投入到全世界没几个人能懂的数学问题上，并无落魄潦倒的痕迹。而且他心气极高，一般的数学难题他根本不屑去碰，他只做数百年未解的大难题。

张益唐为什么没出心理问题？因为他有个能包容他、呵护他的好老婆，给了他一个身心的港湾，而孙博士身处异国他乡，事业上运气不佳、生活上遇人不淑（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对他是精神上的致命一击。

有人会说，这些人有性格的缺陷和经历的单一，如果他们是高智商+高情商就完美了，这是一种“完人迷思”。完人、圣人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幻象，扒开来看没有人是完美的。沉溺于“完人迷思”、不接受人性的不完美（包括他人和自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就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孙先生肯定有他的弱点。但只要有人帮他，他就能站起来。

据复旦校友统计，孙博士在九十年代十年内发表英语研究报告和论文计二十篇，是相当不错的学术产出。虽然因为多年的疾病困扰和生活困顿有所荒废，回国可能当不了教授，但当个中学物理教师绰绰有余；留在美国，也会有多种选择，恢复正常的生活不是问题。

也有人说，孙先生的现状中国教育要负责。我认为，不能让学校教育（包括“拔苗助长”）扛下所有学生漫长生涯中的坎坷和挫折的责任（包括心理健康问题）。否则，少年班大量成功案例如何算？我不认为学校教育有改变人的神力（中国人受斯大林“教师是灵魂工程师”的毒太深），教育的真正意义是唤醒、引导、点拨，而不是“制造“或”塑造“。

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传道，授业，解惑”能预防和疗愈现代人尤其是高智商的有批判力的人的“精神内耗”吗？我看悬。有人甚至鼓吹回到“内圣外王”的精英教育传统，我担心，圣人没有做成，把智力整没了，顺带造就很多伪君子。总之，不要用孙先生的境遇说事，我们大部分在美国混的还算不错的华人比孙先生幸运，如此而已。

所有人，包括高智商人才，都有脆弱性，都需要关怀。卢刚连杀多名他的老师，几乎灭了当时爱荷华大学的物理系。但是在大学追悼逝者的追思会上，还有死者家属为卢刚的父母同样失去自己的亲人而给予同情和慰问，让我自愧弗如。反观那些看到纽约911恐袭、看到日本地震便手舞足蹈、网络狂欢的人群，他们本身是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或者是自己过得不咋滴，用幸灾乐祸填补空虚，或者是冷血的非理性狂热，失去了本真的恻隐之心。别人的不幸不是自己的一帖补药，而是一个对自己的警醒。即使对卢刚这样的人，也应该抱这样态度为宜，因为罪恶的他也是我们中的一份子。

“邮包杀手” Ted Kaczynski 在对第一次来探监的弟弟说，这里（监狱）的饭菜实在好吃。这是他回归社会的最初反应。他生性孤僻，青春期时一次示爱被拒绝的心理创伤可能给他留下一生的阴影。如果他生活中有爱，他的性格有人包容、给他温暖，他也不至于一个人跑到爱德华州没水没电、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生活多年，那里过的肯定不是人的日子。这样一个高智商的数学天才难道不也值得我们同情吗？

高智商群体是社会的重要财富。这个世界，很大程度是牛顿、爱因斯坦、乔布斯、马斯克这些怪人、奇才创造的。孙博士这样的海外学子，遭遇了人生挫折，需要的是善待和理解，而不是指责、嘲笑、或者居高临下的怜悯。听说复旦校友会已经启动援助行动，这是好事。

想起美国女歌手Jewel一首歌的歌词：He‘s pieces of you。

戴耘写于2024年1月6日Clifton Park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