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宝：观方太领导力之真修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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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1 08:01

修身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君子首先要修养自己，成就高尚人格，然后才能安定周围的人。即《论语》所说，“修己以安人”。先修己，再安他人，然后安世界。

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从修己开始，从自身出发，然后再想办法去安别的人。

商业是修身立己的一种实践。方太文化以人为本、以心为本的管理方法独具特色。方太总裁茅忠群认为，“修己安人是方太领导力的核心要求。欲安人，先修己，且要‘真修己’。”

如何修己？怎么才算“真修己”？

本文以方太的领导力为观察蓝本，从传统文化出发，深入探讨了“真修己”的具体准则，以及其对构建新商业文明的重要意义。

细细品读，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作者：王建宝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王建宝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

学以成人是201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造物之前必先造人”为松下幸之助的洞见。造物是企业家的天命是韦伯之赞词。

“天命之谓性”乃《中庸》之开篇。天命之性由人心开显，这种“性由心显”的人文精神为宇宙的大化流行赋予了意义，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人，当然有能力获取财富并能够赋予财富以价值和意义。

基于此，笔者给儒商的定义是，以商业行为在此岸成就人伦幸福的人就是儒商。

王阳明先生认为，无论士农工商，“其尽心焉，一也。” 在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活动中，“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阳明先生还指出：“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如是，“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

申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泉是以身心之仁为源，即体即用。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笔者的好友秦朔感慨：道不远人。离开了人的发展，企业的生命力也将枯竭。

落实到对方太集团的观察，总体上，方太文化以人为本，以心为本，以心灵的成长为本；

在管理上，方太以心为“宪法”，制定了100多条的《基本法则》，形成更加全面、更加具体的指导原则和法则；

在涵养领导力上，方太以“心”为本，其核心是“心”；

在具体实践中，方太铸就的“动心、放心、省心、舒心、安心”之辞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产品让人动心，客户买的放心，用的省心，所有的人都很舒心，得到安心。

这是方太的“一个核心”。

扩而言之，依傍“四书”之《中庸》，方太“一心开三门”，拈出“智、仁、勇”三达德，形成方太领导力的“三个维度”。

在每一德目下面再分疏为具体的“十二条目”。

在“仁”德之目下，分为“立使命、诚安人、兴教化、善激励”；

在“智”德之目下，分为“谦纳言、明判断、任贤能、识安危”；

在“勇”德之目下，分为“真修己、毅担当、果决断、拥变化”。

方太在“勇”德之维的“真修己”条目下，再细分为“立志发愿、明心明理、净心净意”三个细目。

本文仅就勇德之维下面的“真修己”这一条目展开讨论。

不过，在讨论“真修己”之前，

本文先用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奠定“智仁勇”三达德的《中庸》文本和“勇”德的“前世今生”，

然后，在第二部分讨论“真修己”，

最后，在第三部分谈一谈“真修己”的启示。此为全文之框架。

发乎《中庸》，

隐于四端：“勇”德的前世今生

1. 《中庸》管窥

《中庸》是儒家《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孙子“儒家五圣”之一“述圣”子思子所作，当然，战、汉之儒对其有所补充和发挥。

由于佛教中国化的影响，和尚高僧以《中庸》解佛经，提升了《中庸》的地位，从而受到隋唐时期以韩愈、李翺师弟为代表的儒家读书人的重视。君子之风鼓荡两百余年，在宋代《中庸》被朱熹编为《四书》之一，一跃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朱子为此曾经打了一个比喻，说《四书》是米饭，《五经》是稻谷。朱子还说，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可见，《中庸》是《四书》中对一般读者来说最难的一部经。

学界耳熟能详的“思孟学派”指的是从子思子到孟子这一学脉。《中庸》《孟子》是思孟学派的立教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立教之本。

有了思、孟精神，其它任何外来的思想、主义和宗教只能被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会出现“希腊基督教化”“缅甸佛教化”“波斯伊斯兰教化”的情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盈科而进，达于四海，生生不息，思、孟之功，至矣、大矣！

2. 发乎《中庸》的“勇”

《中庸》以“天命之谓性”章开篇，揭櫫天人合一之道，结论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天地之间、至诚无息”的精神十字打开，更无隐遁。接着的十章内容，朱子指出“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以上是《中庸》的第六章到第十一章。朱子之注值得细细品味：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故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

按朱子，从第二章到第十一章，都是子思引用孔子之言，以发明首章之义。大旨是指出“以智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

前面从第二章到第四章都是夫子本人对中庸之道的认识，后面从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分别举了大舜、颜渊和子路三个案例以说明“智仁勇三达德”：

大舜代表了智德，

颜渊代表了仁德，

子路代表了勇德。

3. 一体观之：对“三达德”的整体把握

“智仁勇”，这三种德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正如朱子所言，“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这是讨论智仁勇的前提之一，就是对任何一种德目的讨论，其实只是为了行文之方便，其隐含的前提是，其余德目也是贯穿其中的，形成一个“学做人”之有机的整体。

正如孔子教导子路的时候指出的那样，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方太祭孔仪式

可见，如果好勇而不好学，其弊端是犯上作乱。即便是号称“通德”的仁，如果好仁不好学，其弊端是“愚”。学习而不是传教是中华文化的底色。

当然，这里要稍微了解儒家德目的发展情况。一开始，是“（孔）夫子以仁发明斯道，浑无罅缝”，后来是“孟子打开，更无隐遁”。

孟子打开了什么？

程颐是这样理解的：“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当然孔子之前，周公发展了“礼”，称为“周孔之教”。孔子谈仁道，子思子谈“智仁勇三达德”，孟子谈“仁义礼智”四德。

到了汉代，通过《白虎通义》的论撰，“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成为中国文化的“定音鼓”，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调性得以建立起来。

4. 隐于四端的“勇”

“勇”没有出现在孟子的“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之中，也没有出现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中。在唐宋以后，在佛家、道家的助缘下，中国文化从“周孔之教”转化为“孔孟之道”，“勇”德也没有被格外地重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王淼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儒家勇德思想研究——勇德的生发机制及其实践特征的哲学史考察》中，对勇德和仁、义、礼、智四德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讨论，并分析了秦汉以后勇德退出大众视野和在学术思想体系中位置下降的原因。

首先，王淼博士指出，秦汉以来，人们对勇敢行为的赞许和对勇德的讨论似乎有所淡化。

鸦片战争之后，国家衰朽，政治腐败，中国传统“尚文”的国民性受到歧视，曾有“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之论。

梁启超对这种歧视的言论“耻其言，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著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勇武精神的体现者。

其次，王淼发现在思想领域，勇德的弱化主要指在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下降。“智、仁、勇”三达德最终收敛于孟子的“仁义”。

这是因为经过孟子重新阐发，使“义”在哲学内涵上的丰富性实际涵盖了“智”和“勇”的内容。“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

“义”意味着人的道德心对价值问题的适当性有裁决能力，能判断何事应为、可为，何事不应为、不可为，这实际上是智德的判断和勇德对行动代价反思的过程。

同时从“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谷梁传•隐公二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看，“义”也重视行动的能力，而勇德正是以实践为核心的德性。

孟子讲“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公孙丑上》）“居仁由义”，“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强调“义”是通向“仁”的必由之路，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为成就最高的德性在清楚了解代价的情况下毅然而然的行动。勇在其中矣！

以上论《中庸》及勇德：一、简介《中庸》，二、溯源勇德，三、总论“三达德”，四、辨析勇之古今。

在勇德的维度下，方太又分为“真修己、毅担当、果决断、拥变化”四个条目。

下文展开对“真修己”这个条目的讨论。

“真修己”之刍议

商业是修身立己的一种实践。按照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竹简的写法，上身下心、身心一体方为“仁”。一言以蔽之，儒家乃为己之学，为仁由己，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至于“修己”，出自子路问君子章。孔子的回答是“修己以敬。”子路追问曰：“如斯而已乎？”孔子又进一步回答曰：“修己以安人。”

子路再追问曰：“如斯而已乎？”孔子答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智、仁、勇三达德是己之自立，垂范感化他人是己之发用，方太的“五个一”（立一个志、读一本经、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是己之修身功夫，是王阳明先生教导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之现代版。

方太把“真修己”归于“勇”德的名下，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方太理想城的“捍卫”雕像

王淼博士指出，勇德行动的内容和孟子修身工夫的内容也多有重合，如君子“先立乎其大”，用“大体”之心支配“小体”之身不被物欲牵引之“勇”，为了尊严和人格“舍生取义”“虽万千人吾往矣”的“不动心”大勇，以“集义”直养“浩然之气”的养勇方式等既被视为孟子的“勇”论，也被视为孟子的修身工夫论。

所以，勇德并没有退出孟子的价值体系，只是它的内容被“义”所涵盖。

在这个条目之下，方太把“真修己”再细分为“净心净意、明心明理、立志发愿”三个细目。下文对此逐一讨论之。

1. 立志发愿

立志是第一位的。阳明教弟子，无外“立志、勤学、责善、改过”八个字。针对读书人面对科举考试的压力，程颐指出“不患妨功，唯患立志。”

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朱子认为“心之所之谓之志。”，又说“自古有志者少，无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见也。”当代大儒杜维明也用此鼓励各界，立志是最要紧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

比如方太的三大愿：十年助力一千万家庭提升幸福感；十年助力十万企业家迈向伟大企业；十年助力建设一万个幸福社区。

在“立一个志”的践行过程中，方太既鼓励所有的人要立大志，也清楚地指出“立志要真切笃实”。

真切是信得及见良知，所谓“有诸己之谓信”。

笃实则是功夫没有躐等，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而上。

方太以“五种人”来描绘这种立志成人之次第：士人、能人、君子、贤人和圣人。

敬业爱岗的“士人”之志是每个员工都可企及。

而方太的干部的最低志向是“君子”。

至于“圣人”之志，则如孔子本人的自我评价“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一方面是希圣希贤之大志，一方面是脚踏实地的成事之志乃至健身之志，方太文化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超越性与实践性。

至于发愿，乃佛教术语。自隋唐以来，三教合一基本成功。到了宋明之际，更成水乳交融之势。

王阳明就敏锐地观察到，儒释道各占了一个卧室，但是共用一个客厅，虽然教义有所分别，但是“学做人”的目标和路径都是相通的。此谓三教合一。

立志发愿是一种外佛内儒的表达，会通佛儒，有门户而不自小门户。如果申言之，立志与道家之教、一神之教亦可相通。

在《传习录》中，有学生问立志。阳明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在这个回答中，阳明把立志类比于道家的“结圣胎”，然后又以孟子“美、大、圣、神”之教加持这个“圣胎”，就是“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神”。

从“有诸己”开始，扩而充之，达于四海，臻于天道，天德流行，生生不已。

可见，在立志这个问题意识上，儒释道三家是同途而殊归。其最高境界是不一样的，但是发心不相矛盾甚至是心心相印，至于功夫层面，更是相通相融，互相激荡。

2. 明心明理

《大学》首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使之明觉的意思，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是虚灵不昧、我心光明的意思。

佛教来华，有“明心见性”的总结，或是把性由心显的本体论表达，转化为明心以见性的功夫论语言。

前者“性由心显”是由天道下开人道，后者“明心见性”是以人道上达天道，这需要通过艰苦的修身过程，达到朱子所谓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直到物之表里精粗无所不到，理之全体大用无所不明”的境界。

阳明认为“心即理”，明心者自然明理，明理则利用。朱子、阳明在此融会贯通，以人心通达天理，以天理涵摄万物，即体即用，即活动即存有，形成彻上彻下的天德流行境，超越“人神两分”境和“我法两空”境。

《诗》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中庸》紧接着同样一首诗，曰“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周公制礼，“礼者，天理之节文也。”

总之，在立志的基础上，明心明理是一个践履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理想落实为制度的过程，是修身与发用结合的过程。

茅忠群则把这个落实的过程聚焦到“读一本经”之上，这也是方太“五个一”中最早被实施的一个举措。

读经以明心明理，可谓其来有自。经，源于纺织用语，看过布匹的人都知道，经线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长度是无限的，纬线恰好相反，纬线的数量是无限的，其长度却是有限的，限于布匹的“一幅之宽”。

由此可知，纬书很多，但是经书的数量是有限的，中国有四书五经，屈指可数，一神教有《圣经》《古兰经》，双峰鼎立。概莫如是。

“读一本经”是真修己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明心明理的必有之路。傅斯年做台湾大学校长时，要求诸生不读《孟子》者不能从台大毕业。杜维明创办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发愿让更多的北大学子读《大学》。笔者也去过德生科技，观察到该公司以一本《孝经》治企业。

王建宝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

日本工业化之父涩泽荣一夫子自道“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涩泽先生读经越深，经商日久，感悟愈多，著《论语与算盘》之书，立“士魂商才”之教。

质言之，读经以明心，明心以见性，性命对扬以明理，如此身可修，己可立，由内而外，达到方太文化要求的“变化气质，提升能量，开发智慧”的要求。

方太对读经有“四得”之指导：读得清、读得懂、读得透、用得上。

读得清是第一步，吟诵是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从孔子到近人赵元任、叶嘉莹，无不能吟经诵典。笔者对此有专文阐述，或可参考。

读得懂是第二层次，这既需要师友砥砺，互相启发，更需要个人琢磨，逐渐体悟。

读得透是第三层次，所谓水流静深，沉潜涵泳，心会神通，圆融无碍。

用得上是第四层次，就是把经典内化于心，体之于身，发乎于外用，这里又可分三个层面：

既有个人气质之变化，如“睟面盎背”之光彩；

也有物来顺应之倜傥，无论案牍之处理，还是机床之操作，无非道也；

更有浩然之气之善养，充塞乎天地之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臻至以心著天之天德流行境。

3. 净心净意

正如拙文开篇所说，“性由心显”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这种人性论既不是一神教的“神性”也不是佛教的“空性”，而是“天命之谓性”，心统性情。心成为一切的出发点，心既具有宪法性，也具有建设性。

方太“以心为宪法”体现了心的根本意义，正如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一个人要把放失在外的本心收回到自己的腔子里，这才是学做人之道。当然，一念起，万象生，心也具有建设性。

如是，“净心净意”成为“真修己”的功夫起手。“诚意正心”乃《大学》之教。净意或可依傍“诚意”而立说。

净心净意到圆教阶段就成了王阳明的高足王龙溪的“四无说”：

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

王龙溪陈义高明，一般的中下根之人很难理解其教义，即便是他的师兄钱德洪也是在多年以后才慢慢品味出“四无说”的教义。

于是，与其讲“无心之心则藏密”，还不如讲“净心”，与其讲“无意之意则应圆”，还不如讲“净意”，“净心净意”作为”真修己”的起手功夫，或可从略窥门径到渐入佳境，这个过程当然是艰苦卓绝的，需要勇猛才能精进。

王阳明指出个中之难。阳明说：“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地上的灰尘，义理不扫便有一层，”“净心净意”之要在于自己勇于扫除心之灰、意之尘。

如何做到净心净意？

茅忠群的个人实践或可参考。

笔者在2023年又与茅忠群见面两次，负暄谈义之余，互问修身之得失，功夫之粗浅。

茅先生对曰，在站桩。自己每天站桩半个小时，在站桩的过程之中，各种纷繁芜杂的思绪就逐步安顿下来，心慢慢地静下来，意慢慢地平下来，心静之后，心也净，心净之余，心更静，如此循环往复，道阻且跻，盈科而进，日新月异。

站桩的过程是一个净心净意的过程，是从功夫臻至本体的“下学而上达”的过程，达乎天道本心之理，使得本体得以明澈，体、心、理，同出而异名，明体即是明心，明心即是明理，也是《大学》所教“明明德”，在明觉之后，人就可以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由此发用到日常事务之中，则无往而不胜。这就是所谓明体达用的意义所在。

功夫种类繁多，但都是共法。无论是产生于中国印度的儒释道三教还是产生于西域阿拉伯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各种修身功夫，或静坐、或冥想、或斋戒、或礼拜，不一而足。

有的教派为了求得更好的效果，不惜遁隐在山谷密林之中，或修建道观、寺庙或教堂等神圣场所，以利于修炼。

对此，孔子有清醒的认识，说“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孔子的意思是虽然史巫和我孔丘一样都在学习《易经》，但是史巫的目的是靠占卦来卜吉凶以算命，而孔子的大原则是“君子不占”，靠修身以立命。

王阳明在滁州时期教育学生时喜欢教其静坐。静坐是修身功夫，净心净意，下学而上达，终日乾乾，所得有觳。

当然，净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犹如水缸里面的水，一开始有点浑浊，在水面平静以后，水就洁净了，但是一旦搅动了这缸水，渣滓又会泛起，水又开始变浑浊。

由此可见，表面上的净心净意有时候能够做到，但是一遇到事情，一入滚滚红尘，心就浊而不净了，此时此地正是做功夫的好机缘，所谓“事上磨，心上炼”，如此昼夜不息，改过迁善，或可达到李嘉诚在九十岁时的退休感言的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天地之间，至诚无息”。

每个人修身立命的过程犹如天地之间的四季往复和万物荣枯一般，生生不息，万象森然！

以上仅仅就“真修己”进行了粗浅的分疏，从“立志发愿、明心明理、净心净意”三个细目进行讨论：

立志发愿，“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明心明理以即体即用，

净心净意以正本清源。

如此，“真修己”得以落实到位。

“真修己”的启示

1. “真修己”的心法与实践

上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己之学。方太提出“真修己”可谓得了儒门心法，度了金针。方太能够拈出“真修己”这一条目作为涵养领导力的源泉，可谓着了先鞭。

“真修己”其要在真。真者，诚也，无妄也。当代社群思想的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造本真（Authenticity）之论，回应世俗时代，庶几立真人之本，虽然泰勒立论于天主教神学之基础，反思在西方现代世俗之层面，但是，无问西东，“与我心有戚戚焉”，正如南宋思想家陆象山所造之论，东南西北海圣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如果修己不真，就有可能沦为“乡愿”。“乡愿，德之贼也。”对于乡愿小人，看起来忠信，看起来廉洁，旁人都很喜欢乡愿之人，想批评不知道从何入手，其人也自以为是，其实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方太理想城

笔者与方太联合创始人茅忠群先生算是道友。他在读完EMBA之后，又去北大等高校求学问道，虚心学习人文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他总觉得一间未达，总觉得意犹未尽。在基本人文知识的学习、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茅忠群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深入思考，他意识到“修炼”二字才是最关键的。

茅忠群曾对笔者分享过这一体悟。这种体之于身的感受是明觉的、也是实践的，是一种自我的觉悟，同时落实到自我的修养，即是知行合一。

笔者与茅总交往有年，也曾躬逢其鹿鸣之宴，但是从来没有喝过一次酒，可谓滴酒不沾。

2022年我有幸参加方太举办的“2022新儒商年会暨方太论坛”，晚宴前寒暄等候客人的时候，我和他面前都只有一杯温水，上桌以后，也是每人一杯温水，或者果汁饮料。整顿饭吃得非常自在愉悦。

总之，茅忠群正确地理解了为己之学的重要性，他认为：

“修己安人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方太领导力的核心要求。欲安人，先修己，且要‘真修己’。”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和磨练，方太有落实“真修己”的功夫次第，把“五个一”作为自我修炼的极佳法门。

在“真修己”的过程中，

立志发愿为第一要务；

明心明理是明那个体用结合的本体，方太提出“读一本经”以落地；

净心净意是一个艰苦的修己实践过程，方太提出“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由此“净心净意、为善去恶，去贪欲、去小我、求大我。”

茅忠群自己认为，“五个一”是古圣先贤修炼方法的现代转化版，是学习践行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抓手。领导干部要认真践行“五个一”，不断静心、明心、净心，成就自己卓越的领导力。

2. “真修己”的几个特点

真修己乃为己之学之“直心而往”的表达，有其根源性，根源在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中庸》赞为“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朱子的解释是，溥博，周遍而广阔也；渊泉，静深而有本也。为己之学的过程是孟子所说的“掘井及泉”的过程，人内心的良知是“真修己”的源头活水，是人性之光的火种。

儒家的为己之学是扎根在凡俗世界的，但是保留了其神圣性和超越性。

《即凡而圣》是西儒芬各莱特教授的卓见，虽然他以一神教的礼来格义儒家的礼，以至于消解了仁的根源性。

《中庸》为了表达这种彻上彻下的即凡而圣之大化流行境界，用诗意的语言进行了描述，“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其结论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哲学家牟宗三判此为“内在的超越”。

儒家人性论虽然有其根源性、神圣性和超越性，但是保持了其开放性。

无论是儒释道三教，还是亚伯拉罕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乃至锡克教和希腊哲学传统，都能够对儒家的修己之学起到超拔和润泽的作用。

儒家没有彼岸，没有究竟涅槃，没有天堂的救赎，没有科学的贞定，没有上帝的福音，没有真宰的依傍，而这些教义都能够帮助儒家更好地理解自身的精神传统，丰富自身的思想内容。

当然，儒家修己之学有其涵摄性和普遍性。无论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佛教徒还是基督徒，无论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还是一个穆斯林，学做人是一个共同的诉求。

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在学做人的过程中，修己的功夫是共法，可以涵摄到孔孟之道中，可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3. “真修己”的全球意义：超越东西之分，走出轴心时代

虽然在超越的层面儒家并不是那样具有明显的“断裂”，恰恰由此“内在的超越”而避免了儒家的特殊主义，成为一个具有根源意识的普遍主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显不无裨益。

展望全球，马克思·韦伯认为新教徒通过克制、勤奋、节俭、追求财富的“修己”过程以完成“天职”。

天下回商重视四层的功修：礼乘做五功、道乘以清心、真乘以尽性、超一乘才能够达到与主合一的境界。举世闻名的犹太商人以《塔木德》等经典指导自己的“修己”过程。

至于四大轴心文明之外的土著文明，马林诺夫斯基观察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这些土著人对工作的激情，让自命勤劳的殖民者望尘莫及，对秩序的服膺，让满腹经纶的传教士大惑不解，对风俗的遵从，让残守“绝对命令”的哲人陷入沉思。

由此管窥，或可认为方太基于《中庸》之智仁勇三达德的“勇”而提出的“真修己”条目是新商业文明的重要内容，并具有根源性、开放性、神圣性、涵摄性和普适性的特点。

这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商精神与其他精神传统能够进行对话的对话而不是辩证的对话，从而可以助力于新商业文明之构建。如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庶几矣。

排版 | 冉润

编辑 | 正风 轮值主编 | 夏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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