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中的外卖员：请不要廉价同情，我们希望被尊重

在2023年的尾声，青岛一个小区保安将刀刺出去，让一个32岁的外卖员没有等来新年。

遗憾的是，事发一月来，关于受害者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职业轨迹颇受关注，甚至有“留学生送外卖低人一等，自作自受”此类苛责受害者的言论，像另一把刀刺向已然破碎的家庭。

但“具体的恶”却被掩埋了——一个情绪不稳、持刀上岗的保安，犹如一枚炸弹，可能随机波及身边的某一个人。

在这个事件中，堆叠了太多标签，方便着各种情绪的灌入，然而，正是一些高高在上的视角，一些定式的评价模糊了焦点，也令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外卖员，成为了一个被贴上“底层人”标签的流量符号，磨灭了他们的主体性。

“外卖员”和“女司机”一样，变成了一个充满刻板印象的标签。

“女司机”被污名为“马路杀手”，一旦出现在新闻标题，有不少人将马上联想出一桩荒唐的、可避免的车祸。而与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员”关联的，是“底层”这种底色。

护士点单不写楼层不下楼取餐怒斥外卖员“是社会底层”，高端商场禁止身穿工作服的外卖员入内，外卖员送餐无意超时收到大学生称呼“底层猪”的辱骂短信……

一条条印着“底层”标签的新闻，撩拨着公众的情绪，善良者心生怜悯与同情。更有自媒体嗅到了“贴近底层人民”的商机，从扮演被生活折磨的外卖员中获利——

在淘宝上，几十块可以买到这场Cosplay的服饰；在日结群里，100元可以招募到一个演员；剧本是“大半夜接到这种奇葩订单”“外卖女骑手深夜被盗车崩溃大哭”“上海外卖小哥为28万彩礼加班活活累死”，骑手偶有的工作艰辛经演绎放大成为苦难。这些自媒体对骑手身份进行苦情营销完成流量收割。

真实跑单骑手因此受到影响。深圳一位女骑手兰姐就曾在自己的视频下收到了质疑，在穿骑手服跳热舞的“擦边”视频泛滥下，女性+外卖员的身份让她很多时候在网络上百口莫辩：

“我也有在网上拍视频，我脸上很多斑了，也很黑，如果我不开一点美颜的话，我感觉特别不自信。但观众（看多了假骑手）就觉得用美颜的就不像是跑外卖，有的人甚至会说我是‘外卖媛’，都不相信我挣这么多钱是正儿八经在跑单。”

另一位跑单两年半的骑手也表示，“从始至终都觉得送外卖是一份非常普通的工作，是苦了点累了点，但收入尚可”，也是在看到网上的不少跟外卖员群体相关的热点事件后，“才发现原来我这个送外卖的过得这么苦、这么难。”

不少骑手发出“不想被代表”的声音，只是常常淹没在更有情绪爆点的观点中。需要承认的是，习惯了骑手悲情剧本的我们，并不了解一个普通外卖员的生活。

那一个普通的外卖员，到底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送外卖，是一项辛劳的工作，但并不是一项贫穷的工作。

202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我国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5237元，换算为月平均工资，则是5436元；而根据人社部，我国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大多是2000元上下。

而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保障研究》，我国骑手月均收入在5000元左右。也就是说，外卖员的收入远高于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并大体与城镇私营企业员工相当。

而且在灵活就业的工种中，骑手工资水平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更公平的正态分布式收入结构，相较之下，《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指出，在一直被认为造富风口的直播赛道，94.3%的主播月入5000元以下。

当然，天道酬勤的规则没有失效，这个行业也支持财富神话。一名跑了9年外卖的资深老骑手，总共挣下了200万，最高的一个月能挣到5.4万，是靠疫情和过年这段特殊时期平台的额外积分和红包奖励。

这名老骑手可能是凤毛麟角的“单王”，但他绝非个例，通过送外卖储下积蓄的骑手不在少数。2021年11月，美团曾对10万骑手展开调查，其中39.6%的骑手有固定房产，有25.1%的骑手有汽车，其中超三分之一是全款买房，近两成的房屋价格超过110万。

在大城市跑单的外卖员几年后可能回流家乡，他们从大城市带回来的收入、认知，让他们能更好地扎根，更丰富地规划自己和后代的生活，成为拉动县城经济和消费的“县城新中产”。

而且，外卖员工作不仅是关于财富积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关于自由，关于重拾尊严。

阿颖是一名有着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哪怕把一天24小时都花在抚育两个孩子上，也被婆婆认为是本分，并且认为不挣钱的她在家里没有话语权。为了逃离这种境况带来的烦躁和犹豫，阿颖最终选择成为一名时间灵活的骑手，兼顾照顾孩子和挣钱养家。

在小电驴挥洒汗水的那些时间，让阿颖感受到了和做家庭主妇完全不一样的开心和成就感，而站点工友的关怀，也冲淡了公公婆婆的冷漠。

还有平均海拔达4127米的色达县里的第一位女骑手甲热，通过送外卖给家里带来几千上万的收入，打破了“家-市场”两点一线的生活轨迹，也打破了父辈“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的传统思想。

杭州跳桥救人的外卖小哥彭清林，在被表彰后毅然拒绝坐办公室继续去跑单。彭清林说：“我天天在外面跑，我能看到不同的事不同的人，相当于是阅历”。之于他，在路上跑，就是最自由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可以说，无论是收入还是生活状态，他们都不该被大众泛滥的同情心贬为“底层群体”。

生活中，在马路上、电梯里，我们常常和外卖员擦肩而过，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围观他们的工作，并不会生出多余的同情。

这恰恰才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外卖员是个正常的蓝领职业，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行当，和所有朝九晚五的人一样，骑手也是靠自己辛勤耕耘获得回报，本就不需旁人以俯视的姿态施舍怜悯。

当我们认为低价快速的即时配送体系是一场人力剥削，实际上很多外卖员正盼着能接到餐饮以外的更多单子。

当我们认为冰雪天少点外卖是对外卖员的体贴，实际上骑手乐意在有冲单奖励和超时免责的恶劣天气下跑单。

但我们认为骑手过着一种比996更没有生活气息的日子，实际上外卖员们会在非餐点组团荡秋千、打台球，会开着车带孩子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甚至会存钱买价值10万的相机在路上拍晚霞。

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新业态，近些年外卖行业一直承接着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大量关注——记者写万字特稿、博士“卧底”外卖平台、文学院讲师撰文记录骑手状态、人社局干部体验外卖员生活。因为外卖员群体易于观察，外卖员成了精英分子的学术理念、社会思潮和个体困境的投射载体。

有学者提到，这种“精英凝视”热潮和民国时期知识界对人力车夫的关注十分相似，外卖骑手是一个被构建的议题。这样的关注蕴含着知识分子同情劳动人民的善良本心，但凝视过程中不自觉显露的上位者姿态、无法做到的感同身受、过于学术的理论抽象反而挤压了外卖员主位视角。

1918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劳工神圣”概念，真意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主体性。而现今，外卖员们最想要的也不过是平视和尊重：

向新人咆哮“跑外卖不丢人”的骑手想要的是破除社会偏见，接受采访后说“不要把我们写得很可怜”的骑手想要的是尊严，和研究者对谈时一再表示“收入可观、给付及时、工作清闲、自由度高”的骑手想要的是工作不被妖魔化。

在灵活就业者高达2亿的今天，无论是外卖骑手、是网约车司机，还是主播，都将越发常见。而这群最直面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人，和你我一样，有为生计奔波的苦恼，也有光荣劳动的自豪。

他们也是一个一个努力生活的平凡人，只要努力生活，就值得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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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

作者 | 苏晚水

编辑 | 吴丽雪

统筹 | 张鹏霞

排版 | 静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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