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源：网络
转自：企业改革与发展，来源：New Econornist、北大同学资本圈
作者：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有人说搞改革离得太远，够不着，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说有些改革措施今天晚上发布了以后，明天整个社会的影响比降息的作用要大得多，千万不要忽视改革，问题是能不能推动一些改革。”
11月19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第五届中欧总经理北京年度论坛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行，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论坛演讲中表达了上述观点。刘世锦认为，应该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
从需求侧来讲，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的改革。
最后，刘世锦指出，要解决我们现在面临新的问题，还是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包括地方基层，包括企业，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允许试错和纠错，应该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类干部和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要上的三个台阶
和面临的两方面挑战
今天我是想以这个题目给大家讲一下中国经济目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一些中长期的问题。首先我想讲一点中长期的问题，中国经济现在要上三个台阶，和面临的两个方面的挑战。大家知道二十大报告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中国式现代化，里面讲了五个特征，这五个特征是一种质的规定性，但是量化指标也很重要，什么样的量化指标？就是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迈向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的生活水平。我们把比较的角度就从国内转到了国际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到2035年，我们实现还要上三个台阶。第一，我们的人均收入要达到132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第二，人均收入要达到2万美元左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第三，人均收入要到3-4万美元，平均是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就是这样三个台阶。首先说第一个台阶，就是成为高收入国家。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曾经达到了12500美元，据当时的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实际上就差了100、200美元，非常近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大家注意这个标准实际上它是动态调整的，大概每年是要增长4%，换言之，用现价计算的，你的人均收入水平如果每年不增长4%，这个门槛永远在你的前面，你就跨不过去。但事实上，2022年我们实际GDP增长速度3%，汇率最近一直在贬值，我们现在实际上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距离还有所拉大，疫情三年，那个门槛就在你跟前，但是到现在是你看得见，你跨不过去。再看远一点，就到了2035年，我们要达到人均3-4万美元的水平，也就意味着今年算下来，人均GDP大概会到1.3万美元，这是按照现价美元来算的。要达到3-4万美元，大体上翻一番半甚至到两番，还需要这么一个增长的速度。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三个变量，一个就是你这个国家实际GDP的增速；第二，名义和实际增速之差，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物价水平的差距，如果我们做国民经济核算叫GDP的平减指数，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第三个就是叫汇率变动。我们就算一个很简单的账，假定现在1.3万美元，到2035年，或者靠前一点的时间，假定翻一番，我们测算一下就是实际GDP增长速度最低也得4.7%，这个4.7%高不高？放在过去，不高，过去中国经济动辄增长10%以上，4.7%不算什么。现在看起来高不高？现在已经是相当高了。今年是2023年，大概（到2025年）还有12年的时间。这12年的时间，GDP平均增速4.7%，这个速度能不能达到？我觉得现在难度很大。即使能达到，我们看看通胀的水平，也就是说每年增长2%，你想达到3.5-4万美元，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咱们国家提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这个目标还能实现吗？接下来就是看汇率，所以汇率的变化就非常重要。我们看看国际经验，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一个世界数据表，实际上就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用购买力平价调整以后，相互比较下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大概相当于1.5万国际元，接近于日本在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我们再看看这两个国家在此后16年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后的16年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经济的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所以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大幅上升。在座的稍微年龄大一点，90年代当时日本的人均GDP一度是超过美国的，那个时候日本的风头可不是一般的高涨。仔细看一看，驱动日本和德国人均收入增长的因素中间，汇率的贡献明显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像日本GDP实际增长4.4%，汇率升值年均是5.1%，这个是超过了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德国也是如此，德国还更近了一步，德国的实际年均增长才2.3%，但是汇率升值是4.3%，也就是说大概三分之二的增长是由汇率贡献的。中国现在实际上是进入了大体上的这样一个增长阶段，所以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我们需要研究，看能不能借鉴？但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汇率变动非常重要。但是汇率变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说一个国家的汇率就是你这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在这个众多的变量中间，我们可以找一条主线，这条主线是什么？就是劳动力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除了劳动之外，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资本、土地等所有投入的要素它的生产率。这个概念我认为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现在讲高质量发展，是相对我们过去数量型的增长，或者中低质量的发展，但是我们说“高质量发展”，它是有经济学的含义，最重要的一个度量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或者是全要素生产率到底怎么样。当年日本和德国汇率大幅度的升值，其实还是生产率提升，但是有一些同志也讲说日本和德国当年是很幸运的，他们当时的环境，我们现在已经是不存在了，这个也有道理的。实际上日本和德国当年的汇率大幅度升值，人均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时候，其实相反的例子也有，有些国家是增速高，汇率在贬；有的国家是增速低，汇率在贬；有些人均收入水平不往上走，甚至还往下跌，这种例子也有。所以我拐回来就讲中国的问题，我们要实现2035年这个增长目标，两个条件都很重要。第一，能够争取的实际增速必须要争取，这是底线，这个事情不争取，别的事情就没希望了。第二，光靠实际增速，硬增长是不够的，立足点必须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上，由此带动了汇率的合理升值。我理解为什么现在咱们国家一再强调高质量发展这个概念，就对我们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的一个内在的含义——实际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汇率的升值，实现高质量发展，然后才能达到人均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假定今后12、13年的时间，每年实际增速4-5%，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的差额，再加上汇率升值之和，每年再增长5%，实际上用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每年大概需要10%左右，这样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才是有可能实现的。核心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增长速度还不能太慢，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高生产率。这个目标有了以后，我们现在就非常值得重视一些国际经验，我觉得两个方面的国际经验值得重视，一个就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因为一万美元本身有一个数字节点，本身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来讲，这个节点实际是一个大的转型期，是非常不稳定的。二战以后，大概有上百个经济体都是要搞现代化、工业化，大家都不同程度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工业化过程，但是能够保持25年7%增速的经济体只有13个，这是联合国搞的一项大型研究所提出的。大型经济体中间只有日本和韩国，成功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阶段，简单来讲，全球范围之内搞工业化就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其实不难，很多国家都做到了。但是由中等收入阶段最后进入高收入社会，目前来看相当少，不说是凤毛麟角，是少数。大多数国家已经到了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地方，努力了很多次，跨不过去，或者过去了又回来了，失败者多于成功者，这个方面有比较典型的国家，像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这个叫做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这个国家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阿根廷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搞农业是得天独厚的条件，足球水平也很高。阿根廷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他的人均收入水平是超过德国的，当时欧洲很多人都到阿根廷去，很羡慕，这么多年过去以后，阿根廷一万美元左右是来回晃，特别是通胀，你到那里去都很害怕。巴西、墨西哥，还有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长期统治，美国是60年占领也好，治理也好，应该是非常美国化的一套民主制度和发展的条件，人口也很多，按道理来讲经济是可以起飞的，但是没有。俄罗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俄罗斯十年前是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最近又跌回来了，原因是卢布在贬值。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前几年和广东省差不多，现在已经追不上广东了。最近俄乌战争的结局到底怎么样，我以为将来一个最重要的制约条件，最后很可能没钱，打不动了，最后决定的还是经济条件，没有收入了，最后就打不动了，最后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还有标灰色的新加坡，亚洲几个成功的例子，已经到了6万多美元，日本和韩国都不错，都是超过1万美元。上述我说这些国家1万美元来回晃很多年，我说这个例子是不是光说其他的国家，实际上是在说中国自己，为什么这些国家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包括创新能力不足，甚至所谓说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创新又上不去，叫做高不成低不就，是这些国家普遍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外部冲击等等，其实上述这些问题和挑战在中国不同程度的都出现了。所以从全球范围来讲，摆脱低收入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不易，但是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更难。中国这么多年成功之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实际上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经济达到高点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由高速转向了中速。我是长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大概在2008、0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和世界银行一起做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当时我是中方的负责人。此前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2030年的中国，中国经济将会由高速转向中速，这是2009年的时候。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有人信吗？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也很好理解，无论管一个地区，管一个单位，你说你的速度要下降，谁的心里都不愿意。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都是高速增长，为什么速度还要下来呢？当时我们讲说中国经济有10%左右的高速增长将会落到7%左右，根本不敢说4和5%，说7%，大家心里都不太高兴。之所以我们称之为规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是会发生的，这就是中国过去十几年所发生的事情。中国在这个转型期的成功之处，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遵循这个规律，中国完全遵循这个规律，而是说我们的转型总体来看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像日本和韩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大的波动，而且有好几次大的危机，像日本有著名的房地产泡沫，韩国最少有两次大的经济或者金融危机。尽管中国表现不错，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跨过高收入的门槛，这几年中国经济看起来还不错，大家的信心是在增强的，自信心是增强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是一个现实。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去年我和几个搞人口研究的学者们一块讨论，他们说是中国的人口很可能去年就要出现负增长，但是这个观点可能说是从主流的看法来讲，一般是不接受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官方认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大概是在2030年左右，最早也是2028年，但是去年最后统计数据出来以后，确实就已经出现了负增长。其实在十年前，2012年的时候，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就已经开始减少，每年减少2、3百万人，多的时候4、5百万人，所以我们国内劳动力总量一直在下降，有的时候大家会讲中国就业问题难，但是人口劳动力减少就是中国减速的一个变量。现在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了，如果说劳动力总量减少，影响的是供给侧，人口总量减少直接影响的就是需求侧，就是你这个需求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国际经验来讲，像日本、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国，都经历人口的负增长。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将人口出现负增长之后，一个是潜在的增长率在下降，其实它和人口是直接相关的，人口减少了，潜在增长率下降，更麻烦的是实际增长速度往往比潜在增长率还低。中国这两年就是如此。这是就是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中长期面临的一些目标和挑战。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面临复杂迷茫局面，
宏观政策不能做什么？
年初的时候，我们对今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基本摆脱了疫情的影响，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可以大干一场，前两年由于疫情很多事情全部都搁下来了，现在终于这个约束不存在了。但是现在看来当时是过于乐观了，今年的情况是一季度还不错，二季度以后，需求不振，预期不稳的问题变得比较突出，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可能是全年增速的一个低点。三季度是4.9%，10月份的增速还可以，今年GDP增长5%以上，这个应该说已成定局。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去年的增长只有2.3%，今年增长是5%，两年平均就是4%左右，这个是低于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在5-5.5%，甚至两年平均4%，比疫情的前两年平均是5.1%，比那个也低。也就是说过去三四年，整个全都是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的问题是明年增速如何？今天上午有人跟我沟通，明年GDP增速是多少，能不能定5%？我说大概在疫情前的时候，我们当时还在争论，中国要不要保6，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保5到底怎么样，确实放在过去，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现在我觉得可能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中国经济的基本背景，我们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速，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转型期。这个图大家看一下。这是2010年的一季度，这是最高点，从这以后，整个经济就逐步的下行，疫情几年是大幅波动，平均增速也是在下降的。到现在已经13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就是所谓由高速逐步转向中速，在这个转的过程中，高速增长期有三大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还有出口，都在减速，但是还有一点余热，经济不行的时候，发一下，还管用，最典型的是房地产。前几年有些地方经济不行了，动力不足，需求不足，把房价放松一点，房贷利率降低一点，就反弹了。这一轮能反弹吗？有的反弹一天，包括股市只反弹了一个小时。基建投资是中国政府稳增长的工具，10月份的数据已经到了2%的增长速度，我们的基建实际上是严重透支的，出口现在也是负增长。所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这几个大的龙头，这几个主要的驱动力量，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是过去十几年，由高速转向中速，但是高速的那些动力还有用，用办法抓一抓，经济还可以上去，但是这一套办法现在不行了，稳增长的新办法是什么？这个事情大家现在是看不准的。最近有一种说法，我们将来得抓消费，消费起来就可以了。当一个国家的消费占的比重到了70%、80%的时候，这个经济必定是低速。消费这个东西是不可能高速增长的，也不可能大幅度波动，因为消费即使增长也是比较平缓的增长。比如说吃饭，平常你吃一个馒头，今天早上没有吃这个馒头，到10点多有点心慌，有点不舒服了，但是你吃三个馒头，也不舒服，一般就是一个馒头。消费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当经济以消费为主的时候，它必定是一个低速增长。我们现在说了半天是对速度太低不满意，还是希望速度稍微高一点，或者达到一个应该有的速度，所以到底抓什么，现在看不准，处在一个迷茫状态。坦率的说，2024年的经济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就得分析了，最近有一种观点，说是中国目前经济状况和日本上个世纪90年初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状况比较相似。日本和中国的比较，日本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它的经济是高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是9%，70年代的初期遇到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开始减速，70、80年代是一个中速增长，90年代再下一个台阶，到了低速增长，大概增长速度是1%、2%，甚至有些年份是零增长和负增长。日本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两次台阶”，“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内有人说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日本90年代中期比较类似，另外有一个词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比较盛行，喜欢搞一点经济学研究的，可能对这个词最近也是看过，这是日本一位经济学家，因为他提了这么一个概念，现在在中国国内还比较有名的，叫做辜朝明，这个人提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什么意思？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以后，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负债率过高，企业能有收入，收入就只能用来还债，已经没有能力，或者也没有意愿再去搞投资，这样导致经济的衰退，这是当时讲日本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现在跟日本差不多，但是我倒认为，总体而言我们现在会看到一些相似的现象，但是我国现阶段与日本90年代的情况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第一，日本90年代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是低速增长阶段，中国还处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中速增长阶段。中速增长可以是5%左右，也可能4-5%，应该还有5-10年的时间。第二，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出，日本人均GDP处在发达国家的前列，但是我国人均GDP才1.3万美元，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至少还有两倍左右的增长空间，美国现在人均GDP是7.6万美元，我们的差距还更大。第三，日本90年代陷入低速增长，主要是结构性潜能下降，缺少新的增长点，这是我想讲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使资产负债表不出问题，它的投资和经济很难增长，所以资产负债表其实是一种表象，是经济增长缺少新增长点的结果，不能倒果为因，所以中国要走出需求不足，动力不足的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关键还是要挖掘新的增长潜能。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一些新的特点有所了解。首先我们看需求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叫历史需求峰值，什么意思？就是某一种物品它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所经历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过程来讲，它的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那个点，或那个区间，我称之为历史需求峰值。我们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比如说家电等这些东西，房地产、基建相继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峰值过了以后，就进入了减速期。最近大家都在谈消费的问题，说消费不足，怎么刺激消费？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分析现在中国消费增长到底在什么地方？把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扩大消费往往是无的放矢。总的来讲，有两个概念，一个叫生存型消费，一个叫发展型消费，就是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现在基本上趋于稳定，包括中国农村，包括这几年搞脱贫，这些低收入阶层，应该说吃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虽然也有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讲这个问题已经不突出了。消费增长更多的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来拉动。我们看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比较快的就是教育、医疗、保险、金融、交通、通讯这一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费支出中增长比较快的也是相关的一些门类。现在我认为需要讲一个观点，就是发展型消费的特点，特别和生存型消费相比较。生存型消费是以个体消费为主，比如说吃饭和穿衣，这就是个体消费。当然发展型消费，很多采取集体消费或者是公共服务的方式，比如说医保和社保，首先必须是政府把社保体系要建立起来，这个架子要建立起来。另外，政府还要有一定的投入。还有一个它是互助工具，是一个群体行为，光你一个人在那，社保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必须大家一块来参与，得有很强的组织性。学校教育，今天中欧上一个课，一个班的同学在这里上课，也有一对一，但那不是典型的形态。所以公共服务和集体消费有一个特点，实际上就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发展型消费中间相当一部分由于采取了集体消费这种公共服务的方式，政府是要参与到其中去的，具体来讲，一个是政府要有投入，要拿钱，再就是政府要组织，或者说一种社会组织，这就是发展型消费的特点。它有什么作用呢？实际上有利于劳动者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流动性，社会保障体系能起这样的作用；体力和智力水平的提升，比如说医疗教育都是起这个作用，进而提升人力资本，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人力资本。我们讲发展型消费，统计上来讲是把它划到消费中去的，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投资，叫做人力资本的投资。我最近跟政府领导经常讲这个，我说过去讲投资，一讲就是投资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指的是物质资本的投资，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可能还需要搞一些，但是重点得转向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个图的左边有公共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保险服务、右边有交通、通讯、银行、中介服务和居住，这些年都是上升的。这是2022年政府的消费结构，排在第一位是社保，第二是医疗卫生，第三位是教育，这个结构现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进行调整。另外投资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过去我们讲投资的时候，也讲三驾马车，第一是制造业投资，第二是基建投资，第三是房地产投资，这个房地产投资经过两年的房地产投资相当大幅度的负增长以后，现在第三位已经不是房地产了，是服务业投资，所以三驾马车的第三匹马已经换了，房地产已经不是了，是服务业投资。我顺便讲一讲房地产投资下降，房地产问题讨论得比较多。我简单的讲，其实目前房地产投资下降是符合规律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引入一个概念叫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十年前，我们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从全局来讲，从全国来讲，房地产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进入了这个平台。过去至少5、6年的时间，房地产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有些地方还很火爆，但是仔细看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什么地方火爆呢？都市圈、城市群、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以及周边的城市群，就是这么一些地方，其他一些城市一些地方的房价还是往下走的。为什么会火爆，是因为人口在流动。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人口流动是农村进入城市，多的时候是每年1000多万，最近几年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也就是1、2百万人，已经不多了，但是全国最少有两亿人在流动，都是由小城市到大城市，到一线城市，核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这些地方，由东北、西部的一些城市到了东南沿海，或者一些省会城市。到了这些地方去了以后，对住房的需求是在上升的。另外整个房地产中间，政策是有一定的问题，实际上有一定程度的泡沫，即便如此，这种都市圈、城市群结构性的需求峰值其实在两三年以前，应该也是已经出现了。所以，房地产整个往下走是符合规律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个概念叫支柱产业，有人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以为说是支柱产业，政府一定会保它，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支柱产业本来是产业分类的时候一种描述性的语言，指的是这个产业和其他产业，一个是关联度比较强，再就是关联产业比较多。比如说房地产是和50多个行业关联，所以如果房地产往上走的时候，其实带动的行业也多，反之，往下走的时候，带动的行业也多。支柱产业也可以是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一定不要以为支柱产业，政府一定要保。政府政策都是有限的，增长不增长，不是政府要不要保的，规律使它往下走的话，保也保不住。房地产由于它是所谓的支柱产业，这么多年房地产某种意义上是带病运行的，所以我们希望它应该是比较平稳的软着陆，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说得稍微俗一点，就是你得小心伺候着让它慢慢的落地，房价不能再涨了，但是能落吗？特别是能大落吗？各位都买了房子以后，全都价格落下来了，心里也不好受，可能更难受。有些人看着房价上去了，自己当初没有买，很后悔，不高兴。如果你买了以后，房价大幅度落了，更何况政府的财政收入，特别是金融机构，银行系统，受的冲击更大。所以我们一直讲，房地产得小心伺候着，让它平稳的着陆，但是实际上情况是这两年，特别是2021年以后整个是大幅度的回落，我们的政策出来以后，有三条红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跟原来预期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所以下得过快，幅度过大。基建投资是有比较强的政府稳增长的特点，我是强调大家关注服务业投资。服务业投资即使在疫情三年过程中，也是稳中趋升，而且呈现出比较强的增长韧性。还有采矿业的投资和农业的投资，制造业总体上稳定，基建是波动比较大，这和政府稳增长是直接相关的。房地产是往下走的，服务业是往上走的，采矿业逐步就下来了。还有农业，农业的投资是在上升的，我们经常讲传统产业，哪个产业比农业更传统？而且我始终认为农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为什么？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的需求就产生了，早上你肚子马上就反应，你不吃这顿饭能行吗？如果吃得不舒服，水平不高，还不高兴。真正搞农业的农民，这个数量，像美国只占劳动力1%，产值也是很低的，实际上真正解决吃饭问题这个行业的人，一点都没有减少，某种意义上还在增加，只是变成了有些是制造业，现在是各种各样的食品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现在人都很讲究，其实大量的人在这个领域中在进行投资和生产，真正解决吃饭的人是一点也没有减少。所以农业统计数据给的信息，也是很重要的。这是2020年全国的投资结构的占比，第一位是制造业，第二是基建，第三个是服务业投资，房地产已经到第四位了。刚才说了需求端的情况，现在讲一讲供给端的情况，供给端由于受需求的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我们需要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新先导产业带动产业的更替和升级，但是一个是房地产等主导产业下降过快过深，引发全局性冲击，还有一个是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创新活动和新产业的成长。这是2021年单月同比，最低的时候是负20%，所以房地产投资出现这个情况，对整个经济的冲击就很大了。我们有一些行业，像计算机通讯、IT行业，最近两年也在减速。深圳IT产业是重点，深圳这么多年搞得不错，跟整个产业有很大的关系，IT产业这两年也在减速。资产负债端由于需求供给双重冲击，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往往是被动，或者是危机倒逼的，不可能自觉的转。现在讲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实际上只是对我们一部分行业和企业陷入困境或者危机后一种现象性的描述，关键是说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认为实际上跟我们经济由高速到中速这个直接有关系，比较典型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这个行业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中国房地产企业规模做得如此之大，和中国人口多有关系，但是和运营模式有关系。但是这种运营模式有一点，都是以房地产对住房或者投机性需求，或者真实需求高速增长为前提的，如果这个需求的高速增长出了问题，不可持续，所谓资产负债结构马上就出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恒大为什么会出问题。恒大有自身的问题，内部管理中间有很大的漏洞，本身有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像碧桂园，都是很优秀的企业，现在也是陷入困境，其实和运营模式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相当多的行业不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负债率还是在往上提升的，还在继续借钱，借新还旧，还不了本钱，是还利息。一个企业甚至某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现金流已经很少了，最后借的钱是为了还利息，可以想象这种局面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不愿意用庞氏骗局这个词，可能有点难听，但是它是一种庞氏结构。什么意思？它本身已经是现金流很少了，并没有创造什么价值，借了钱只是为了维持原有的信用结构，不至于违约，至少把利息还了，这个点是你能看得见的，到了那个点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国家是各个领域，当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速，将来转向低速以后，由于供给侧需求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整个你的资产负债结构一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型。这个转型根据日本的经验，其实很困难，日本转型经历了十年的时间，中间有很多的故事，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反复的过程，现在我们也进入到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是中国的杠杆率，几个重要部门的杠杆率，基本上还是在上升。这个图的蓝色是每年贷款所还的利息总量，红色是GDP增量。2011年以后，除了2021年，红的比蓝的高之外，其他年份这个蓝杠都比红杠高，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年GDP的增量去还利息都不够。这个统计是社科院有一个资产负债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也不是说这个就一定是有了很大的问题，至少这个问题可能不正常，中间很可能包含着相当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辛辛苦苦这么多GDP的增量，连利息都还不上，这就是中国资产负债结构的一个挑战。第一，增长阶段的转换，由高速转向中速，将来再转到低速，这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你不要抗拒这个规律。第二，我们有一些阶段性的矛盾，高速增长能够掩盖很多矛盾，到处一片莺歌燕舞，都挺好的，别人也不说你有矛盾，你说我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么多年都是高速增长。但是高速增长是由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一旦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的时候，这些结构矛盾就会水落石出。第三，还有一些短期的政策不适当，不适应，最后会增加短期的困难，房地产可能就是一个案例。刚才讲了中国经济的一些变化，怎么走出这个困局？今天在座的也不少同志都是做投资的，这个时候就会讲宏观政策放松，货币政策放松、降息、增加流动性，财政政策在国家层面是发债，有时候也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宏观政策能做什么，特别是不能做什么？我讲这么一个观点，对这些低速增长的经济体，比如像美国、日本，特别是日本和欧洲是1%的增长，甚至零增长，宏观政策可能就是左右局面的一个变量。因为它就是一种维持性的增长，但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我们过去10%的高速增长，现在我们处在中速增长期，还有5%的增长速度，宏观政策大概就管1%左右，我觉得已经是不低了，剩下4%的增长潜力从哪里来？不是宏观政策能够决定的，宏观政策也就解决短期稳定和平衡的作用。所以，我们还要保持一个中速增长，至少4%左右的增长潜能来自结构性潜能的一个领域，我们更得关注这个问题。宏观经济就能决定中国经济的走向，或者走的态势，那一定就是一个低速增长，跟日本和欧洲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不要那么着急，到那个阶段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我们现在还是要争取中速增长。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却是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3.5万美元，我们现在1.3万美元，还差2万美元，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技术革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这个差距要赶上它，还有两万美元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后发者追赶的潜力，我们还有。有一段时间我们发展不错，有的人不愿意讲追赶的问题，认为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全部领先了，确实有一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总体上来讲，你才1.3万美元啊。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我到瑞士去了一趟，领了一些研究团队，当时中国是8000美元，瑞士是8万美元，到底我们跟他们差得什么地方。到日内瓦的湖边看一看，我在十几年前去过，当时感觉到很新鲜，现在去看了以后，也就那样。显得比较破旧，也没有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比中国城市好多少。瑞士凭什么是8万美元，我们才8千美元，到底差在什么地方？仔细看，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一看，建筑内部去看一看，他的管理，包括大的环境，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人家八万美元有八万美元的道理，现在中国是1.3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这个增长潜力就不小。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最近几年新的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我们跟欧美这些国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在这些领域中间，我不敢说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至少在部分领域我们已经是并驾齐驱的，甚至有些领域是已经领先了，这是和历次技术革命都不一样的情况。所谓的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这是两翼，这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两翼，中国跟发达国家基本上是齐步的，或者几乎接近于同步的。我们讲结构性潜能是什么？就是我们后发追赶潜力再加上新技术革命带来新的增长潜能，这两个对中国来讲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结构性潜能。具体来讲，我用了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描述，这不是很严格的经济学语言，大的新的增长潜能：第一，横向需求空间，简单的说就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的结构，终端需求结构包括全部消费，也包括住房和民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大量的服务业投资，这个方面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中国现在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经常讲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甚至可以和美国有一争的一个最大消费群体，或者消费市场。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盯着这一块，我们得盯着四亿中等收入群体下面的中国还有9亿中低收入阶层。这一部分人有一种说法，说5亿人还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各位都是空中飞人，但是中国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所以让5亿人中间的3亿人坐过马桶，10亿人中间有5亿人坐上飞机，中国的产业不用升级，还是原有的产业结构，很大一部分的需求就出来了。所以中国一定要考虑收入差距的问题。我们讲政治，发展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水平，全球减贫的问题，甚至道义上的，我觉得现在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他们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阶段，成为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基尼系数是没有超过4的，（注：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全球范围内来讲是比较低的。什么意思？就是更多的人是有购买力的，是有需求的，然后把整个的需求总量抬起来了。我们前一段时间讲共同富裕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道义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一般辅助弱势群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增长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纵向升级，就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这个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现有产业的价值链要升级；第二，新的技术推动新产业或者未来产业的生成和发展。这个例子就很多了，现在新能源以及派生的各种各样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等，这两天的新闻奥特曼被开除了，然后看到新闻又请回来了，说离了他还不行。因为上面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董事会里是有意见分歧，有人说是安全为主，他们可能发现ChatGPT4和5，已经发现它有人工智能，或者已经有意识了，已经感觉到难以控制的，后果就是要能控制，已经难以控制的局面，奥特曼很讲商业化，走得快一点，这个方面是发生分歧的，这个技术现在进步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有些方面可能是超出我们预期的。这样的话，大量的应用场景会出来，未来产业到底什么样子，反正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未来产业的空间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有纵向升级全面赋能，所以我们扩大横向需求空间，重点是需求侧，就是把需求调动起来，供给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房地产、钢铁行业，钢铁行业最大的埋怨是房地产不行了，钢铁行业也不行了。纵向升级功能是供给侧，你得提升你的能力。简单的说前者是稳增长，后者是促转型和上台阶。刚才我讲中国增长潜能，其实说起来还挺大，但是回到现实以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不是那么很有信心的，你会发现相当多的潜能是你看得见，你抓不住。有些同志说能不能多搞一些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大概能解决1%增长速度的问题，剩下要增长5%，3%、4%还得靠结构性潜能。所以结构性潜能需要通过一些改革，把限制现在这种结构性潜能发挥的一些体制上，机制上，政策上的障碍，能不能把它清除，能不能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是叫结构性改革。有人说搞改革离得太远，够不着，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说有些改革措施今天晚上发布了以后，明天整个社会的影响比降息的作用要大得多，千万不要忽视改革，问题是能不能推动一些改革。下面我重点讲一讲“结构性改革”，我们认为应该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
从需求侧来讲，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的改革。我重点先把需求侧和供给侧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简要说一下。刚才讲了需求侧的问题，中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阶层中间这个差距怎么缩小？有人说我们能不能搞收入再分配，把富人的钱拿过来分给穷人，穷人的收入就增加了，其实国家再收入分配政策有一部分是起这个作用的，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关键问题是低收入阶层他也有一双手，他自己是可以创造财富的，现在也在创造财富。所以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实际上关键还是推动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现在城市化进到什么阶段了？我昨天去了太原，太原这两年建得也不错，汾河整理以后，很漂亮，拍了一个照片，我说这是北京某个街道，长得都差不多，甚至有些县城里面，拍一个高楼，下面各种商铺，跟北京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还更新。我们国家城市建设已经很不错了，特别是核心区，到欧美那些地区去，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都很破，那是50、100年前建的，那个时候比中国要先进，现在已经看起来老了，但是人家还是发达国家。国内不同地区，不要看城市的核心区，看得城市之间，看乡村地区，包括欧美这些国家的城市之间，它的小镇，很多乡村，跟中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到浙江去看了以后，这几年的变化也很大，变化不是几个大城市，是中小城镇，基本上都已经城镇化了，小镇很漂亮，生活水平也不低，到常州，到上海，出行都很方便。现在关键问题，差距在什么地方？国际上有一个统计，城市化核心区居住的人只有30%左右，剩下的50、60%是在核心区外围的所谓都市圈的那个圈的范围之内，有大量的中小城镇要发展起来，中国现在是中小城镇发展严重不足，如果这个发展起来了，中国房地产和基建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所以，特别是城乡接合部，中小城镇的发展，就得解决一个老问题，就是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第一个平等是身份平等，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身份不平等吗？不能说不平等，但事实上平等吗？包括找一个对象，农村的愿意找吗？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吗？第三个是土地财产权利，包括不动产权利要平等，我提出三个平等，我就讲一点政策性要点，我们建议三年脱贫攻坚战搞过以后，还得再搞三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刚才我讲的发展型消费搞不上去，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这个有城市一般居民方面有问题，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居民现在感觉到生活上压力比较大，叫三座大山，教育，孩子上学的问题。第二，医保、社保，这是城市居民有了户口以后，你都感觉到这种压力。今天在现场提供服务的应该还有很多比如说门卫，服务员，还有送外卖的，有北京市的人吗？北京人一般不干这个事，北京人收入低也不会干这个事，都是外地的。这些人在北京已经待了多少年了，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没有之外，他住的都是很差的。前几年城市的领导说是要清理地下室，不允许搞群租，一个房间不允许十人以上租房子，我说你这个规定是对的，确实不安全，从电线、防火这个角度确实不安全。但是我得提另外一个问题，我说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城市离了这些人，城市能运转吗？从保安、炊事员，国有企业的职工都不干活的，也不做饭，全部招的是外地人，家里的保姆，还有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全都是这些人，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一个房子住了十个人，稍微有一点办法，有一点尊严的过日子，谁愿意挤到那个房子里，要想办法解决这些人的住房问题。有人说是给农民工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要补贴，这是很大一笔支出，政府没钱。我说这是叫做本末倒置，混淆是非，农民工在这里干了十几年，有些二十几年，有些是农二代农三代都成长起来了，领了工资，每个月都给你交过税，交了10、20年了，交了税以后，你应该给他提供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这么多年都没有给他提供，你是欠账，现在才把这个账给还上。所以我认为应该对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搞三年，包括现在的住房卖不出去，能不能转成给农民工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最近浙江搞得还不错，浙江就出台一个政策，就是把以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要大幅度缩小。其他省应该学浙江，以后地方政府还得搞投资，不是过去那种基建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得转到这个方面来。而且中国人口少了，过去老是赶人，以后得抓人，谁把人抓来了，这个城市才有发展的活力。
还有一点，土地权利不平等，城市居民在国有土地上盖了房子，可以自由交易，农民在集体土地上要么是不让你盖房子，盖了以后，是小产权房。或者有一些宅基地，最后是不允许在集体组织之外交易。一个房产包括其他的物品可交易，不可交易，可抵押，不可抵押，可担保，不可担保，这种物品的估值，市场估价，差距非常大。曾经股市有国有股，流通和不流通，差价差10、20倍，这就可以解释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较低。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步还是要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宅基地能不能在集体组织之外也流转？有人说是反对，你把农民宅基地流转了以后，把钱给了他，他喝酒去了，晚上没有地方住，就闹事。其实这个假设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人可能有，但是一百个人只有一两个，城里面也有。即便如此，我们有了收入以后，先给他上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用现代化的保障体系来代替土地的保障功能，把土地解放出来。另外，城里的人能不能下乡，也允许买房子，就是双向流动和置业，这样的话，土地效率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一举数得。供给侧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和民营企业家相关的，怎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我认为理论上需要有一些突破。最近出台了31条，怎么能落到位，其实还是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要搞清楚，否则的话过一段时间就会讲对民营经济是利用论，杀猪论，猪养肥还是要杀的。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大的历史节点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现在确实在民营经济这个问题上，把一些理论观点要讲清楚。我讲是三个区分，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看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民营企业是资本家，其实资本家就是提供资本的人，到了现在以后，谁提供资本？我们现在有一个资本市场，有上亿人的在搞投资，要讲资本家是这个范围内的人，提供资本的人，他把这个资金提供给具有企业家才能这些人，什么叫企业家才能？就是这些企业的创业者，他们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韧不拔、组织协调、执行力等等一系列的特质，一个企业是有资本，资本当然很重要，它是一个黏合剂，但是还有劳动力，有技术，还有土地，现在也有数据，组合这个生产要素的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是组织资源的资源，是最稀缺的一种资源。所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不是资本家，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两种不同类型的职能，不能混为一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大批的民营企业发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他们抓住机遇，办成了这么一些企业。这些人你说他们是资本家吗？他们实际上都是白手起家，很多人都是穷光蛋，以后他为什么能够做大，包括有资本的人都把资本给了他，让他干，实际上他有企业家才能，他把这个组合起来，效率更高，能够赚到钱，才把这个钱给了他。华为的任正非老先生，股权也没有多少，我看任正非的故事，先开始到深圳的时候，穷得都不行了，所以这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的时候都是穷光蛋，真有钱的话，真是资本家，有些人很难办企业，他就躺平了。现在人均收入已经1万美元，有条件躺平了，现在企业家精神有时候不太行了，和条件有关系的，他不是资本家，最后才把企业办起来了。下一步真正到了一个创新驱动的阶段，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企业家精神。刚才讲的提高要素生产率是要创新的，所以企业家精神简单来说就是创新精神，不仅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更加需要，国有企业无论怎么改，没有几个真正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那点国有资产肯定也是用不好的。国有企业很多效率不高，也有少数有些国有企业办得也不错，最后就会发现就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他在那里待的时间还比较长，最后把企业办得像一回事。还有外资企业，最终企业要办好，是由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核心的要素，形成一种组织，来组织资源，推动整个经济发展。中国这么多年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其实有些人也是很有企业家精神的，把中国的地方经济他用一种创新的精神组合资源，最后中国经济才是另外一个面貌。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是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企业和企业家，再一台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地方政府官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2024年中国经济怎么样，到2035年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得看这两台发动机他们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动力很足，是不是想干事，还是要躺平？所以我们还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我最近提一个概念，以后不要再区分国企和民企，社会上有一些议论，有一些人也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你可以把投资者按所有制分类，比如说分成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为什么企业不分成国企和民企？因为企业办得好不好，实际上企业家是核心。资本确实也很重要，但是资本只是要素之一，还有劳动者，技术人员，土地，包括特别生产要素，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企业家是起核心性的作用，资本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你拿资本来规定这个企业的性质，从国际上来讲，已经不承认这种观点了。更重要的是拿所有制来划分企业，越来越不符合实际。现在一些大的国企，海外上市的，你问投资者，很多不仅是个人投资者，是海外的个人投资者，一定要较真说你这个还是国有的吗？另外很多的民营企业的一些投资者，本身也是国有投资，穿透以后后面也是国有资本，实际上是不论哪一种类型的企业，在发展初期可能是比较纯的，国有创办的就是国有资本，民营的就是某个资格人出资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是股权多元化的，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所以最后拿所有制来界定企业，其实是非常不符合实际的。另外出政策以后，这里面问题就很多了，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了。过去很多国有企业好的政策，民营企业感到有压力。最近民营企业有很多的优待，国企听了以后，你有特权了，对我也不公平。过去外企也出台一些特殊政策，以后不要按照企业类型的，就是大型、中型企业，或者科技型企业来分类，更加符合实际。我们得摆脱过去一些概念束缚。所以，下一步怎么纠正所有制歧视和行业准入等方面，能够进一步的来有一些具体的举措。最后，我再说一句话，讲了这么多的改革，因为今天都是各个企业的总经理，中国改革到现在，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40年了，还得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改革总是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实际上过不同的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农村能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区？现在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升，我们怎么来搞数字经济，怎么推动绿色发展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最近国家深改委特别强调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相结合，顶层设计我认为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指方向，往东还是往西，不能搞错。再就是划底线，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现在面临新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还是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包括地方基层，包括企业，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匀速试错和纠错，应该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类干部和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这是中国过去改革比较成功的经验，现在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适用的。今天我就说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更不构成投资建议，请各位读者注意风险；发布的图文只为交流分享，源自网络的图片与文字内容，其版权归原作者及网站所有，如有疑问敬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