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认同的社会根源

作者：维舟

圣诞节前夕，有一位大学里任教的朋友跟我说，她不无忧虑地发现很多学生都在转发诸如“中国人不过洋节”之类的帖子，她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样的激烈，只是隐隐总觉得不安，这算是时代变动的不祥之兆吗？

当然，说起来也不奇怪，年轻时总是很容易为这些“家国大义”的宏大叙事热血沸腾。前些年还有另一位朋友跟我慨叹，如今年届半百，回头看自己年轻时，也曾非常热血，“只是我很幸运，每次周围都能有一些师友能平和地跟我讲讲问题的另一面，我才没陷入一根筋”。

也就是说，乍看上去的偏激，未必是年轻人自身性格所致，倒不如说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比较单一，既没有看到问题的其它面向，也难以设想和理解异己的存在有何好处。

说起来这其实挺可怜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如此褊狭，说到底还是因为从小没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才格外热切地拥抱国族的身份认同，那看似咄咄逼人，实则不过是弱小无助者渴望得到尊重。

这也是当下让许多社会观察者为之困惑不解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个人主义兴起的时代，又有那么多年轻人变成“小粉红”？毕竟像这样拥抱集体主义身份的狂热，看起来像是个人主义的逆反，相当不可思议。

对这样的谜团，最简单的解释是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论，又或将之视为被洗脑的证明，然而，现实恐怕复杂得多了。

在急骤的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原有的纽带被拆散、冲决，越来越多的个体的确从宗法社会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了，然而，也正因此，人们就像刚刚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对传统仍怀着一种幻肢痛般的留恋，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孤独地在一个陌生而庞大的世界中漂泊徘徊时。

每个人都需要一种终生维系的归属感，那可以让我们获得内心的安宁，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上，中国人都是从“家”这一源泉中获得这种归属感的，“回家”具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哪怕漂泊异国他乡也总要“叶落归根”，然而，现代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是没有故乡的。

在近代之前，中国其实是没有“社会”的，“家”之上就是“国”，任何社会成员之间积极而自发的横向联结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即便存在，也并不重要，除了秘密会社或梁山好汉那样的法外之徒结成的帮派之外，极少能激发某一个体能为之效忠，更别提献身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个体以激烈手段脱嵌出来，“父母皆祸害”也有那么多人响应时，就兆示着熟人社会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了。然而此时，孤独的个体在面对一个庞大、陌生的外部世界时，才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脆弱，更致命的是有时还伴随着自我的无价值、无意义感，如果此刻没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纳他，那要依靠自己熬过来是极其艰难的。

这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向上走的时代，或许还不算是大问题，至少有二三十年里，人们确实真心相信梦想总能实现，然而到现在，梦想似乎逐渐表露出它的另一层含义：它多多少少是不现实的。

对无权者来说，这是残酷的。他们被告知“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迎面而来的却是逆风的寒流，一再受挫的事实，只是让他们愤懑地确认了自身的渺小与无力。

这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也无助于他们有勇气审视自我，倒更有可能将他们引导向另一个方向：通过积极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重新获得一种力量感。

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现实难以排遣的不满。在愿望不断受挫之后，困兽般的人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茫然失措，越来越深感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一些人求助于神灵、运气和彩票，一些人躺平退出，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重建某个强固的纽带来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

通过对某个认同的狂热拥戴，人们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重新获得了意义感，还能因为融入一个更高的团体而感觉良好。巴枯宁曾言简意赅地道出这种心态：“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无我”就不痛苦了，而作为“我们”的一员，可以使无力者变得自我感觉无所不能。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因为人们想要的恰恰是改变当下的生活处境，甚至自己也一无是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据此，他更进一步指出：“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这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

这就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仅仅将人们看作是“被洗脑了”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感觉，也没有意义感，那是一种“一切都到了尽头”的绝望感，此时烦闷而孤独失意的人们渴望“有所归属”，就算没有一个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们也会制造一个。

可想而知，对那些信奉独立自主的个体来说，这是一个艰难时世。毕竟那些好斗的言辞多半意味着自由空间的进一步消失，到头来即使只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自己，都会异常艰难。前些天有朋友还说：

这几天我想通了一个事情，就是为啥我没办法追星，也很难理解追星。人到中年，没啥乐趣，看到同龄人追小鲜肉很充实的样子，但放在自己身上完全行不通。想来想去，是我对“偶像”这件事情有一种本质性的警惕，娱乐界的明星实际上是巨大的资本和人力堆砌在一个人的符号上的产物，我没办法对这个符号产生太多幻想。不仅如此，我也没办法信神信教，没办法入任何党派，是个彻彻底底的边缘人。

我也是这样。当然我能理解，很多人之所以追星、信教、拥抱宏大叙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个人在这动荡的世界上充满无力感，需要某种外部的支撑，但现代人原本就应该是自我依赖的自治个体，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只能自我边缘化？ 

我们可以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不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