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有4座隋炀帝墓，这事太魔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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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5 13:01

来源：最爱历史

作者：南朝子云

2013年，江苏扬州市一处隋墓的发现轰动全国。

此前一年的12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邗江区西湖镇曹庄的工地上，发现了一些古代青砖，随后引起考古单位的注意。

经过抢救性发掘，一合尘封近1400年的墓志将墓主人的身份告知世人。

墓志上的文字很多已经模糊不清，但能看清楚的字中有“故随（隋）炀帝”“大业十四年”“崩于扬州”“流珠堂”等关键词。

至此，考古学者初步确定，这座隋墓的主人为隋炀帝杨广。

当时，坊间流传甚广的八卦是，挖出曹庄隋炀帝墓的开发商老板叫杨勇。

网友不禁调侃道：“君子报仇，千年不晚。”

历史上，杨广的大哥叫杨勇，这个倒霉的皇子一度被立为太子，但在储君之争输给弟弟，被废为庶人。杨广即位后，还伪造父亲隋文帝的遗诏，把大哥给赐死了。

这个巧合让人难以置信，于是媒体追踪报道，才发现这家公司确实有个“杨勇”，但不是大老板，而是投资部的经理。看来，“杨勇挖了杨广墓”一说并非空穴来风。

随着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的发掘，杨广拥有的陵墓已经达到了4座，分布在江苏、陕西和河南。这位旧史中名声不佳的皇帝，也有意想不到的名人效应。

扬州曹庄隋炀帝墓被发现后，隔壁槐泗镇槐二村的隋炀帝陵就尴尬了。

在开发商挖出曹庄隋炀帝墓的200多年前，嘉庆十二年（1807年），扬州人阮元因父丧，从浙江巡抚任上丁忧还乡。

阮元不仅是清朝重臣，还是一名训诂学家，业余爱好是考证历史。回到扬州后，阮元决定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走访家乡的名胜古迹。

偶然间，他在读明嘉靖年间的《维扬志图》时发现，地图上扬州雷塘北侧有一处地方，标注为“隋炀帝陵”。

雷塘，是史书记载的最后安葬隋炀帝的地方。

古时候，扬州陂塘众多。雷塘，也称雷陂，自西汉时就已存在，在当地的水利灌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隋唐时，雷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雷塘在城北，方圆六里，下雷塘在上雷塘西南方，方圆七里。到了清代，雷塘又分为上、中、下三塘，其中上雷塘旁还有一个炀帝沟，这无疑对阮元形成了某种误导。

阮元不禁感到兴奋，赶紧出门做“田野调查”，询问当地的老百姓，有没有见过这座陵墓。

此时，一个老农告诉阮元，附近确实有一座类似的古墓，当地人称之为“皇墓墩”，小时候他还跟着村里人去墓里挖过土。

在老农的指引下，阮元来到了这座古墓前，只见其占地面积约四五亩、封土高七八尺，在周边环境中略显突兀。

阮元相信，眼前这座古墓就是《维扬志图》上的“隋炀帝陵”。

作为当地的文化名人，阮元亲自出资，组织当地百姓担来8000石土，并在周围种上150棵松树，随后请时任扬州知府亲笔题字，书“隋炀帝陵”四字碑。

这座原本无人问津的古墓，就此修葺一新，并挂上了“隋炀帝陵”的名字。

此后200年间，经过后人的多次重修，陵区仿造隋唐陵墓的规制，建起了石牌楼、陵门、石桥、石阙等建筑，甚至在旁边专门挖了个水池，题上“雷塘”二字标志牌。

但是，这座位于今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的“隋炀帝陵”，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考证。

一生著述丰富的阮元，在这件事上有些失误，仅仅是根据文献记载和当地村民的口耳相传，就将一座无名墓冢考证为“隋炀帝陵”。

对此，各界早有质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槐泗“隋炀帝陵”遭到破坏，一些散落的墓砖被送到文保单位进行鉴定，发现其与扬州博物馆从当地征集回来的东汉墓砖大小、纹饰相同。于是，有学者推断，槐泗“隋炀帝陵”可能是一座东汉砖室墓。

直到2013年，距离槐泗“隋炀帝陵”仅5公里的曹庄隋炀帝墓被发掘，墓中文物证实了墓主的身份，国家文物局也确认了曹庄隋炀帝墓的真实性，阮元的说法被正式推翻。

但是，对于槐泗“隋炀帝陵”是否该摘牌、会不会与曹庄隋炀帝墓合并为系列遗产，近年来也多有争议。

那么，这位关陇贵族出身的隋朝皇帝，为什么会葬在扬州呢？

▲扬州槐泗“隋炀帝陵”。图源：图虫创意

这要从隋炀帝人生的最后一年说起。

隋大业十四年（618年），江都城中，渐起骚乱。

当起义军席卷中原时，50岁的隋炀帝杨广却在南方的江都（今江苏扬州）醉生梦死。

有一天，他引镜自照，对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萧皇后陪伴隋炀帝多年，见这个昔日豪情万丈的皇帝已经失去锐气，便问丈夫何出此言？

隋炀帝用看似坦荡的语气，笑着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当时，随隋炀帝南下的骁果军，大多为关中人，他们长期远离故土，思念家乡，隋炀帝却无心北归，甚至打算退保江东。

军中开始出现逃兵，有个叫窦贤的将领率先带领部下逃离江都。隋炀帝得知后立马派兵追赶，将窦贤斩首，但士兵逃亡之事依然屡禁不止。

统领骁果军的虎贲郎将司马德戡是扶风人，一向深得隋炀帝信任，此时正率军驻扎在江都东城。

眼见军心不稳，司马德戡对好友元礼、裴虔通说，现在军中人人都想逃走，我本想向陛下报告，但又怕说早了，引来猜忌，被无辜诛杀，可等到事发后再说，我也逃不过被灭族的命运，现在进退都是死，我该怎么办呢？

三人细思恐极，索性决定反了。

为了执行计划，他们在江都城中结交同党，很多对隋炀帝不满的官员与他们日夜谋划，结为“刎颈之交”。其中有两个官员和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关系要好，便把此事透露给宇文智及。

宇文智及为人“素狂悖”，早年与其兄宇文化及一起同突厥人做违法交易，被判处死罪。多亏二人的弟媳、隋炀帝长女南阳公主出面求情，他们才免于一死，只是被削职为民。隋炀帝南下江都后，从驾的宇文述年老病死，在临死前留下遗言，乞求隋炀帝念及旧情，赦免儿子的罪过。

隋炀帝同意了，于是重新授予化及、智及官职，并让他们留在江都。

宇文智及得知骁果军将领的密谋后，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对他们说：“现在主上虽无道，但皇威尚在，如果你们只是结伴逃跑，恐怕只会像窦贤那样自寻死路。现在英雄并起，是老天爷要亡隋，就连江都城中要逃亡的人都有数万，应该乘此机会成就帝王之业。”

司马德戡等人听宇文智及这么一说，就把宇文智及的哥哥宇文化及推为造反的首领。众人举双手赞成，宇文化及却很慌，起初以为自己被弟弟坑了，脸色大变，汗流浃背，过了好久才镇定下来。

为了煽动士兵，司马德戡等人在军中散布谣言，说陛下听说骁果军中有人想叛逃，命人酿了很多毒酒，打算在宴会的时候将大伙儿都毒死，跟南方人留在江都。

如此一来，骁果军一致拥护司马德戡发动兵变。

史载，当司马德戡等人密谋时，有个宫女打听到消息，告诉萧皇后：“外面人人都想造反。”萧皇后说；“任汝奏之。”可宫女上报隋炀帝后，隋炀帝却很生气，以为宫女在造谣，把她处死了。

之后又有人向萧皇后报告，萧皇后无奈地说：“天下之事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何必让皇帝为这些话忧愁呢？”从此，再没有人敢去向隋炀帝通风报信。

▲宇文化及兄弟。图源：影视剧照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日夜，司马德戡召集城外的骁果军，向江都玄武门进发。

除了骁果军外，隋炀帝还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此前，他挑选数百名勇猛矫健的年轻人当保镖，称之为“给使”，让他们驻防宫门，以防不测。这支护卫队战斗力爆表，对隋炀帝忠心耿耿，不仅得到大量赏赐，还娶隋炀帝赏赐的宫女为妻。

但是，宇文化及早就考虑到“给使”的威胁，在这天晚上贿赂了一个姓魏的宫人，命其假传圣旨，调集“给使”出宫，以致司马德戡带兵入宫之际，竟没有一个“给使”在场。后来，隋炀帝遇弑，给使们还想袭击宇文化及的营帐，为隋炀帝报仇，但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

司马德戡带兵攻入宫中，隋炀帝已经得知政变消息，急忙脱下皇帝的服饰，逃到西阁。

司马德戡的同党裴虔通，早在杨广还是晋王时就担任其随从，深知其习性，见隋炀帝藏起来，就问宫中一个美人：“陛下安在？”美人早就被吓得花容失色，只好胆战心惊地指向西阁。

叛军把隋炀帝请下来后，隋炀帝一见到裴虔通，便说：“卿不是我的故人吗？因何怨恨谋反？”

裴虔通回答道：“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

隋炀帝只好解释说：“朕正打算回去，只是在等上游的运粮船，才一再拖延，现在朕跟你们回去吧！”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叛军已经不可能继续效忠隋炀帝了。

次日天明，叛军拜宇文化及为“丞相”，请他出面主持大局。宇文化及害怕得浑身颤抖，直到确定兵变成功，才低下头连声说：“罪过，罪过！”

到了大殿之上，宇文化及看到被俘的隋炀帝，更是急得跳脚，说：“现在还把这家伙留着干嘛，还不赶紧动手！”

隋炀帝最疼爱的小儿子赵王杨杲只有12岁，见叛军横眉怒目，感到害怕，在一旁哭泣不止。裴虔通觉得心烦，手起刀落，将其斩杀，血溅到隋炀帝的御服之上。

正当叛军要继续动刀剑时，隋炀帝喝道：“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能用剑锋刀刃？取毒酒来！”

面对死亡，隋炀帝早已做好准备。他此前预料到自己会有遇弑的一天，于是将一瓶毒酒交给宠爱的美女们，告诉她们：“若反贼来了，你们先饮，然后我再饮。”可当江都兵变发生后，宫中的美女早就四散奔逃，没有一个留在隋炀帝身边，一时也找不到毒酒。

叛军中的一名军官令狐行达胆子比较大，见其他人都不敢动手，干脆自己上前，抓住隋炀帝的领口，逼迫他坐下。此时，隋炀帝自知走投无路，解下自己的练巾，交给令狐行达，让他用这条练巾缢杀自己。

隋炀帝遇弑后，没有一个大臣敢为他收殓尸体。萧皇后和宫女拆下红漆床板，做成一副棺材，将隋炀帝和赵王杨杲暂时安置于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下。

宇文化及带领叛军北归后，隋朝右御卫将军陈棱留守江都。陈棱不忘隋炀帝生前的恩情，召集部下，身着丧服，为隋炀帝发丧，并将隋炀帝重新安葬于扬州城西的吴公台。相传，吴公台是南陈名将吴明彻在扬州作战时修建的弩台，也是当时扬州城的一座地标。

当年，吴明彻和北周交战，被俘后死于长安。后来，继承北周的隋朝南下灭陈，在那场平陈之战中，年仅20岁的杨广是名义上的元帅，和高颎、杨素、韩擒虎、贺若弼等名臣一同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业，自永嘉南渡以来，将近300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宣告终结。

平陈之后，杨广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也许是从那时起，他爱上了这片江南水乡，甚至在登上帝位后，还多次南下江都，直至身死国灭。

据说，陈棱从流珠堂下挖出隋炀帝的灵柩时，隋炀帝“容貌若生”，令人称奇。此时，距离江都兵变已经过去5个月了。

为隋炀帝办完葬礼后，世人皆称赞陈棱的忠义，但天下大乱，陈棱难以守住江都这座孤城，不久败于起义军，随后死于非命。

唐武德五年（622年），天下基本上已经重归一统。风水轮流转，隋炀帝的表兄李渊当了皇帝。平定江南后，唐朝为隋炀帝修建了新的陵墓，改葬扬州雷塘。一般认为，雷塘是隋炀帝最后的安葬之地，曹庄和槐二村的两座陵墓，都位于古雷塘的范围内。

此外，在北方，陕西和河南各有一座隋炀帝陵。这两个地方也与隋炀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陕西的隋炀帝陵位于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罗家堡，距离隋文帝杨坚的泰陵约6公里。

关于这座陵墓，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

相传，唐高祖李渊统一天下后，命儿子李世民把隋炀帝的灵柩从扬州迁回关中，葬在隋文帝陵附近。为了迁坟，唐朝请来袁天罡、李淳风两位风水大师，勘定出一块墓址。

李世民带着袁天罡、李淳风和一支队伍，护送着表叔隋炀帝的灵柩一路来到了武功县的地界。

护送灵柩的部队翻过漆水，登上西原，已经可以远远看到隋文帝的泰陵。正在此时，忽然刮起了狂风暴雨，把原先给隋炀帝挖的墓穴填平了，抬灵柩的杠子也瞬间断裂，一时难以抬动。

李世民一琢磨，这可能是天意，也许隋文帝泉下有知，也不愿意隋炀帝这个不肖子葬在自己旁边。于是，李世民命袁天罡、李淳风另外选了一座墓穴，命在场的士兵开挖，然后把隋炀帝的灵柩就地埋了。由于在这次迁葬过程中，隋炀帝的灵柩挪动了位置，从此就有“挪驾堡”这个地名，后来改为“罗家堡”。

明万历《武功县志》根据当地流传多年的说法，对这座陵墓的记载为：“隋炀帝墓在县西原，武德五年八月辛亥，唐高祖葬帝于此。”

然而，武功县的这座“隋炀帝陵”，排场比阮元考证的槐泗“隋炀帝陵”要小得多，也没有出土的相关文物可证明其真实性。另外，正史中也没有唐朝将隋炀帝迁葬北方的记载。

到了清代，雍正《陕西通志》已经认为，隋炀帝除了葬在扬州外，“别无北徙之说”，武功有隋炀帝陵的说法“俱无据也”。

与扬州槐泗“隋炀帝陵”的处境一样，尽管真实性遭到质疑，但武功“隋炀帝陵”仍然作为当地的一处重要史迹得到保护。

隋炀帝的另一处陵墓，在河南洛宁县。

洛宁县，原名永宁县、熊耳县，临近隋唐东都洛阳。

洛阳，是隋炀帝杨广生前深爱的另一座都市。隋炀帝在位时大兴土木，营建洛阳城，数十万民工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洛阳城的工程，有近一半人累死于途中（“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兴建洛阳城后，隋炀帝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洛阳办公。他曾登上城北的邙山，向南眺望伊阙，感慨道：“这不就是龙门吗，古代的一些朝代为何不建都于此？”

隋炀帝在位时建造的另一项工程——大运河，也与洛阳息息相关。大运河北抵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由四段组成，以洛阳为中心，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一起。

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的隋炀帝，多次流连于洛阳和江都这两座城市，最终却在他迷恋的江左遇弑身亡。

江都兵变发生时，隋炀帝的孙子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众臣奉他为新君，改年号为“皇泰”。由于此前攻入关中的李渊已经在长安另立了隋恭帝杨侑，所以史书称身在洛阳的杨侗为“皇泰主”。

史料记载，皇泰主即位后，在洛阳为隋炀帝举行了葬礼，并为其修建永宁陵。

当时，隋炀帝的遗体还远在江都的流珠堂下，洛阳众臣只能找来他生前的御用之物，埋进永宁陵。

所以，河南永宁陵是皇泰主为爷爷隋炀帝修的衣冠冢。此后，皇泰主被王世充废掉并杀害，而从隋恭帝杨侑禅让得位的李渊得了天下，皇泰主为隋炀帝修建的这座陵墓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大运河地图：蓝色为隋唐大运河，红色为京杭大运河。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说回扬州曹庄隋炀帝墓。

2013年11月，根据对曹庄隋炀帝墓的发掘情况，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的专家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扬州曹庄出土的隋唐墓葬是隋炀帝与萧后的最后埋葬地。”

对于各界对曹庄隋炀帝的质疑，学界有各种解答。

比如曹庄隋炀帝墓志中出现了“随大业十四年”的字样，其中的国号“随”和“大业十四年”纪年引发了一些争论。

随为古国名。隋文帝杨坚称帝之前，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杨坚称帝后，认为“随”字带个“走”字旁，不太吉利，遂将国号定为“隋”。所以，在隋朝皇帝的陵墓中使用早已被取代的“随”国号，似乎不合常理。

对此，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说：“初唐时代对于‘隋’国号的用法，确是多改作‘隨’。而此种改动，其实含有政治寓义在乎其中。”

当初，隋文帝定国号为“隋”就是为了图个吉祥，但隋朝国运短促，成了“反面教材”，唐人为了讽刺或警醒，故意增笔改作原来的“随”国号，这是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

史学家岑仲勉在其著作《隋唐史》也提过这一现象：“往日新朝，往往反胜朝之所为，初唐间作‘隨’，实因此之故。”

另外，唐高祖是从隋恭帝杨侑手中取得的皇位。隋炀帝被弑的前一年，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随后攻入关中，拥立杨侑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改年号为“义宁”。

在唐朝的官方档案里，大业这个年号实际上只用了13年，但李渊入关中时，隋炀帝还在世，除了李渊掌握的地盘外，其他州县大都还是采用“大业”年号。自唐以来的很多史籍、墓志也写有“大业十四年”。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专门列了一条论述这个纪年，写道：“其实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终当称其年号，则大业十四年，不可没也。”

因此，这一年的纪年情况有些复杂，既是大业十四年，也是义宁二年。

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的另一个惊喜，是出土了大量隋朝帝后规格的文物，有天子巡游时用的玉璋、隋唐特有的青瓷砚、萧皇后用的冠饰以及青铜编钟、编磬、双人首蛇身俑、鎏金铜铺首等，共三百多件。

其中，隋炀帝墓中出土的一套十三环金玉蹀躞带，再次印证了墓主的高贵身份。这是迄今出土的保存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带，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带具，被称为“天子之服”。不过，这条腰带被发现时已经散了，无法判断它是围在墓主人腰上，还是摆在墓中做陪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