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昆汀的朋友，以他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豆瓣评分8.9

冲破种种阻力将意大利萨莱米镇的5.5万盒电影录像带重新运回纽约，使得“金的音像店”重新开张，重新服务于电影爱好者，内在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对电影的热爱，引用戈达尔的话就是：“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要去往何处。”去往何处是目的所在，意义所在，这样的拯救行动就牵涉到一个问题：电影到底是什么？

“电影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这是纪录片导演大卫·雷德蒙和阿什莉·萨宾在片中言说的，另一句关于电影本质的话则是：“电影是存在的见证。”这种真实的存在，是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电影本身具有的意义，它虽然是一种创作，甚至是一种虚构，但是它的精神内核却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解读，电影世界也是对真实现实世界的映射；另一个则是关于“金的音像店”的颠破流离过程，以及最后实施的营救计划，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它们也构成了对电影存在的一次解读。无论如何，在大卫看来，电影是自己的启蒙，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电影是自己的精神寄托，拯救金的音像店就是自己更深的情怀。

对电影本身的热爱，营救那5.5万盒录影带，以及让“金的音像店”重回纽约，都是大卫对于电影真情的流露。

电影构成了大卫精神的一部分，父母17岁生下自己，6岁时寓居在祖父母家里，正是在那时，通过电视屏幕迷上了电影，维姆·文德斯的《德州巴黎》也正式开启了大卫的电影之路，“正是文德斯激发了我拍摄第一部纪录片的热情。”

相同的情怀也体现在“金的音像店”的主人金先生身上，他是受到卓别林电影的启蒙而喜欢上了电影，从韩国来到纽约之后开了间洗衣店，之后开设了“金的音像店”，通过录影带拷贝电影，一度库存达到5.5万部，除了金的音像店，金先生也走上了电影创作之路，21岁来到纽约后上了电影学院，迄今拍摄了8部电影，其中最有名的是电影《三分之一》，金先生还是昆汀的朋友。

对电影的热爱，是每个电影人共同的情怀，而“金的音像店”也成为电影人共同的家园。

这家开设在纽约下东区的音像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成为纽约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大卫就是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我在电影中找到了新家，电影让我有了安全感。”尤其是一些经典老片和稀有电影资源，“带我进入了旧有时光。”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租借录影带观影的方式逐渐被取代，“金的音像店”也走向了没落，同时由于版权的原因，“金的音像店”惹上了官司，门店不断缩减，最后唯一一家位于圣马科斯广场的门店也关闭了。

5.5万部录影带转移到了意大利的萨莱米镇，按照镇长当时的说法，接纳这批录影带是为了重振萨莱米的旅游事业，而这个小镇的旅游和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父》的取景地就在这里。

2009年搬迁至萨莱米之后，“金的音像店”始终没有再次开放，甚至10年过去了，那些录影带堆放在仓库里，有的已经受潮，如果要开放就必须进行修复。

从纽约寻找“金的音像店”无果，到萨莱米追寻“金的音像店”仓库，从而揭露为什么10年没有再开的秘密，从这个过程来说，大卫怀着对电影的无比热爱，而当他知道了金的音像店遭遇的现状，便开始实施拯救计划，最终通过“虚构电影”将5.5万部录影带全部搬离了萨莱米，运到纽约之后又通过2年的谈判终于使得“金的音像店”再次开张。‍

“2022年3月31日开业以来，已有超过1700部电影被租借。”这就是“金的音像店”重新焕发生机的表现，也是大卫对于戈达尔那句话的现实实践。

在寻找和拯救“金的音像店”的过程中，大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亲自前往萨莱米，调查“金的音像店”在那里受冷落的情况，在调查中他也发现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原因，尤其是“金的音像店”还和萨莱米的黑手党有关，这其中就牵涉到萨莱米曾经的市长贾马里纳洛，被称为“欧洲公共知识分子”的斯佳比，调查黑手党却不幸在中途去世的法尔克，以及现任萨莱米市长多米尼哥；大卫还千方百计联系上了“金的音像店”的创办者金先生，亲自去首尔和他见面，而金先生在他的力促下也来到了萨莱米，就重启金的音像店和各方商量。

当商量长久没有结论的时候，大卫策划了一部“虚构电影”，在狂欢节的夜晚，把音响制品都“偷”走了，最后运到了纽约，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回归”。

大卫在重启“金的音像店”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电影表现了最大的真诚，但是当他把拯救计划拍成了纪录片，却人为赋予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超过了真诚而成为了一种情结，于是电影创作本身就变成了虚构甚至虚妄。

“金的音像店”在纽约的衰落是时代的必然，尽管金先生自己也在思考未来的音像店必然会发生变革，它将和互联网有关，但是还没有真正迎接挑战，音像店就式微了。

录影带满足了很多电影爱好者的需求，但是它拷贝电影，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事不容改变的现实，对于“金的音像店”来说，遭遇这一问题，就应该从完全版权问题入手，但是“金的音像店”似乎我行我素，店内的员工罗伯特甚至说：“电影知识必电影财产权更重要。”实际上就是强调“金的音像店”是在传播电影知识，所以不应该顾忌版权问题，而大卫也对这种态度进行了美化，避开法律，避开版权，就是为了强调它的精神意义，这是不是一种逃避式的虚构？

大卫来到萨莱米，拍摄下了他的意大利之行，但是他的关注点并不在“金的音像店”本身的命运，而是牵涉出背后的所谓政治原因，而且他把音像店的命运神秘化：为什么贾马里纳罗会声称自己从没有去过金的音像店？法尔克在调查中途去世是不是是阴谋的牺牲品？斯佳比答应大卫去金的音像店仓库为什么故意走错了路？大卫将金的音像店的命运和萨莱米的政治生活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只是为了增加神秘感，只是为了凸显寻找过程中的曲折，只是为了拍摄电影更多的趣味。

对于趣味的一味追逐，也让他将拯救行动变成了一部虚构电影，那些人戴着各种著名导演的面具而化身为幽灵，是幽灵拯救了电影，当金先生看到自己的录影带重新回到了纽约，在感动之余说：“戈达尔都帮你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戈达尔做什么都是对的。”而金先生的趣味问题是：“但是为什么没有昆汀？”

加入政治元素，是为了增加神秘，创作虚构电影，是为了增加趣味，大卫故意营造了一种电影的质感，而到了最后，所谓的黑手党，所谓的阴谋论，都是子虚乌有，最后交代纪录片中人物的各自归属，也完全是友好的，所以电影只是故意设置了一个乌龙，在这个意义上，大卫反而将电影看成了是一种完全的创作，而不是真实的存在。

在用噱头堆积起来的记录中，一切都成为了大卫的幻听——他自言自己迷上电影之后出现了幻听，“金的音像店”对自己的召唤就是幻听的表现，包括他想要以虚构电影的方式拯救那5.5万部录影带，也是因为听到了它们发出的求救声。

“我希望这些收藏能继续发出声音，因为它帮助我理解围绕我耳边的声音……”虚构和虚妄，让一个简单的音像店重回纽约的故事变成了跌宕起伏的超现实电影，加入乌有的政治元素，是一次幻听，让那些“幽灵”出场帮忙，是一次幻听，引用各种电影片段来显示自己对电影的特殊情感，也是一次幻听，阐述“梦想，电影和生活无法分开”的情结，当然更是一次幻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