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评分8.0，好于84%的纪录片，《太阳之下》为什么被认可？

维塔斯后来被朝鲜方面再度邀请时已是《太阳之下》在国际上公映的第N年，对方告诉他：

“纪录片里的小女孩珍美长大了想见见你。”

但维塔斯婉拒了朝方的好意……

他又不傻。

《太阳之下》在中国国内小范围地流传过一段时间，如今在网上还能找到资源。这部纪录片之所以堪称神作，其主要原因是导演维塔斯瞒天过海骗过了朝方的审核，然后拿出来在国际上放映，让人们看到了被刻意编排的剧情和片中小女孩珍美的真实思想和情绪。

众所周知，这对于朝方来说是个很难以言表的存在。

但无论如何，当你真的看过这部纪录片后，你同样也会唏嘘。

就像我相信人类的情感在某些价值观上其实有着高度统一一样，如怜悯、无奈、同情和庆幸。

当然，还有公义、道理和设身处地的易位思考。

《太阳之下》便是以朝鲜首都平壤一个非常平凡（其实也是被刻意挑选）的女孩珍美为视角，然后通过镜头审视一种阴冷的、空旷的另一个世界的“公家人”的生活。

要命的是在原本的计划中，导演维塔斯只是一个负责用镜头记录所有预先被安排好情节的工具人，而片中大部分素材都在官方限制下被严格筛选。这就是一位导演的纠结：

一个人的决定，一个人的思考。

很多年后，当维塔斯回忆起那个太阳之下的平壤时，他也许会说：

“我原本是想整部纪录片一镜到底，是不是很大胆？整部纪录片，一镜到底。我最早跟朝鲜人说的也是一镜到底，所有人都很兴奋，金老师他们都很兴奋。

我们一直在做一镜到底的准备，当时跟演员说的时候，我只要你们20天，或者只要你们25天，两周到两周半，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很简单——

我每天，拍两遍。一镜到底两个小时。我每天拍两遍。黎明拍一遍，黄昏拍一遍，一镜到底啊！我每天拍两遍，20遍我选一遍，这个纪录片就拍完了。我说只要你们20天，我就拍一部纪录片，我选一遍，那10天就够了。然后前边的10天排练，严格的排练。我说只要你们20天，咱就拍一部纪录片。

哇！所有的演员觉得太厉害了，就挑战性太大了，一点都不能错啊！但我后来还是放弃了（笑），你知道为什么？我研究了大量的一镜到底的纪录片，还有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一些实验性的一镜到底的纪录片，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专业问题，简单地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脸皮，就是脸皮。

对于一个高反转的、对一个高节操的一个类型片来说，脸皮达不到，一镜到底的脸皮达不到，因为你不能‘噌噌噌’这样子永远思密达，不可能，你从平壤到莫斯科，中间这人就废了。

第一脸皮达不到，我不拍我就知道脸皮达不到……艺术就不好做了。”

好了，不调侃了。我个人对张导的好感严格地说自《坚如磐石》至今，他此前的采访在网上成了各种段子的素材，不过不妨碍他作为一位名导演应该得到的尊重。只是我在构思解读《太阳之下》时竟也想起张导的采访。因为——

同样作为一位导演，一位有创作诉求的导演，我相信维塔斯也是经过思考和决定的：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人性中有些共通点，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遗憾的是维塔斯本人可能预料到一旦这部《太阳之下》真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后，可爱的女孩珍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但他还是选择曝光了。

这也是我对维塔斯和这部纪录片唯一腹诽之处。

没有童年应有的快乐。

我对珍美的印象停留在她稚气的眼神中。

在《太阳之下》中珍美的镜头很多，全然不似“片方”要求的那样，人家要体现的是万众一心和“越来越好”，导演维塔斯在意的是如何体现真实，两种创作意图背道而驰。所以在这部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片段：

珍美父母的职业变了，孩子在课堂上百无聊赖，却马上目光炯炯有神地被安排发言。

工厂里工人的发言是安排好的，战斗英雄的发言也是安排好的。当领导“兴冲冲”地走进来大声宣布生产成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时，镜头中的所有人脸上同样洋溢着合格的笑容。

居家时，珍美“一家三口”团坐在一起，“母亲”兴致勃勃地介绍泡菜在朝鲜的崇高地位，期间有段台词说错了，一名朝方工作人员出镜认真纠正了她，接着“温馨的家庭生活”继续。

我发现只要在官方选择的镜头之外，所有人都是没有表情的，只有当人们以为自己进入拍摄时，那种同样似曾相识的笑容才会出现，可这种强烈的反差偏偏让观众看来竟有些不寒而栗。

因为冷漠而疲惫是镜头之外最真实的样貌，似乎所有人每天必须做到的就是聆听，聆听领袖的事迹，复述领袖的事迹，维护领袖的事迹，然后大家的生活必须十分幸福。我用了“必须”二字，这个结论也是从珍美和所有在镜头前展示的真实素材中得到的结论。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孩子的真实面貌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如珍美，似乎她从出生那天起就已经知道自己只是这个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配合拍摄纪录片是她的任务，负责在镜头前始终保持笑容也是她的任务。

珍美的真实气质就像她生活的这个国家一样，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平壤市民们推着无轨电车前行、在平壤幽暗的地铁隧道里安静地等候，走出地面，眼中是空荡的街头和没有灯火的高层住宅，那些每天在领袖纪念台前清理鲜花的“公家人”似乎就是珍美的未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在这个国家里，珍美大概已经是幸运的一批人了，至少他们还能住在平壤。

依旧是冷漠而疲惫。

维塔斯的镜头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片方”希望外界看到的，一种是“片方”不希望外界看到的。那么究竟谁是真实可信的呢？

影片最后，珍美面对镜头无声哭泣，她的眼泪缓缓流淌下来。似乎这个孩子并没有因为接到任务拍摄纪录片而显得兴高采烈，相反，年幼的她面临巨大的压力，她不敢说错一句话，也不敢在“片方”的注视下板着脸，或展现出她这个年纪应有的童真。

我想起刚开始拍摄她背诵加入少年团时宣誓的场景，珍美的誓言熟练且经过精心修饰，和所有被拍摄者一样，她习惯了等待自己人生中需要排练的时刻时必须找到的“信念感”，然后她和成年人一样非常准确地给自己在真实的生活中找到还能留在这座城市里的理由。

除此之外，珍美没有快乐。

当纪录片团队让她谈论一些她觉得快乐的事情时，她竟找不出来。于是，她只能背诵加入少年团的誓言……

茫然、空洞且让人无言以对。

关于珍美，网上有人说后来因为《太阳之下》，这个小女孩遭遇了不幸。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谣传。

人们，包括我在内大可以斥责导演维塔斯的“居心叵测”，因为他毕竟没有按照“片方”的要求拍摄，而是移形换影最终在整部纪录片中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违和感。

很抱歉，我只是想起幼年上学时班级里上公开课，于是提前一周前班上就开始“排练”，好学生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谁提问、谁发言，内容是什么，教育局领导来时坐在哪里，全部安排得明明白白。公开课之后，好同学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那时才是最轻松的时候，终于恢复了旷课逃学打架的日子……

《太阳之下》勾起了我一些不太好的回忆。

至今我依旧对某些事情充满疑问，比如“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答案？”“为什么答案要标准到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不同？”“为什么不符合老师标准的就不是好学生？”

好吧，只能说我是个老二次元了。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还搞不搞这一套，但从小孩的口中大概略知一二……

国内小众观众对《太阳之下》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觉得真实，有人觉得“抹黑”。在豆瓣上，《太阳之下》的评分是8.0，好于84%的纪录片。

我想这个答案已经说明了大部分观众的倾向。

正常人会用什么心态评价《太阳之下》？

我说——

我相信人类的情感在某些价值观上其实有着高度统一一样，如怜悯、无奈、同情和庆幸。

当然，还有公义、道理和设身处地的易位思考。

维塔斯在影片结束时用珍美的眼泪和轻声诉说作为他对一种冷漠和疲惫的定义，我相信我和他一样，也和大多数人一样会客观看待《太阳之下》。

因为即便我作为导演去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时，我也会选择放弃“一镜到底”。

原因很简单：

脸皮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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