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大街47号，一大片历史遗迹静静地躺在这里，静谧而安宁。

如果不是门口那块刻有“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黑色字体的石碑，你很难想象，八十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屠杀。被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称之为“食人魔窟”的地方，没有一个受害者能活着离开。

从1936年起，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正式在此开建“细菌战”大本营，他们以活人为实验材料，研究细菌，实施各种残忍的人体实验，受害者们在极其痛苦中死去。1945年，日本溃败，七三一部队一把大火烧毁了许多罪证，他们逃脱了审判和制裁，使得这段残忍的历史一度被掩盖。

1982年，哈尔滨市平房区文物管理所成立，当地对“七三一遗址群”的保护逐渐走上正轨。随着国内外学者对日本七三一部队的调查研究丰富起来，被遮蔽的真相逐渐浮现，被湮灭的证据逐渐明晰。

几十年来，围绕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下称七三一罪证陈列馆），不同的人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奔走在路上，打捞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

9月8日，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文物库房内，一排排文物按照分类整齐地摆放在置物架上。

每天，文物管理员徐鸿燕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库房通风除湿。哈尔滨的伏天是一年中最潮湿的季节，尽管已入秋，徐鸿燕仍要密切关注库内的湿度和温度。

今年5月12日起，由于进行新馆基本陈列改陈和场馆检修维护，陈列馆一直处于闭馆状态。通常三五年左右，陈列馆要进行一次改陈和维护，在此期间，整个陈列馆显得格外空旷安静。

徐鸿燕的日常工作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文物管理部一共有四个人，他们正在为开馆更新的文物准备清单。新文物首先要进行入库登记，然后撰写特征、尺寸，拍摄照片，制作文物登记表，进行文物档案登记。获得入库凭证的文物，最终才能进行展出。

这份工作，徐鸿燕做了13年。2009年大学毕业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徐鸿燕就进入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开始和文物打交道。她还记得，当年她刚来时，新馆还没有建好，文物分散在两个库房里，要手写文物描述说明，馆藏文物还不到2000件套。而这些年来，登记建档的文物数量已经达到7000余件套。

1945年8月10日，败局已定的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接到撤退命令，他们炸毁了建筑设施、实验设备，焚毁了档案资料，残杀实验“活体”，并把重要资料和其他证据文件带回日本，这在客观上为整理收集七三一部队的罪证文物造成了极大的难度。

自2014年以来，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等有关部门陆续完成10处遗址的考古清理、9项国家级文物的保护工程，并完成全部19处旧址单体保护修缮展示工作，遗址核心区对外开放面积逾25万平方米，并同步完成了环境整治、新馆建设等工作。

即将开馆展览的文物就包括从七三一部队遗址核心区——四方楼遗址考古勘探清理采集的文物，有些文物将是首度对外公开亮相。

工作十余年里，徐鸿燕习惯了与沉默的历史“对话”。

作为哈尔滨本地人，七三一部队的罪恶往事，她从小耳熟能详。新馆建成之前，徐鸿燕的办公室和展馆都设在本部大楼，那里曾是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指挥机关，也是731部队策划、组织、实施细菌实验以及细菌战的中枢机构。

本部大楼呈“工”字形，内原设有七三一部队长办公室、侍卫官室、诊疗部、标本陈列室、宪兵室等。

本部大楼后有一座四方楼，是进行细菌实验和关押被实验者的特设监狱的旧址。在遗址中，小动物地下饲养室旧址、冻伤实验室旧址、黄鼠饲养室旧址、锅炉房旧址、南卫兵所旧址等都保存完好。

据介绍，各个建筑地下通道相连，一条南北向铁路，穿过旧址东侧，负责为731部队“一站式”运送所需的一切实验者和物品。

这片面积24.5万平方米、重点保护遗存27处的七三一部队遗址，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开始在东北实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距离哈尔滨之南24公里的平房，原本是拉滨铁路的一个小站。日本关东军在平房站北4公里处的黄家窝堡圈占土地，划为“军事用地”。1936年，这项极其秘密的工程正式动工，附近数以千计的百姓被征用做工。灾难，就在人们一砖一瓦的辛苦劳作中渐渐迫近。不到三年时间，旷野上几乎出现了一座能够独立运转的城市。

起初，日军将细菌战部队对外称为“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任部队长。他从日本国内网罗了大批人马，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医学家、药学家和生物学家，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

鼠疫菌、炭疽菌、霍乱菌、老鼠、跳蚤、马匹……这些肉眼看不到以及看得到的生物在实验室被不断繁衍或者毁灭。被实验的活人在日语里称作“马路大”（圆木），“马路大”中最多的是中国人，还有朝鲜人、蒙古人和苏联人。

那些实验过程，至今令人触目惊心。

据原七三一部队实验分队队长山下升的供词称，“实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往嘴里灌细菌，一种是皮下注射。实验时把人绑上，将细菌混入水中从嘴灌进去。我们队每天用10至20人进行实验。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250多人……被实验的人中，有五六个是女的……有时候被实验的人反抗，宪兵就在场镇压，对反抗厉害的人，当场用手枪打死。”

在研究出各种“致命传染病细菌”之后，为检验这些细菌作为武器的杀人途径和效能，遂在野外使用“马路大”进行实战试验。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越塚男1985年撰文回忆：……细菌弹通过导火线一引爆，在室外只听到很小的爆炸声，室内就有无数只染有鼠疫菌的疫蚤直往“马路大”身上跳。……一个小时后把“马路大”从里边弄出来，对他们全身进行彻底消毒后，送到研究室去。……在研究室的“马路大”开始折腾了，有的发高烧，有的出现败血症状。死了的当即解剖，活着的被抽血，准备制作血清。没有被感染的人准备下次实验再用。作为“材料”的“马路大”，全身一点浪费都没有。

除此之外，在这个“死亡工厂”内，还开展了诸多活体解剖，以及包括冻伤活人实验、人体生理极限等实验。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其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中，称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并列的罪行”。

细菌战的罪恶链条从北向南延伸开来：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北平的北支甲1855部队、南京荣字1644部队、广州波字8604部队，甚至在南洋新加坡也有冈字9420部队。日军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建立了63个细菌武器分厂，以731部队为核心、以“防疫给水”为掩护的一张巨大细菌部队网，笼罩在中华大地上。

89岁的湖南常德人张圣鸿，是七三一罪证陈列馆里最年长的志愿者。退休后的这几十年里，他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陈列馆。

张圣鸿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曾与细菌战擦身而过。

1938年11月，随着武汉会战的失利，日军进一步向西南推进，国民党政府火烧长沙，放弃了这座城市。常德成为日军的新目标，猛烈的空袭炸毁了这个洞庭湖上的鱼米之乡。

张圣鸿一家七口人，他是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每当警报响起，人们就要收拾“警报袋”，装着钱财衣物和必需品往城外跑。

张圣鸿的父亲在一次逃命途中中弹，弹片一直留在臀部。“我父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去世，那块弹片都没有取出来。”张圣鸿语调悲戚。

张圣鸿8岁那年，在一次空袭中，他的家被炸毁了。一家人不得已搬到了金霞乡，却刚好躲过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1941年11月4日凌晨，一架日军飞机趁着夜色和大雾，偷偷飞抵常德上空，盘旋数周后，在城区中心关庙街、鸡鹅巷和东门一带投下大量谷、麦和破布、棉花等异物。数天后，鼠疫在常德城出现了。

第一个被记录因鼠疫死亡的女孩叫蔡桃儿，当时只有12岁。她的家在常德关庙前街，距离张圣鸿被炸毁的家，只有一条小巷之隔。“如果我们当年没有去乡下，肯定也会被传染，必死无疑。”张圣鸿说。

“桃花源”常德变成了一座恐怖的瘟疫之城。最初，在国民政府细菌学专家陈文贵的报告文书里，患者被诊断为腺鼠疫。直到1942年4月，一名33岁的女性发病首次被诊断出烈性传染病——肺鼠疫。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然鼠疫的第一步是在鼠类动物之间传染，第二步是鼠类传染到人类，通常是鼠类身上感染的细菌跳蚤叮咬了人类，或是人类接触到携带病体的动物及动物皮毛感染。此阶段发生的多为腺鼠疫，特征是高烧、腹股沟或者腋下淋巴肿大。而肺鼠疫通常起于腺鼠疫之后，它越过了动物到人的阶段，可以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其扩散、发病和死亡速度极快，很难扑灭。

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长达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941年11月到1945年底，常德周边7个区县市60个乡镇486个自然村，共计受害死亡7643人。

多年后，张圣鸿才得知，这是七三一部队“死亡工厂”里生产的、可在战场上使用的、具有大规模杀伤效能的细菌武器——鼠疫跳蚤，且其在1940年浙江细菌战中已有实践。

“鼠疫跳蚤”如何传播？陈文贵和伯力士在向重庆政府的报告中指出，纯粹的鼠疫菌从高空投下大多会死亡，而当其寄生在跳蚤体内后，在破布和棉花的保护下安全降落。此外，撒下的谷麦可以吸引老鼠。跳蚤降临地面后，一是直接叮咬人引起人感染鼠疫，二是寄生在老鼠身上，引发鼠疫。

《井本日志》中记录了这次对常德细菌战的攻击：日军在常德投下了“36公斤”的鼠疫跳蚤，1克跳蚤是1700只，36公斤跳蚤总计是6000万只。据了解，当时的常德城区人口只有6万，从理论上计算，常德居民人均受到1000只鼠疫跳蚤的攻击。

18岁时，张圣鸿离开了常德，考去了上海的航校，此后又被分配到兰州、太原。1957年，他来到哈尔滨，进入哈飞集团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仿佛是命运注定一般，张圣鸿与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结下不解之缘，他决定把讲述这段历史作为余生使命。

在展馆内，张圣鸿常为三类参观者讲解，“第一类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第二类是南方过来的，第三类是我们有共同经历或者同感的。”张圣鸿告诉新京报记者。

在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内，“特别移送”展区是馆长金成民担任讲解时的重点。尤其是民政部及省、市民政局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来访，金成民都会寻求他们对尚未成功申报“烈士证”的受害者遗属给予支持和帮助。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日伪档案里整整寻觅了三个月，直到一枚“特移级”字样的长方形印章映入眼帘。731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特别移送”档案，重见天日。

所谓“特别移送”，是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与七三一细菌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即侵华日军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志士，不经法庭审判而直接进行秘密审讯，然后将审讯报告逐级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经批准后秘密将其移送到七三一部队，用作人体实验材料。

为了掩盖罪行，日军把这一行动称为“特别移送”。

事实上，早在1932年，七三一部队的前身“加茂部队”在背荫河镇就开始使用活人做细菌武器实验。当时用来做实验的活人是关东军从各种渠道弄来的“反日分子”、“苏谍”、“马贼”等。

1999年，这批原始档案首度公布，66件档案涉及52名“特别移送”者。吉林长春的李凤琴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的“特别移送”名单，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李鹏阁”闯入她的视线——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父亲李鹏阁“消失”时，她还没有出生，李凤琴只听过奶奶说起父亲的生平：李鹏阁于1917年二月（农历）出生在辽宁盖县熊岳镇（现黎明村），在熊岳铁东公学堂毕业后考入奉天（沈阳）铁路学院专修科电信科，1936年毕业后到牡丹江铁路电务段上班，1940年他被提拔为副站长。

李家的夹壁墙中藏有一部电台，李鹏阁总是叮嘱家人要随时烧掉有字的文件。

直到1941年6月的一天，父亲上班后再未归家。几天后，一群日本兵闯入家中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那年秋天，李凤琴出生。几十年里，她坚定地认为，父亲当年做的是地下工作，是一位反法西斯斗士。

“我的奶奶和母亲一直在盼望父亲回来，盼了几十年。老人去世的时候还说‘得找啊，你们别忘了，别放弃。’”李凤琴说，老人临终最后一句话，是让他们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想父亲”。

81岁的李凤琴回忆，当年看到移送名单中父亲的名字后，她和哥哥立刻赶往七三一陈列馆，知道了父亲被移送的时间是1941年7月28日。她内心五味杂陈。“我们就冲天、冲地作揖，喊了一声爸爸。”李凤琴哽咽着说道，父亲“消失”时，哥哥也还不会说话，那是兄妹俩第一次喊出“爸爸”，他们长跪不起，泪如雨下。

随着相关档案资料被挖掘整理出来，2011年，七三一罪证陈列馆为李鹏阁烈士出具了《认定函》：“据掌握之材料及调查情况，可以认定：李鹏阁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抗日志士，长期从事抗日活动，于1941年7月28日被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以‘特别移送’方式送到七三一部队致死。”

从七三一部队“特别移送”档案被发现，到依据线索寻访取证受害者遗属，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陈列馆资料显示，“截至目前，特别移送档案中有名无姓、有姓无名、有名有姓和事件关联的受害者人数是1549人，而多年来调查取证寻访的受害者遗属有4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