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历史上留下来的不是钱,而是钱跟谁在一起
上周,腾讯新闻出品的人文访谈节目《我的青铜时代 第二季》播出了第三集《陈晓楠对话冯仑》。在这一集节目里,冯叔和节目主持人陈晓楠老师畅谈了梦想、创业、火星移民、房地产等多个话题。欢迎点击下方视频观看:
以下,是我们整理的其中部分段落的文字版。
冯叔: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候的梦想,只写了个作文,他没认真。写完作文,交完了就走了。然后一到生活当中,在具体事情上,把那个梦想就放在一边,认为那是个作文,我也不写了。但只有少数人变成了自己生命的基因,活着的根据,就相当于都进庙,信的人就不到5%。所以你要修成真佛,你得真信呐。
陈晓楠:那你是从多大的时候感觉到你会有一个明确的意识,我是那个5%?
冯叔:十三四岁的时候。
我初中在西安上的,在三中,那个时候都不读书,其实外面没有人读书,我记得在1973、1974年的时候,还是在闹腾。
我的班主任姓苏,她心脏不好,心绞痛。我是班长,我们少数几个班干部跟老师走得近,就到她家里看看她。在她家特别小的一个房间,大概不到10平米。有个小煤油炉,上面点一盏黄黄的灯,她就躺在床上,捂着胸口,喘着气。我们几个班干部,女生给她熬点吃的,我就陪着她,听她说话。这种场景经常发生。
她不断地讲历史,讲家族历史,讲中国社会的历史,讲着讲着,13岁的小男生,责任感就出来了。我就老觉得一个事为什么要这样子,怎么会是这样子?
就这样,大概有那么三年,我们老跟老师聊这些事。在聊的过程中,我就慢慢得到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跟老师共同的看法,就是要改变这些东西,改变一切的不公正、不公平。她说你要改变就必须好好读书,不管别人怎么样。于是我就开始特别认真地读大人的书。
苏老师让我知道读书的社会意义,给我了一个使命。当时我想得比较大,就是立志改变中国。今天我们都往小里说,那年月,都是小孩都往大里想,要改变中国。
陈晓楠:那是第一次把自己和家国,跟一个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冯叔:是。然后认真地开始跟老师探讨,老师也很吃惊。
1976年我17岁了,我就说我要去遍访天下英雄,我和一个小伙伴去了上海,找工人理论队伍,去跟他们讨论。当然不受待见了,小屁孩嘛,跟今天我们看的一些人追偶像一样。也给他们写信,当然都不会有人理。
陈晓楠:你写的信是要说什么呢?
冯叔:就是我想跟你认识,我要来跟你探讨一下救国大计。跟今天有很多小孩到处写信,是一样的。
陈晓楠:但是,比如当时找人,人家没理你。去写信,要寄出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回音……
冯叔:没有回音是正常的。你要跟世界发生关系,因为你长大了。成人和小孩的一个区别就是,小孩只跟亲人、家里人发生关系,跟社会人不发生关系。你越长大,越要跟世界发生关系,跟外边人发生联系。
我印象中有一件事,我突然觉得我是成人了。西安有两个书店我常去。一个叫古旧书店,一个叫内部书店。我记得有一次在古旧书店看书,我在拿一本书,那个人也要拿,他看一看我,说,「哟,你那么小,也要看这个书?」我跟他说,「是,我也看」。
结果他走的时候,居然过来跟我握了个手。这是我第一次跟成人这样握手。一握,「哇,我是大人了」,有被承认的感觉了。
这些事情,大概都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发生。所以就有一个指向很清楚,就是我要改变一切我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我要改变中国。然后我要为这件事情认真读书,而且去寻找答案。
就把自己和一个大的时代结合在一起。这些,起因当然都是苏老师。如果她没有给我讲这些,我可能也就平常地读个书,也许可以考上大学,但是不会有这么几十年来的这么大个劲。因为那个时候就发这个愿,像起个誓一样。你想,在一个昏黄的小房间里,一个老师靠在床上,喘着,心绞痛,然后给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讲人生,讲历史,外面还下着雨。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我长大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使命。
所以,男孩十四五岁的时候太重要了。我总会回想苏老师跟我讲历史的那个场景。岁数大了以后,我就会想我做到了没有?老师当时说的这些事我做了没有?这很重要。不能说,当年这么认真答应的事最后没做到。
陈晓楠:那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冯叔:我做了很多开头的事,一辈子都在做新的尝试和开头,不一定都能做成,但是确实尽力在做,我尽力了。反正做成什么样,结果不是我完全能够预见的,对和错也不是我说的,但尽力这件事是表了态的,我尽力了。
冯叔:我们应该把人类的细胞运上去,一个火箭就够,200万个细胞,运到那以后,再用智能机器人去盖房子。
冯叔:我觉得确实折腾得二十多岁折腾。(我们创业时)开始并不明确到底要赚多少钱,那会中国也没房地产这行业,也不知道最后能做成什么,啥也没有,那就折腾。
当时叫「十万大军下海南」,就是所有的人,年轻人,怀揣着梦想的人,都拥到海南去。海南当时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二十三、四岁,在海南真的没有约束。也不需要看档案,也没有说签合同,也没有什么正规面试,还谈薪酬啥的,那时候都没有,只要哥们一个电话,说走就走,口袋有点钱,弄张火车票就走了。
我第一次去海南时,路上好多人。很多人都拥挤在海南人才交流中心门口。(至于住宿),人挨人住,就不分男女了,买一个位子。一个床睡俩人,不管男女,一个睡这边一个睡那边,但是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其他意外,大家都是这样。就按照床的一半买个位子。当时都特别有激情。
陈晓楠:来了就是淘金来了,就是改变命运来了。
冯叔:「来了就不走了」。而且那会儿楼最高不到三层。没有红绿灯。路上偶尔有个走私车,边上可能就是个牛车,全是这么乱,完全没有现代都市的那些规则。
借钱:
做生意第一步就是求人,弯腰下跪
陈晓楠:当时你们兜里根本都没钱?
冯叔:1991年,谁有钱?那时候,机关里人均工资大概也不到100块钱。所以几千块钱都还挺多的。我们就凑了三万块钱,拿来就我们自己办公司了。
陈晓楠:当时没想到说,没钱了,去找个工作?
冯叔:没有。因为我们已经漂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办的叫做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拿到执照以后,实际上我们就剩几百块钱了,我们就开始分头再去借钱。
我在北京,我们要借20万,得有人担保,于是我就求一个人担保。当时也没钱,就招呼他吃个饭,最后就请到家里。
陈晓楠:你们也没钱请他在外面吃饭。
冯叔:没钱啊。我太太做饭。当时我们住在筒子楼里,最会做的菜是汆丸子,大白菜汆丸子。没想到,吃完饭以后,那个人身体不是太舒服,有点晕。我们住的那个房子一共才14平米,就搁了个茶几搁了张床,再有一个小厨房,就没地了。没办法,就让他在床上靠着,我跟太太也没地儿待,就在沙发上坐着,你看我我看你,也不敢惹他,还得求他担保。结果他就睡到差不多半夜一点多,醒了,还是要回去。
我说,下雨了,也没电梯了。那时候电梯十一点就没了。他一定要走。后来我说那就下去,边上有一个大钟寺酒店,我拿了把伞,陪着他从15楼一点点下去,又跟他一块走到大钟寺酒店开房。我没钱。后来我说,那你先垫上,退房的时候,我来退,再把钱给你。
陈晓楠:说这话心虚吗?
冯叔:那没办法,真没钱,因为太晚了,当时也确实没想到这个情况。最后把他安顿好,我一个人又走回一站地,又爬到15楼,大概都三四点钟了。这回太太真的就哭了,说,「干嘛呀,求人求成这样了」。
我也真的觉得挺委屈。但是我想,那一帮家伙都「嗷嗷待哺」,在等着钱呢。有时候是有点反差,求人求到这个程度,但是我还是很快适应了。
陈晓楠:你们之前在体制内的时候,其实是青年才俊。
冯叔:算是比较顺吧。后来我一直说,其实做生意第一步就是求人,弯腰下跪,就这么个事。
我们创业20周年的时候,办了一个活动,我记得当时主持人是小崔,他让我们每个人说一个印象最深的事。事先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但大家不约而同,都说是借钱,或者死扛,回答特别一致。因为大家都觉得在一起印象最难的都是借钱和死扛这个事。
陈晓楠:有吃不上饭的时候吗?
冯叔:刚注册公司那一段有。那个时候也不叫吃不上,就是吃不上干的我们喝粥,饿急了吃珠江面,就白面条,没有现在那个料包,珠江面,一泡就吃了。然后几个人睡一个屋子,有时候没办法,就调侃说,「还是等蚊子睡了咱再睡吧」,因为蚊子太多了。
其实回想起来,大家在海南都特别开心。就跟小孩一样。小孩为什么开心呢?第一,无拘无束,第二,无所畏惧,因为无知,他就无畏。那个高兴是发自内心的。成人的高兴,是短暂的。
陈晓楠:那时候也不怕失败,是吧?
冯叔:因为本来大家都到社会最底了,也不知道还能怎么着,就是一无所有,自由人,反正大家就一块,跟过家家一样。等到确实赚到第一桶金以后,我们开了个会,然后才开始认认真真地一步步做事情,一步步去建设公司,然后自己也在成长。
陈晓楠:第一桶金是很偶然的吗?
冯叔:有一天在大排档吃饭,突然边上有一个人说「按揭」这个词。因为我读文科,对词汇特别敏感,所以当他说到「按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啥事,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我给你写下来得了」。写下来我一看,这两个字搭配到一起,好像汉语里没有,当然,现在大家都这么说,可那个时候没有。
他就跟我说,「就是抵押贷款,就是你先付一点钱,然后把房子卖给你,你再把房子抵押给另外的人,然后别人再借给你一笔钱。」
我听懂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天看的那个房子,那8栋别墅要1800万,如果用这个办法,似乎我要借到500万,500万就差不多1/3,然后按照这个办法,于是就去跟那个房主商量,然后我们就签了个协议,这样我们才去借这500万,满街找这500万。所以我们应该是中国做商业按揭的第一单。
陈晓楠:你们这一笔赚了多少?
冯叔:赚了300万。
陈晓楠:那是什么感觉?
冯叔:我记得我跟太太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她,「我们赚到钱了」,她说,「赚了多少钱?」我说,「够我们一辈子花了。」那个年月,300万,觉得一辈子够了。
陈晓楠:拿到那个实体的钱,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
冯叔:觉得好兴奋,居然看见这么多钱。但是这个时候的钱能干啥?因为那时候社会很穷,也没太多消费的事,没有消费刺激,除了吃饭,想不出有别的花钱地方,当时有一点名牌了,那会名牌就金利来,再多,有点皮鞋(名牌)。
陈晓楠:现在回想起来,你们的胆子也是挺大的。
冯叔:对。那会就是只想成功不想失败了,可能大家失败了也就这样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事后,回过头来看,让我们自己也感觉到挺吃惊,同时也是挺痛苦的一个过程。我们1991年9月份创办公司,到1993年《公司法》出现,中间有两年多时间,是没有《公司法》的,大家一块折腾,这个折腾真的叫野蛮生长,就是没规则,活了就活了,死了就死了。
陈晓楠:你们当时这种迅速的原始积累、财富暴涨的时候,为什么要做那个解释,说,成立这个公司,我们在干嘛?
冯叔:当时我们是很兴奋,我们终于赚到了钱。虽然证明我们是能挣钱的,但是我们一直说不能空转,得干点实事。所以当海南泡沫破灭以后,我们手里还有些钱,我们就开始干实事了。我们在广西建立了广西万通扶贫总公司,用无土栽培方式做香蕉苗,卖给农民,有一部分还卖给越南。还成立了广西万通制药,后来做得非常好。我们那时候就做得很实了,开始要创造财富,过程中完善自己。我们不断通过反省日完善自己。
我们把它浓缩到一句话,成为我们创办公司以后非常自觉的一个定位和使命,叫做「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我们得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的这几个伙伴中有四个原来跟我是一个单位的,我们都是做改革研究的,学者、幕僚、官僚,这个路径很清楚的,突然一下拐了,真是有点迷茫。所以我们创办公司,第一步是解决了生存问题。到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实现十几岁时候的初心或者想法了。
公益:
现代公益是对所有人的
冯叔:我们做的叫现代公益,不是传统慈善,传统慈善是道德驱动,是有钱人对少数困难的人,现代公益是对所有人的。
纽约中国中心:
想做伟大的事,得把庸俗的事干好
冯叔:如果没有「鸡汤」,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人和动物区别,不就是人相信一点假的,激励自己干点虚的。我一直相信「鸡汤」是有用的。
问:那您这辈子最相信的鸡汤是哪一句?
冯叔:你努力就能改变,你去折腾就能改变。你不努力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我每天不管啥事,就是解决问题,你解决问题它就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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