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艺术史学家方闻：中国艺术即历史，眼见为实

华裔艺术史与考古学家方闻教授（1930-2018年10月3日）来源：普林斯顿大学

导读：

      1973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250万美元价格，从书画收藏家王季迁（1906-2003）手中购得25件中国宋朝和元朝的绘画精品，包括宋画《夏山图》、《晋文公复国图》和《云山图》等，奠定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的基础。这一里程碑式收藏的灵魂人物，正是华裔艺术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讲席教授——方闻。

王丹红 | 撰文

（方闻）擅长书法。氏五岁能作擘窠大字，十岁卒业，读书聪颖过侪辈。父子俊，母沙讱女士，皆为教育家，父母皆奇其子，礼聘名师教育之。十六，卒业中学，即考入交通大学。氏十二时，即开书画展览，观赏者，啧啧称奇，目为神童。盖其书已能上探殷墟契文，三代、秦汉、六朝、唐宋，无不备究。氏初受业于翁之琴氏，继而师事李鹤然氏，从此既通书画，旁及篆刻，莫不察精拟似，挥翰流离。            

  —— 王扆昌等编：《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表》 “方闻”条目

方闻1930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仙居县。他五岁时即能书写大字，十二岁时在上海举办书法展，被誉为“书法神童”。

在方闻赴美留学前夕，李健师专门为他创作了四十余幅书扇画面。这些扇面，一面是书法，另一面是绘画，落款中有诗词和李健的书论或画论，可谓“诗 书 画 题记”于一体，供他在美国时临习。李健教他练习并揣摩篆、隶、草、正“四体书”因结构、章法和运笔差异而产生的不同表达体势，并强调“四体书”的体势会因时代而演化，他学会了如何看、触和“感”各种艺术品：书法（多为石刻铭文）、绘画、印章、拓片，以及善本书等。

方闻在后来的研究中深刻认识到，后世艺术家可通过艺术品研究和个人的综合理解，谙识历代书法、绘画典范之作的演进传统，并将这些神迹贮存于他们的原创作品。十多年后，他在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风格鉴别”法中引入了“时代风格”这个重要观念，并应用于中国古代书画的真伪鉴别和断代，同时关注中国书画笔墨和思想史。

李健对方闻的影响至远至深。2006年，76岁的方闻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谢伯轲教授的访谈时说：

“我通过临摹先师李健的作品，初识了中国绘画与书法的性质。他鼓励我探究一笔一画如何且为何各有其特定笔画走势。因为中国人强调书法与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的中心地位，而且相信每件艺术品均是‘原创’；相信每个个体艺术家的‘权威’（更确切地说是创作身份），因而中国艺术史是名家艺术史。”

左：乔治·罗利著《中国画原理》普林斯顿大学出（1947年第1版 1959年修订版）版；右：方闻著《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普林斯顿大学2014年出版

1948年至1959年，方闻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艺术史之时，正是多位西方艺术史大师非常活跃的时期，比如，德国犹太裔艺术史学者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1935-1962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同事，他以图像学三段分析理论奠定后世图像学研究基础，明确界定出”图像志“与”图像学“及其分析应用，强调对艺术品的研究要点在解释作品内涵，强调艺术史家须具备丰富历史知识，掌握文献、原典，以期理解作品的象征和文化意义，他的艺术史研究范畴为中世纪与北方文艺复兴艺术。

1951年，方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续研究生深造，他跟随导师是柯提·韦兹曼（Kurt Shaporo 1904-1996），专修中世纪与拜占庭艺术，其时，在韦兹曼、莫瑞（Charles Rufus Morey 1887-1955）和费莱德（Albert Matthais Friend, 1894-1956）等多位教授的推动下，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成为全世界欧洲中世纪宗教写本插图的研究中心。1954年，方闻获得硕士学位时，他已受到最好的西方艺术史教育，并对之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进入博士训练时，他决定继续追随欧洲中古史的研究，选定中古基督教“天使”（angels）画像的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

大学期间，方闻在波斯顿美术馆画廊中，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一位迷人的女生唐志明（即方唐志明 Constance .T Fong）。她比他小三岁，同样来自上海，当时正在女校布尔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 Pennsylvania）上学。两人一见钟情，相恋并结婚。从此，唐志明成为方闻一生事业强有力的支持者。

乔治·罗利（George Rowley 1893-1962）是方闻的中国艺术史导师，也正是他引导方闻将博士课题从中世界基督教天使的研究，转为对中国宋朝五百罗汉画像的研究。方闻说，罗利教授教会他以一种“自己本身文化背景中所不可能提供的新途径”来看中国书画。

罗利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教授，兼任该校艺术博物馆中国展区策展人。方闻在本科学习时，曾师从罗利研究西方中世纪艺术史。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汉学家们是先接受文献训练，再通过铭文、文本和类型学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与之不同，罗利更重视艺术史方法本身的训练。罗利早期专攻14世纪意大利绘画 ，但后期的兴趣转向中国艺术，在普林斯顿大学建起一个远东研究室，搜集了从汉代到18世纪的大量石刻拓片、照片和幻灯片等参考资料。1947年，他以当时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所收莫瑞斯教授（Du Bois Schanck Morris）所藏中国画为插图，撰写了《中国绘画原则》（Principles of Chinese Painting），探究“中国整体文化趋向”，以阐明“何谓中国画”，本书1959年的修订版将绘画例证改为现存精品，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经典之作。

方闻回忆，罗利教授首先传授给他的是现代艺术史学的“风格分析”概念，其要点有三：（1）”风格研究“是一种反映各时代个人的”观看“方法；（2）"形式"（form）是一种“视角化”活动，同时也是身体和心灵的互动表现；（3） 这种活动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因此，”风格研究“必须先注意”视觉历史“。罗利同时向他强调，风格分析的艺术理论，不仅适合于分析西方艺术形式，也适用于分析非西方（如中国、日本等远东）艺术形式的分析和研究。

罗利唤起了方闻对艺术作品所存在某些共性“结构原理”的注意，教会他用一种他“自身文化背景所不可能提供的新途径”来看中国绘画。方闻在中国书画方面的独特能力，受到罗利的重视，师生两人常讨论中国书画的问题，罗利购买中国画时也会询问方闻的意见，这也促使方闻重拾自己对中国书画的兴趣，并在日后转而专注中国书画史研究。

罗利的问题是不懂中文，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是通过间接译本进行，因此受到诟病。1947年春，在纪念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所举行的”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上，罗利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北魏”孝子石棺“断定为现代赝品，引发极大争论。罗利以前的学生索珀（Alexander C. Soper）1948发表论文，言辞激烈质疑罗利：一位仅凭借英文资料的西方学者，凭什么能确定（中国艺术）“概念式”与“理想式”的巨大时代差异？

从罗利与索伯的争论中，方闻学到的经验是：中国艺术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要想为其确立学术界碑，必须首先始于对其视觉符号“基本要求“（线、面等）的阐明，继而构成其“视觉化”形象的方法，而这正是他所擅长的。

方闻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深受潘诺夫斯基影响，即将视觉艺术”意义“的研究推向视觉形象科学，与此同时，他也领悟到：传统西方的后文艺复兴绘画形式与内容的表述方法，不可轻易套用于中国书画研究。这些奠定了方闻后来在中国艺术史领域开疆拓土的学术基础。

1955年，方闻和克利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博士（Sherman E.Lee 1918-2008）合作，研究该馆收藏的中国宋代名画《溪山无尽图》，出版了专著《溪山无尽——一幅北宋手卷和它在中国早期绘画史上的重要性》。方闻在书中第一次应用风格分析方法，从空间结构看出群山向画面中景退让，画面近景空出一片水域，认为此画应属于南北宋之间的山水画特色，鉴定为12世纪的作品。

《溪山无尽》专著发表后不久，罗利找到方闻，建议他将研究基督教“天使”画像的方法用于佛教“罗汉”画，将研究拓展至中国画史，方闻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此进入中国艺术史研究。

1955年左右，方闻研究的是华盛顿费利尔美术馆的两幅罗汉像，罗利建议他到日本京都大德寺彻底了解《五百罗汉图》原貌，他说：《五百罗汉图》是一部宋代风格的百科全书。

《五百罗汉图》是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间，浙江宁波的两位佛像画师周季常和林庭珪，应东钱湖惠安院住持义绍邀请，用10年时间绘制的百幅罗汉图，每幅画中表现出5个罗汉显现神通的故事，100幅画中共有500个罗汉，谓《五百罗汉图》。

同一时期，东渡而来的日本僧人到宁波求法，义绍受到感动，以“大千世界佛日同辉”为旨，将百幅《五百罗汉图》赠予日本求法僧。八百多年间，《五百罗汉图》转藏日本多家寺院，1895年收藏至日本东京大德寺，但其中有12幅作品转至美国，波土顿美术馆和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各购藏10幅和2幅。

正当方闻全力做博士研究时，1955春天，艺术考古系主任E·鲍德温·史密斯（E.Baldwin Smith）生病住院，他将方闻叫到病床前，做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将自己的教职传给这位年仅24岁的中国学生，让他在博士研究期间作为讲师讲授《西洋中古建筑史》，同时安排他在第二个学年之后（1956年）到日本考察，研究罗汉画，他甚至安排好了方闻太太的奖学金，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史密斯对方闻说：“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中国绘画研究的专家。”第二年，史密斯教授病逝。

1956年至1957年，方闻和夫人赴日本东京大德寺，研究《五百罗汉图》。研究中，方闻应用于风格分析法，辨识出弗利尔艺术馆收藏 2张罗汉图源自京都大德寺收藏《五百罗汉图》图集。

在日本京都访问时，方闻结识了京都博物馆研究员岛田修二先生（1907-1994），他十分赞赏岛田的学问，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后向校方大力推荐。1962年，岛田受聘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教授，至1975年退休。

北宋 范宽 《溪山行旅图》 绢本墨笔画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借道这次日本之行，方闻和太太到台湾台中的北沟，参观故宫名画，特别宋代范宽（950-1031）的绢本画《谿山行旅图》，令他们深感中国艺术之精致、品质不逊于西方艺术。40年后，1996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从台湾故宫博物院借出一批珍品，方闻坚持展品中包含范宽的《谿山行旅图》，“中华帝国的辉煌：台北故宫珍品展”是当年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艺术展览，也成为美国中国艺术研究的分水岭。

1957年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后，方闻完成了博士论文《罗汉与天桥》（The Lohans and A Bridge to Heaven）；1958年，方闻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中国艺术史博士，并留校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正式出版他的博士论文。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汉学家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W.Mote 1922-2005）是方闻的好友，1959年，两人合作，结合两系的核心教师和图书设备，在普林斯顿艺术和考古系创立了“中国艺术博士学程”，开拓美国20世纪中国艺术史学科的新疆土；1962年岛田受聘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这个学程扩大为“中国和日本艺术博士学程”，每年只招收1-3位博士生。

该博士生课程的主导思想是：中国与日本艺术史诸种艰涩困难之课题，可藉文献与艺术品两种根本研究途径考察，也就是说，可通过东亚研究与艺术和考古两系的共同合作来实现。

从1959年创立至1999年方闻退休，四十年间，“中国和日本艺术博士学程”培养了40多位东亚艺术史学博士。他们分布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担任著名大学的教授或博物馆研究主管，占据美国各大学东亚艺术史学科教师队伍的四分之三，形成西方著名的中国艺术史学之“普林斯顿学派”。

回顾这一博士研究生培养课程，方闻曾说：“最重要的是，那些年凭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课堂教学的亲密关系，东亚艺术在整个美国公共博物馆项目中赢得了重要地位。这种密切关系促进了对艺术品真伪的研究，由此建立起中国与日本艺术史研究的基准作品。若用自然科学研究作个比较，艺术博物馆对我来说就是实践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学术研究的工作‘实验室’。 ”

在方闻的组织领导下，198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成“明轩”（左），并举行“伟大的青铜时代”展览（右）

1962年，罗利教授逝世，方闻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的领航者，在全力推进研究的同时，他协助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建立起中国古典艺术品如书画、青铜器等的收藏，他始终坚持的观点是：研究艺术史必须要有良好的图像档案资料和观察实物的机会。

从普林斯顿大学1960年代收藏的一批中国古代青铜器开始，方闻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搭建了一座梦之天桥。

1963年左右，方闻获知在日本生活的美国人卡特（C. D. Carter）准备回美国度晚年，但遇到了一个严峻问题：他在日本收藏90件系列完整的中国商周青铜器，他想将它们运回美国并出售。但时值美国制定了严厉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特别是美日双边关系中对日、中之间贸易的严格控制。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和中国之间任何的利益协调都会消弱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与地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发布了针对中国的《国外资产管制条例》，禁止进口中国文物，即使从日本过来也在管制之列，以防日本成为中转站，并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中国委员会等机构，构建了全球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体系。

方闻希望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能够收藏卡特先生的这批青铜器，他非常不愿意错失良机，但严厉的管制政策令他们束手无策。

一天，方闻在图书馆翻阅中文杂志时，如神助般突然想出一个绝妙主意：美国政府有一项政策：对局限于纯粹教学科研的仪器设备（包括大学用于教学的中国图书杂志等）实施免税，但进口者必须证明美国本国没有生产相同功能与价值的用品，向财政部及其管辖的海关总署提交进口申请，再由商业部法定进口项目办公室审批。那么，是否可将完整系列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列为大学教学科研项目所需的仪器设备，从日本引进美国？

方闻立即行动，他前往华盛顿特区财政部，获见部长道格拉斯·狄隆（Douglas Dillion, 1909-2003），轻松获得支持。狄隆是美国外交家和政治家，时任肯尼迪总统的财政部长（1961-1965），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军期间曾访问过中国并热爱上中国艺术，他也认为美国不应该放弃这样好的收藏机会。狄隆从此记住了方闻的名字。

1964年，在方闻的积极活动和各方人士的支持下，由阿瑟·· 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 1913-1987）出资，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收藏了卡特的84件青铜器藏品，时间上涵盖殷商至汉代。14年后，这批收藏启发了方闻向中国租借青铜器展览的主意。

因卡特青铜器藏品的收藏，塞克勒和方闻结识，并接受其指导收藏书画。赛克勒曾说：

“比那些无价的藏品更重要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本身进步的非凡现象，新一代学者正在将中国传统书画鉴赏与西方艺术史研究交叉融合，毫无疑问，富有感染性的热情和自豪感渗透了方闻的研究部门。我们决定参加这个激动人心的冒险，我们收藏的大部分画作未来两年内为方闻所指导征集，共享的乐趣倍增……”

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两国开始民间的科学和艺术等交流。1978年，方闻在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策划建一个中国庭院时，意识到这也是从中国借展一批刚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展览的好机会，为此，他组织博士生和研究人员研究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卡特青铜器藏品，主编出版了研究图录《中国青铜：来自切斯特·戴尔和多利·卡特的收藏》(Eleanor von Erdberg,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Chester Dale and Dolly Carter, 1978)。

五、飞天：普林斯大学敦煌学研究

1943年4月-1944年6月，罗寄梅和刘先在敦煌拍摄的图片册

78年后，2021年，九卷本普林斯顿大学敦煌研究巨作《观象敦煌》正式出版。

方闻相信：“作品总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听到它告诉我们的东西。”

他要求博士生们：首先针对某一单重要作品作细致精密的观察、分析和比较研究，确定其真伪并断代，然后再阐释作品的图像意涵、历史背景和文化史的意义。为此，从1960年代开始，他为普林斯顿大学构建了全球最好的“东亚图像档案”，包括两大类：“一般东亚艺术图像馆”和“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 

“一般东亚艺术图像档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中国艺术图像，核心资源购自当时密西根大学和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故宫藏画图像照片》，此项计划是密西根大学的理查德·艾瑞慈和时任弗利尔艺术馆的研究员高居翰博士（James Cahill）合作主持出版的，每张照片均为清晰的2.4米*3.04米的黑白照片，被裱在灰色的3.6米*4.2米的灰色硬纸本上，依艺术家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序，存放在一排排高大铁柜的抽屉中，方便使用者取用。在30多年的积累中，图像资料达15万件左右，在教学和研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30多年后，方闻力促这些图像照片档案回到中国。

“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案”是1968年，方闻为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中国新闻摄影记者罗寄梅1940年代拍摄的2000余张敦煌石窟照片。“罗氏档案”是当今学界公认的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最系统、最完整、也是最清晰的第一手照片档案，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是中国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莫高窟石窟是1900年由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随即引发俄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探险者的关注、挖掘和文物购买，他们研究后发表文章，将敦煌文物传晓世界。

清政府于1910年决定将剩余的敦煌文物运至北京保存。敦煌石窟的发现是人类近代文化史的一次重大发现，并于1930年代形成一门新兴学问：敦煌学。1931年，历史学家陈垣编撰《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在序言中提出“敦煌学”概念：“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年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六册《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于1920-1924年先后出版。图片来源：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http://www.cslai.org/dangda-wenyi/duwu/20200623/12282.html

1935年的一天，法国巴黎塞纳河畔，31岁的画家常书鸿（1904-1994）发现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这即是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石窟中拍摄的作品，常书鸿深深震撼，第一次意识到来自祖国的艺术与西方一样具有同样的生命力。

同样被震撼的还有新闻摄影记者罗寄梅（1902-1987）。罗夫人刘先回忆，最初引发罗寄梅兴趣的是一位英国朋友寄给他的一份宣传册，里面有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考察时拍摄的照片，这是斯坦因1915年为其5卷本巨著《塞林底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详细报告》印制的宣传册。

1940年代常书鸿在莫高窟369窟临摹（左）；常书鸿带着女儿常沙娜和儿子常嘉陵在敦煌，图片来源：网络

1943年，中国政府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聘请常书鸿为负责人，常书鸿邀请中央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对敦煌石窟进行摄影。1943年4月-1944年6月，罗寄梅携夫人刘先、助理顾廷鹏，到敦煌拍摄莫高窟和榆林窟。他既拍摄全窟壁画、石窟外景，也仔细拍摄单个菩萨、飞天等局部壁画，几乎涵盖所有敦煌石窟，形成约3000张照片，即今日之“罗氏档案”。

1943年4月，当罗氏夫妇到达敦煌时，画家张大千一行也在敦煌榆林石窟临摹壁画，罗寄梅拍摄了张大千在石窟的工作照片。经过一年的拍摄，罗氏夫妇于1946年6月返回重庆。因时局动荡，他们辗转南京并于1948年到台湾，迁徙中一直带着这套敦煌底片。1964年，罗氏夫妇带上80余幅敦煌画作，到美国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之后定居美国。

罗寄梅拍摄张大千1943年在敦煌石窟临摹

方闻获悉这批敦煌照片，意识它们非凡的学术价值，他经张大千引荐结识了罗氏夫妇，并请他们为普林斯顿大学创作一系列敦煌壁画复制品。几经周折，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洛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于1968年收购了罗氏夫妇的敦煌照片和底片，共2000余张，收入“东亚艺术图像档案”供研究和教学参考，罗氏夫妇保留著作权。方闻同时聘请罗夫人刘先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第一任亚洲艺术典藏馆管理员，后者主持敦煌研究资料中心的工作近20年——这就是“罗氏档案”的来历，也开启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敦煌学研究。

消息传至日本。1970年-197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申请到文部省特别研究补助金，学者秋山光和到普林斯顿大学，购买2600余幅“罗氏档案”照片拷贝，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2008年，方闻第一次到敦煌实地考察，非常震惊，意识必须请敦煌研究院专家协助才能将“罗氏档案”的照片考察清楚，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持将研究员赵声良介绍给他。

敦煌之行促进了方闻的学术研究。回到美国后，他着手写论文：《艺术即历史：汉唐奇迹在敦煌》，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启动了“罗氏档案”出版计划，让更多学者能够分享这套珍贵的档案。“罗氏档案”的编辑思想是：依照中国艺术史上“视觉结构的序列”（即罗越所说的“可靠的视觉序列”（authentic visual sequence）），对照片加以排列和编年等。为此，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了包括赵声良在内的数十位敦煌研究专家到普林斯顿，对3000余张照片进行分析、整理和阐释。

2021年，九卷本普林斯顿大学敦煌研究巨作《观象敦煌》正式出版。

2021年6月，在罗氏夫妇拍摄敦煌照片77年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联合出版英文版《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和榆林石窟照片》（Visualizing Dunhuang: 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全套九卷在意大利以及极高标准印制，限量10000套，对世界敦煌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2008年11月5日和2010年7月5日，方闻在台湾大学和台北“中研院”发表关于敦煌艺术考古的演讲：《艺术即历史：汉唐奇迹在敦煌》，他坚信德国考古学家阿道夫·米海里司(1835-1910)在《艺术考古一世纪》中的观点：“艺术史研究有异于文献学研究，考古发掘的艺术品一旦经科学鉴定，就成为其唯一毋庸置疑的物证。”

方闻指出在当代中国考古学与艺术史、艺术与艺术史分隔的困境（现象），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

他说，米海里司在书中第一阐明了艺术史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认为考古发掘的艺术品是“视觉语言”的实物证据，用艺术品考古比文献或金石铭记，更具历史价值。但在1929年，寓居日本的郭沫若将这书翻译为中文时，却按日本的译法将“艺术考古”（art-archaeololgical）译为“美术考古”，导致在中国大陆，“艺术考古”被错误理解为“美术作品的考古发现”，后果之一是考古发掘艺术品归属考古学科的研究，却未从艺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艺术史在中国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六、让学生有一双辨别作品真伪的“眼睛”

方闻：“我一生的经验，就是拿艺术品作为焦点来研究艺术史。”

方闻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学生上中国艺术史与考古来源：普林斯顿大学

在普林斯顿大学45年的教学生涯中，方闻认为教会学生辨识作品的真伪是他一生的职责，他鼓励学生们从事对单一作品的深刻研究，他带领研究生们到艺术馆、博物馆的藏品室，研究作品，任何一堂课程都可能详尽讨论某件作品；通过提问，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可将一幅作品归入一个风格序列，或表明其作者或年代的细节证据。

何慕文记得：“他在桌子上展开一个卷轴，像禅师一样坐在那里说：‘对象永远是对的，你必须看到它试图告诉你的内容。’”

徐小虎（1934——）在牛津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但她曾于1963年到普林期顿大学参加“中国艺术与考古”博士课程学习。方闻于2018年10月3日去世后，她撰文回忆这段经历和方闻的疑问：又宋又明“早春图”？

《早春图》是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画，博物馆的记载是：《早春图》是北宋画家郭熙的代表作，为双拼绢本水墨挂轴，纵158.3公分，横108.1公分，绘于宋神宗熙宁5年（1072年），左方署款”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并钤有”郭熙笔“长方朱印。画作右上有乾隆皇帝御题诗：树才发叶溪开冻 楼阁佩居最上层 不藉柳桃闲点缀 春山早气如蒸。

1963年的一天，方闻为两位研究生开讨论班，其中一位是徐小虎，他们研讨的作品是北宋郭熙的《早春图》，两位研究生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位说《早春图》是北宋时期的作品，另一位称是明代的作品，方闻兴奋得不了，辩论越来越激烈，双方各持已见，针锋相对。最后，方闻说：“这个好，你们两位回去后把这些发现和视觉性证据一一摆出来，将这个题目做成这学期的总结论文吧。”

两位研究生就拼命查阅研究古代文献，写出了结论相冲突的两篇论文，方闻阅后给两篇论文打了同样的高分，表示两人的方法论各有逻辑，且具说服力，但也因此产生了更大的疑问：《早春图》怎么可能既是宋朝的画又是明朝的画呢？

二十多年后，徐小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中国和日本美术史，为图书馆买了二玄社复制的原尺寸原色《早春图》，她把它放在阳光下拍摄局部，将照片放出来一看，发现画面有三分之一是后人补笔！经过更仔细的研究后又发现：它们是明朝三个时期的补笔，从而解惑了方闻当年的疑问：他感觉《早春图》“又宋又明“，觉得两个学生都对，因为画作上布满了宋朝郭熙和明朝无名氏的笔迹。

方闻始终告诫学生们：将书本放在一边，用眼睛观察，用心体验。他指导的三十多个博士论文，绝大多数是以某一件佳作展开深入研究，从而使每一篇论文不至停留在史料堆砌和漫无边际的空谈上，而是解决艺术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

2008年6月5日，哈佛大学授予方闻教授荣誉学位，颁奖词写道：“方闻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方闻的教学和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大胆地将包括文学、政治和社会史、地理、人类学、宗教等学科引入到艺术史研究之中。”

七、大都会博物馆 ：“收藏收藏家” （1971-2000）

1999年，方闻（右二）及夫人方唐志明（右一）与王季迁（左三）、何慕文（左二）等人在“画家收藏家：王季迁家庭收藏绘画名品展”开幕式上。图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藏部门资料

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决定性时刻，对于一个机构来说也是如此。就方闻和大都会博物馆而言，独特的个性和机遇在1971开始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塑了这个人和这座博物馆的特质。     

—— 何慕文 纽约国际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 2018

1964年，方闻为一批中国青铜器文物独闯财政部的睿智之举，给时任部长狄龙留下深刻印象。1970年，狄龙出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主席（1970-1978），这一年也是大都会博物馆成立200周年纪念，对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的一项调查显示：亚洲艺术特别是中国书画是博物馆馆藏的弱项。狄龙认为亚洲艺术是重领域，他个人承诺协助振兴，同时建议聘请方闻为大都会博物馆顾问，并在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设立“道格拉斯·狄隆讲席”（ Douglas Dillon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Art）。

1971年，方闻出任纽约国际大都会博物馆顾问、远东部（1986年更名为“亚洲馆”）主任，每周到博物馆工作一天。与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一样，他将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作为研究生培养资源，也将艺术史治学方法带入博物馆亚洲艺术史研究，取得卓越成就，其中尤值称道的是：1973年方闻领导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收藏家王季迁的一组藏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经国内外战乱浩劫，清朝皇宫收藏的大量书画艺术珍品散落民间，也促生了传奇般的民间中国古代书画私人收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大多数 收藏家以捐赠名义将藏品归公，比如北京的收藏家张伯驹。在西方，两位艺术鉴赏家张大千（1899-1983）和王季迁（1906-2003）的收藏出类拔萃，他们手中有中国书画佳藏。

如何为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中国古典艺术品？霍温、狄龙和方闻达成共识：一件一件地收藏中国作品为时已晚，必须整体收藏，即方闻提出的“收藏收藏家”策略。 大都会博物馆1973年收藏王季迁一批藏品，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性。

何慕文（Maxwell K. Hearn）是方闻1971年为大都会博物馆远东部聘请的第一位全职工作人员，他是方闻的学生、耶鲁大学班宗华教授（Richard Barnhart）的弟子。1972年，他陪同方闻和日本著名中国书画研究者铃木敬，到纽约王季迁家里看收藏。30多年后，他在文章《方闻：三十年，从‘远东部’到‘亚洲馆’》中回忆当时的情形：

其间，王季迁取出一幅11世纪山水手绢绝品——《夏山图》。还没待他展开画卷，方闻看似随意但很坚决地将手卷卷了起来，阻断了所有对这幅佳作可能发出的惊叹。直到几个月后，当《夏山图》和其它24幅方闻提议博物馆收藏的宋（960-1279）、元（1279-1368）绘画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时，我才意识到，当方闻看到这幅作品时，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便是我们对这幅手卷的热情，使王季迁重新考虑是否出让这幅作品，以及以什么价格出让。

这些作品包括：宋·李唐 《晋文公我复国图》、宋·米友仁《云山图》、宋· 《胡笳十八图》、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元·钱选《羲之观鹅》、元· 倪瓒《虞山林壑》等。1973年11月，方闻在媒体上宣称：1973年是检验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方闻在1975年出版的《宋元绘画》中评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入藏的这批艺术品，品质精妙，皆稀世珍品，此外，它们也代表了宋元时期绘画的主要流派。这些作品不仅能继续拓展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的艺术史研究，而且我们也希望，它们能增进今后东西方在文化和历史 等方面进一步了解 。”

有观点认为：一种文化最好的艺术品应保存于它生长的国度，但王季迁却迫切地感觉到：自己收藏的是人类艺术之精品，应该集存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艺术机构。

1976年，大都会博物馆收购了收藏家和艺术品商人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的一批中国明代硬木家具，何慕文和方闻建议在博物馆中建一个中国庭院来安置它们，但被博物馆馆长拒绝。出资购买这套家具的是博物馆董事布鲁克·卢塞尔·阿斯特（Brooke Russel Astor），她欣赏这个主意并愿意资助建造这个中式庭院。在方闻的主持下，1980年6月，一座以中国苏州网师院殿春簃为蓝本的中式庭院在大都会博物馆建成，它的中文名字是“明轩”，英文名字是“阿斯特庭院”。（吾文：纽约“明轩” 见证中美文化交流42年）

自从1973年收购王季迁的宋元绘画以来，狄龙一直赞助大都会博物馆收藏，“阿斯特庭院”周围的展厅被改建为中国绘画展厅——狄龙中国书画展厅，包括1984年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捐赠的一批无价珍品、安思远收藏的19和20世纪中国绘画、唐炳源和温金美家族收藏，以及唐骝千家族收藏。

鉴于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和日本艺术品日益增多，1978年，方闻延请日本著名艺术保护人大场武光（Takemitsu Oba）等专家，在大都会博物馆设立了亚洲艺术保护中心，在西方同行中首屈一指。

2000年，方闻从大都会博物馆退休，何慕文接替方闻出任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馆主任，他在2018年回顾方闻的文章中写道：

在此后三十年中，这个由投入的研究人员、收藏家和赞助人组成的幸运组合，共同改变了这座美国杰出的艺术博物馆，使之跻身世界上最全面展示亚洲艺术的博物馆行列，实现了大都会博物馆广泛收藏世界各地艺术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方闻的坚毅、耐心和乐观，促成了这一转变。

八、“中国艺术史要回家” 

左：2004年10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左）向方闻（右）颁发讲席教授聘书 （郭海军 摄）；右：2006年11月，方闻夫妇同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与考古所师生 （谈晟广 供图）

近百年来，我国有志青年极大多数专攻理工科。有人到了欧洲、美国，才发现西方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宗教艺术、物理数学与诗歌音乐，一直密不可分。今天，我们也必须‘’文艺复兴”，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以及这此价值与艺术生活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艺术史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进而成就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分析立论的中国文化史。” 

——方闻 北京清华大学演讲 2004.10.25

2001年，方闻出席伦敦大英博物馆召开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国际研讨会，有十多篇论文探讨与此画相关的问题。令他不安的，他发现许多年轻学者不是探究此画本身，即它是由“何人”完成于“何时”、“何地”，代之以讲述此画在后世社会中被“接纳与感受”的遭际故事，讨论的焦点不再是画作本身了。他认为，研究顾恺之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女史箴图》创作年代的考证，应从作品本身所体现的中国模拟形似艺术史上着手。

2004年2月27日至3月6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第十七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方闻应邀作了三场演讲：《中国艺术与文化史》、《书画同体》和《东方艺术 西方面貌》。演讲时，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座。杨振宁1949至1966年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17年，1997年在清华大学创立高等研究中心，2003年回清华大学定居，他邀请方闻到清华：“你来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做潘诺夫斯基吧！”

经杨振宁引荐，2004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时代清华党委书记陈希向方闻颁发讲席教授聘书，方闻正式加盟清华，他致辞道：“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隆重仪式。”

方闻到清华工作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让中国艺术史”回家“。他计划在清华做三件事：组织一个在中国具有示范性意义的艺术展览会、创建一个中国艺术史研究所、帮助建行一个艺术博物馆。他说：“在当代西方学界和博物馆界，中国‘古代艺术史’已成为很受重视的一项科目，可是学深如海，如果要发挥这门科目的潜力，非得在国内生根不可。”

接受聘书后，2004年10月25日和27日，方闻在清华举办了两场学术演讲：《视觉与文字：中西交汇》和《分界与关联：中国书画史现状》。在问答环节，有学生问：作为中国学者，当下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方闻回答：“我们有很好的东西，可是现在研究的方法要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正如高层和清华认识到的一样，中国的人文科学应该加强，在多元文化的时代，研究自己的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华裔的美国人，如果你不懂祖国的传统，那么你就是一个有色人种的‘次等人’。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视觉上看，艺术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将来如果在清华建起一个艺术博物馆，将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分门别类地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展示，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艺术发展的故事。”

方闻认为“艺术史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事实上，中国学界向来并不缺乏持各种方法和类型的艺术史专家，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运用社会历史学方法，将艺术放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形成治史特色，但要警惕的是：智力上的惰性往往会使研究者偏离历史的基本实质，仅靠手头有限的资料就推导出早已在预想之中的一般性结论和规律方法，这种极其平庸的个人艺术史探究，不过是一部嚼之无味的史料方案而已。

方闻不满国内学子研究艺术史不“看”作品本身，迫切感到应在国内培养研究生。2005年，清华大学设立方闻教授名下的中国艺术史与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2006年3月，谈晟广成为方闻在清华大学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谈晟广1997年和2003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2005年10月在清华大学，他向方闻谈到自己对宋元之际人文画家钱选的研究计划。方闻说：“很高兴看到你对钱选研究的思考，有一系列中国绘画史上的大问题。写成后，可编成‘钱选专题研究’这个极有深度的一大论文集。”但随即提出委婉批评：“我更希望你能把自己‘看’钱画真品实物的心得神会做为出发点，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用以重建钱选艺术创作过程的‘故事’。”他建议对钱选的研究应该建立在作品本身而不是文献之上，打开谈晟广的研究思路。

2010年1月，谈晟广以论文《宋元画史演变脉络中的钱选》获得博士学位，方闻评价这篇论文是“近年中文语境中最具创作性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之一”，谈晟广是自己在清华大学客座教学三年里第一位成绩优异的博士生。

然而，“回家”之路并不顺利。谈晟广在为方闻著《中国艺术史九讲》所作序言中写道：方闻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同时为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工作，“潜在的冲突”从未发生过，而且创造了将博物馆艺术收藏与教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典范”，却在“回家”路上产生了中西理论之间的“潜在冲突”，石涛晚年“头白依然未有家”的境遇似乎在方教授身上重现，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清华的“梦”仅实现了一部分暂时尚末能圆。方闻夫妇持续支持中国大学的艺术史与考古学科建设，2010年，他们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现代名家张大千代作品《爱痕湖》捐赠给浙江大学以作教学研究之用。

左：方闻夫妇捐赠出张大千《爱痕湖》，在家中客厅原悬挂处复制了一幅(谈晟广 摄)；右：2011年，方闻和浙江大学艺术学院师生

经浙江大学与方闻共同倡议，浙江大学2009年决意建立 艺术史教学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其使命是支持、提升浙江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并通过艺术品原作的收藏、教学、研究和展览，提高师生们的美学素养、视觉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该博物馆同时对公众开放。

2009年至2012年，方闻在浙江大学任教。十年之后，2019年9月9日，浙江大学建校125年之际，浙江大学图书馆方闻馆正式开馆。该馆以艺术考研相关资源为收藏主旨，涵盖中国、东亚、中西亚、近东和西方重要区域。

方闻还给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带回一批珍贵档案。他1960年代开始为普林斯顿大学创立 “中国绘画照片档案中心”，收藏了密歇根大学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故宫藏书画图像照片”。1990年代之后，由于电脑数码技术的普及，这套高质量的图像照片不但未能持续积累或数字化，反而开始散落。方闻退休之后，竭力促成这批珍贵照片档案送回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如今，这两所大学成为它们最后的守护者和归属地。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故宫藏书画图像照片”  摄影：王丹红

作为中国艺术史领军人物，方闻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40年，并于20世纪50年代在那里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中国艺术和考古博士学位项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推动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扩充亚洲艺术馆藏的庞大计划，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和印度的杰作，并且增加了它们的展览空间……方闻于2000年从大都会退休，他留下 的印记无处不在。

2019年4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教堂举办方闻纪念活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方闻教授纪念展。

2019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溪山无尽——中国山水画传统”，纪念方闻 来源：网站

展览的题目“溪山无尽”致敬方闻发表的第一篇中国艺术史著作。1955年，25岁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方闻，和克利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博士合写专著《溪山无尽——一幅北宋手卷和它在中国早期绘画史上的重要性》（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A Northern Sung Handscroll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介绍克利夫兰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名画《溪山无尽》。

展览的入口处的“溪山无尽”四个字为方闻所写，墙上文字写道：“在大都会博物馆任职近三十年期间，方闻博士推动了岗位任命、展厅设立、馆藏购买、展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大都会博物馆因此成为国际上亚洲艺术研究重阵，大都会博物馆和亚洲艺术都感谢方闻的贡献。”

展览入口处右侧展示的中国清初画家石涛山水花卉画册中的其中一页——《归棹》。1976年，方闻夫妇1976年以纪念狄龙夫妇的名义，将之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画册为石涛晚年所作，12页绘画加12页对题，每一页都有一个富含深意的形象，对页题字描述画面的情绪或思想，画、诗、书、印一体。方闻根据第五页所绘一个在天地间乘舟而归、漂泊于人物形象，将此册命名为“归棹”，英译为“Returning home”。

华裔学者余英时1987年受聘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为“中国艺术和考古博士培养项目”的重要成员，与方闻成为好友。2016年8月，方闻86岁生日际，上海书画出版社启动“方闻艺术史著作合编”系列，余英时为此撰文回顾并评价方闻六十多年学术历程，他以苏东坡之“非才之难 所以自用者实难”，赞扬方闻不但早年发现自己的兴趣才能所在，而且不用无比的坚毅将之发挥到极致。他写道：

对于艺术史我是外行，不敢多说，但是从中国史的背景出发，我读方闻的论著都时时有会心不远之感。我觉得他确实进入了中国书画史的内核。例如他讨论晚唐张彦远“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说索引及于张璪”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的名言，我读后启悟良多。以前我仅仅“知其然”，但读后才“知其所以然”。这不仅是他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开创之功，而且也由于他熟知欧洲艺术史，在相互比较之中凸显出中国书画史的文化特色。

左：《历代名画记》 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右：方闻著 《艺术即历史 —— 书画同体》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年7月 第1版

方闻2016年为自己作品的中译本作序，写出一生治学理念：中国绘画有其自身的视觉语言，对它们进行形式分析便是破译这种视觉语言的关键，从而得以揭示其形成的系统，拼凑出其历史发展，将中国艺术品的证据和思想史相关联，最终让我们综合理解中国文化时将之纳入一个整体的叙事框架。

第二稿：2023年5月27日 星期六

参考资料：

1. 谈晟广：方闻教授与普林斯顿学派 2018年10月8日 https://cafa.com.cn/cn/research/details/8310395

2. 澎湃新闻记者：方闻先生辞世，半个世纪美国亚洲艺术史学界的开拓者与领航者 2018.10.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00175

3. 常嘉煌：敦煌守护者——父亲常书鸿与敦煌的历史情缘 2020.3.5 《龙》杂志

4.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3481903

5.. 澎湃：从“罗氏档案”到《观象敦煌》：普林斯顿80年敦煌研究巨制问世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173976.

6.三联生活周刊：罗寄梅夫妇与众大量的往事2013.1.6 http://collection.sina.com.cn/cjrw/20130106/115398660.shtml

7.艺术中国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及普林斯顿大学共同缅怀方闻教授 2019.5.15 http://art.china.cn/zixun/2019-05/14/content_40749707.htm

8． 徐小虎：回忆方闻先生：将西方风格分析法引入中国 开放研究心态独一无二  北京晚报 2018.12.1 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1635256.html

9. New York Times：Wen C. Fong, Shaper of Met Museum’s Asian …

https://www.nytimes.com/.../wen-c-fong-dead.html

10. Luohan – Works –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13970

11. Returning Home | China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Explore this image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

12．方闻 著  谈晟广 译：《夏山图——永恒的山水》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13．方闻 著  谈晟广 编 《中国艺术史九讲》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

14．方闻 著  李维琨 译  《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年8月第1版

15  方闻 著   赵 佳 译  《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年7月第1版

16．余英时：方闻的艺术史研究  2018.10.5 https://cafa.com.cn/cn/opinions/reviews/details/8310392

17． 中国教育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研博物馆开馆  2019.9.24. http://jyt.zj.gov.cn/art/2019/9/24/art_1532836_38346735.html

18．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方闻图书馆正式开馆202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