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至8亿人，意味着什么？
在达沃斯论坛的特别致辞中，国务院总理李强有这样一段表述——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并处于需求快速释放的阶段，将持续为各类企业和人才的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当前全球总需求仍然不足，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中国的市场空间广阔，纵深也在不断延展，必将为提升全球总需求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对越来越多商品、服务的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费升级的动能强劲。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下一步城市更新、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升级空间很大，还有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正在加快市民化进程，这些都将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带来巨大需求。
这段表述中有一组关键的数据，被很多人忽略，那就是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2018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过，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将近8亿中等收入群体，将占人口总数的60%，其在未来中国发展中亦将扮演重要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的语境里，中等收入群体究竟该如何定义？换言之，达到怎样的可量化指标，才能算是中等收入群体？当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至8亿人，又将意味着什么？
如何才算中等收入群体？
根据国家发改委2022年4月在其官方网站上刊文《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透露，采用国际上引用率较高的每天人均消费10至100美元（2005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估算，2002年至2019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2002年的735.8万人发展壮大为2019年的34600.2万人，增长超过46倍。其中，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由372.7万人上升到20486.4万人，增长近54倍；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由363.1万人上升到14113.8万人，增长近38倍。
基于同样的测算标准，当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约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两倍，约相当于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总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明显偏低。以2019年为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22.9%，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略低为55.9%，但高收入群体占到30.5%。
同样是在国家发改委其文中，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情况进行了详陈。具体来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工薪阶层，收入来源以所从事职业或兼职取得的劳动报酬为主，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都是中等收入群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要略低于农村家庭。事业单位管理和技术人员，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部分职工，一直以来是中等收入群体中坚实稳定的力量。在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一批乡镇企业家、个体工商业者、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涌现出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一批“新中等收入群体”。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如何界定，历来是一个争议的话题。2019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在对此调查的解读中，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群体给出了一个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群体。月入2000元即可算作中等收入，这一标准随即引发热议。其后国家统计局还进一步澄清，这次时间利用调查中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中间收入组”的概念，这种划分方法在各种调查中很常见，这与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不是一回事。本次调查结果中提到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名词，与一般意义上的收入群体划分标准没有关系。
“中等收入群体”如何改变中国？
虽然各国对中等收入群体如何界定存有争议，但此一群体的发展壮大或急速萎缩将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带来切实影响，确实不争的事实。
日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央视新闻《新闻1+1》栏目视频连线时表示，“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其中的大部分在中等收入标准靠近下限这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了，里面大部分还是刚刚迈过中等收入的门槛。这部分群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一旦遭遇外部的冲击，这部分人受影响也最直接，包括对收入的影响、甚至一部分人的就业也有影响，所以这部分人往往在体感上就更脆弱。”此外，“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也更重，尽管收入已经迈过了中等收入门槛，但是还要考虑子女的教育、医疗、养老，还要去增加储蓄，这就使得他不太敢消费。”
在持续了三年的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最焦虑的群体。一方面，此一群体虽然在经济上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但却很容易一夕之间跌落至无产阶级，缺乏稳定的预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有着很强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也是最希望有稳定感的，但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缓慢步伐以及疫情以来诸多打破规则和常识的事件，显然无法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所以在政治上又表现出很大的摇摆和游离，“润”学流行就是游离的典型。
就像有媒体评论的，“无所不在的中产阶级，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牵引；有时又被描述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坠落的恐惧。而将他们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劳动。”
香港大学担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此前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当前经济放缓后的状况，相对来讲都是新的议题。包括之前的新冠疫情，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也显示出来了。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深入分析，对其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进行动态分析。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是灵活的，不是经久不变的，西方老是批评中国中产阶级是政府的追随者，我觉得这有点简单化了。”
李成继而强调，“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有政治取向——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中产阶级都认为，我赋税了，我就应该享有权利。上海在这方面的发展走在全国前面，比如建立物业委员会进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不是西方所预期的那样学习西方民主，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实践模式。中产阶级在与政府的互动、治理问题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或将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方面。因为不管是对环境保护，还是对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对讯息公开化等，中产阶级都是很大的积极力量。但他们又同时想要稳定，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影响着中国进一步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李成所言，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至8亿人，将面临诸多全新的课题，比如国家整体发展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治理层面如何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媒体资讯如何满足人们对讯息公开化的要求，政府沟通方式上如何满足人们对“去政治化”的期待……凡此种种，不仅对执政者来说是一大考验，同时对中国的社会进程也将产生重大影响。按照李强的估计，这一切都将在十几年后（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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