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尼奥无法分清自己是否身处虚拟世界。着眼于当下，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也正在变得模糊。随处可见的VR游戏体验店，虚拟时装成为新的潮流，还有火爆的虚拟偶像、虚拟主播、虚拟代言人......一个互通互联的虚拟世界，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已经无法再视而不见。那么问题来了，元宇宙对普通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与数字技术共处？科技进步最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自由吗？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之外，需要不断去审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是赛博人
一个经典假设，给你100万，但要你一个月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据数据分析公司「DataReportal」统计，在全世界，人们平均每天盯着屏幕的时间是6小时55分钟。这还只是平均数而已，重度网络依赖者甚至全天在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无法离开手机。联系朋友需要手机，付款需要手机，出行需要手机，手机就像是我们无法剥离开的“电子器官”。英国科幻电视剧《神秘博士》中将改造过的半机械人称为赛博人（Cyberman）。某种程度上，与手机形影不离的我们也算是赛博人的一种。从曾经与电视相伴的“沙发土豆”，到现在借助手机等“电子器官”的赛博人，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强的同时，不变的是现实生活中情感的空虚与关系的疏离。沉浸性是所有赛博空间的基本属性，元宇宙也是如此。VR技术的成熟，使用者将越发沉浸在元宇宙的幻境中。2018年，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一时间点燃无数人对虚拟世界的美好想象，也将VR技术重新带入公众视野。在电影中的虚拟世界“绿洲”里，你能以任何面目出现：忍者、超级英雄、金刚、哥斯拉......随时随地，戴上VR眼镜，穿上体感服，就可以逃离一团糟的现实生活，在“乌托邦”的世界中无所不能。随着虚拟技术的发展，我们对机器人的感情也逐渐异化，可能成为朋友，或是恋人，也可能被虚拟偶像的魅力折服，成为粉丝中的一员。赛博朋克电影《她》中，营造了一个人与虚拟人带有温情的虚拟网络感情世界。刚经历感情挫折的主人公西奥多，与人工智能系统萨曼莎十分投缘，最终发展为一段不被世俗理解的恋爱关系。现实生活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机器人交友，甚至交心。豆瓣“人机之恋”小组聚集了 9000+ 拥有虚拟AI伴侣玩家。而问题在于，如果仿真情感机器人解决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生活、工作、交流需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就会减少，从而面临现实生活的割裂感。当对虚拟世界的沉浸性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世俗的现实就失去了意义。
现实VS虚拟，如何抉择？
当下的主流价值评价体系对过度沉浸在“虚拟世界”带有强烈的消极印象。把游戏当做“精神鸦片”的说法并不新鲜。一个沉迷游戏的青少年，更是一种堕落的标志，以此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网瘾治疗机构。研究网瘾问题的香港大学人类学博士饶一晨发现，这些所谓的网瘾少年，在学校里面都会被当成坏学生看待，但实际上他们的经历往往会让人非常惊讶。“其中有一些是初中就开始有稳定收入的职业玩家，有一位学员14岁就在暑假靠卖游戏装备赚到了40万，还有一个居然是和我一样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的研究生，他因为没法完成学业被学校劝退，然后被家长送到这里来治疗。”饶一晨认为，这些游戏设计的短路连接本身，并不会使网瘾成为一种病，真正让网瘾成为病的，是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剧烈冲突。我们习惯于通过手机去洞悉世界新鲜事，习惯了以一种宏观的角度去批判社会问题，而周边的一切则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我们不知道楼下包子店的老板叫什么名字，也很少和邻里打招呼。关上门，真正能够和你说上几句话的，除了外卖小哥，就是快递员。当肉体可感知的“附近”转变成数据化的“附近”，人类对技术的沉溺可能被资本利用，成为一种商品。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个性消失，有的只是各种数据汇集而成的用户画像，反过来塑造人们的认知偏好和行为模式。习惯了通过数据化的“附近”获取所需要的一切，传统的社群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这也是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 21 世纪初提出的问题 ：互联网到底会促进社群的连接，还是会导致个人孤立、与社会分离，最终与“现实”世界分开？人们生活在格子间中，每天的生活就是骑自行车赚取“点数”，娱乐活动都是在虚拟的屏幕中完成，连食物都是合成的。所有数据由同一家公司掌握，他们同时也制定社会规则。这是一种新的资源掠夺方式——数字殖民主义，即数据通过殖民主义的逻辑提取、占用人类的日常生活并将其深度商品化，而人本身沦为媒介的附庸。总而言之，当我们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现实与虚拟的多重冲突。越来越依赖虚拟世界，不仅将远离传统的社群，导致“附近的消失”，同时个体也可能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被资本利用。
怎么与元宇宙共处？
元宇宙的各种设想，很大程度上都试图拓展人们的生存与交往的自由度，但我们因此变得更自由了吗？有学者认为，赛博空间并非我们直观理解的那般自由，它把实在的僵局彻底暴露在我们面前，最终形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禁锢。现实与虚拟的纠缠变得更为复杂。从本质上而言，“元宇宙”概念的火爆，背后的动机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摆脱身体受到的各种限制。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每一次技术的革新，将人类推向越来越高的位置。而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站在了毁灭的边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在当今时代所遭遇的最大威胁和挑战不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来自现代科学，特别是生物技术革命。“后人类的世界也许更为等级森严，比现在的世界更富有竞争性，结果矛盾丛生。它也许是一个任何‘共享的人性’已经消失的世界，因为我们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相结合，以致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在福山所言的“后人类时代”，人类主体性因为受到科技的挑战而变得岌岌可危。这也是不少赛博朋克电影传达的关于未来的焦虑。在电影《黑客帝国》中，人类被困于一个“电子母体”中，没有自己的自由和思想，沦为“人肉电池”。这焦虑，源于我们当下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与沉迷。如果不是人控制物，而是物控制人，真实和虚无混为一谈，就容易沦为科技的奴隶。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科技技术的革新总是伴随着如潮水般涌来的谴责。但事实上，虚拟世界并非是一切恶果的原因。现实与虚拟之间，也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存在。拜厄姆提供给我们另一个观察的角度。她在《交往在云端》一书中提出，“如果我们把数字关系看做日常生活和社会语境中的一部分，它就不会是一种激进的关系变革的中介。”她认为，数字交往对人际关系得以影响，远非某单一因素决定的。技术也好，媒介也罢，社会交往中最活跃的要素是人，人的选择，才是人际关系亲疏深浅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未来的走向我们无法预测，与其沉浸在对“未来技术将控制一切”的恐惧中，将虚拟与现实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如切实地了解它，尝试着掌控它。毕竟，我们无法阻止新技术、新媒介的产生，而只有充分认识它，才能逐渐建立新的系统主体性。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目前，在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互联网脱退”小组、“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里，一些人正在试图摆脱数字世界的控制。他们远离数字设备，重新训练自己的识路能力，探索附近的美食，认识附近的人，以实验来证明生活可以不被手机绑架。让工具重新回归工具性，把生活还给生活，夺回生活主导权与个人主体性。这是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必须要面对的挑战。[1]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 新闻记者(06),4-11.
[2]柳梓昱.从沙发土豆到赛博人：人机关系的发展与隐忧[J]. 视听界(02),50-53.
[3]成庆.“内卷化”与意义世界的重建——兼与徐英瑾教授商榷[J]. 探索与争鸣(07),90-98+178.
[4]姜文振.“后人类”时代的伦理困境与人文之思[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76-84.
[5]何李新.齐泽克的赛博空间批判[J]. 外国文学(02),135-142+160.
[6]（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7]（美）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8]人物.放下手机30天.2022
作者：李鱼
编辑：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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