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X冯仑：人生就是离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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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陈行甲新作《别离歌》上市之际，对话冯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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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31 篇深度好文：9644 字 | 25 分钟阅读

近日，陈行甲与御风集团董事长、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谈，聊了聊各自人生路上的坎坷和欢笑，也分享他们是靠什么样的信念走到了今天。

以下为本场对谈精华内容：

冯仑：

今天的主题是“做自己的英雄”。

其实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包括做一些公益，所以我想围绕着公益可以多聊一下。

首先，你在公益项目中确实做了一些人文关怀，同时也有社会观察，你从机关出来就做公益，马上满7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公益领域里，你最大的人生感受是什么？

因为你是全身心、全天候投身于公益，你做公益的方式非常了不起，你现在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陈行甲：

谢谢冯总，您问的是一个很彻底的问题，其实我不仅仅是以公益为职业，我还是以公益为“志业”，志向的志。

其实在英文里，它们的区分比较清楚，比如说职业、工作就是job、profession，但是如果用career，翻译成中文的话，可以是“生涯”。

一个人“吾生也有涯”，就是学海无涯，所以那就是以此为志业，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是决定了以公益为志业的人，我当时决定投身公益的时候，其实就是想清楚了的。

我本科就是学数学的，所以我经常有很多数学思维，我们会画几何图，画坐标象限。

我们经常会用坐标象限来形容说，人生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你会面临很多的事情，也会面对很多的路口，看你怎么选。

如果你选择这条路，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你选择那条路，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有时候，人生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选了就是选了，你选了这条路，意味着放弃那条路。那么怎么选呢？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解数学的方法来说：

我们建立一个几何象限，决定你想去做什么事、你要去做什么事的话，我们可以画一个坐标图，如果分为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你喜欢、你热爱；

第二个维度是你擅长；

第三个维度就是有意义、有价值，这个意义可以是广一点的意义、虚一点的意义，也可以是具体一点的意义，总之这个意义感，是我们活着的一个最重要的动机；

第四个维度是能挣钱，因为我们都不是活在真空中的人。

从这四个维度讲的话，我觉得，人的一生，在做关键选择时，能把它们凑全是极难的，凑全将会是完美人生。

正常情况下，你如果能凑到三个，就已经非常好了，至少要有两个，你的人生才能立住。

做公益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凑到了三个（维度）：

第一我认可它，我通过过去的经历，我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从而得出综合的一个判断，对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判断。

我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认知，我很喜欢这件事情，特别是那种还带一点点未知的探索性的事情。

我7年前辞职的时候，在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相对是不发达的。

我其实看过您的书，您中间的那些分享，您发现了很多的公益项目，做了很多的公益实践，您知道中间的酸甜苦辣。

我过去在基层行政的过程中也有观察、有体验、有思考，所以我就觉得公益是有探索性的事情，我就非常喜欢。

第二，我不敢说我擅长，但是我觉得作为好的公益慈善人，它需要的那种社会连接的能力，特别是我在基层行政领域锻炼出来的项目策划能力和团队执行能力，以及我过去得到的百姓的信任。

冯仑：

我们在公益上有一些交集，我觉得你特别强大的能力，跟你过去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你的领导力、执行力都很强，沟通能力也很强。

这三个力量在你身上体现得很完美，这样的话你就能做公益（事业），能够达成你想要做的。

很多人去做一件事情，他的沟通能力可能很强，但没有执行力；

有的人，执行能力可以，但是没有领导力，对规划和对未来的方向感差一点，所以我觉得你的领导力超强，现在又多了一个表达能力。

这几个能力在你身上充分地体现出来。

陈行甲：

冯总您是前辈，是智者，在您面前我也不想假模假样的谦虚。这些能力，我其实不敢说擅长，我觉得我基本上是合适的。

所以第二个维度有了，第三个是有意义，有价值感，它自然是摆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我觉得做公益是一个立得住的事情，对于人生选择上来说，它是非常值得的。

讲到这儿，我其实很想说，用我的数学模型来说，冯总您当年似乎是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了。

冯仑：

我当时从机关离开的时候，跟你不太一样，你其实更理性，我离开（机关）的时候，遇到一些社会突发事件，我就出来做生意了。

我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慢慢寻找到你讲的第一个维度。

相当于在一辆车上，是被动的，人家让你下车，但我还没到站，你怎么让我下车？他说，不行，这车不去（你的目的地），或者坏了，我只好下来自己找方向。

我先去一家私人企业打工，解决吃饭问题，打了两年工以后，慢慢思考，找到了意义，认为商业也可以到达我原来想到的那个地方，但我没“车”了怎么办？我就自己造个“车”，继续（前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通过打工的过程慢慢思考，后来找到了商业和我原来要去的地方所结合的意义。

第二个维度，我还不擅长做生意。

我30岁开始出来做生意，之前从没做过生意，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讲一个数字你就知道了，我从1991年开始创办公司，但1991年，中国连一个和做生意相关的法律都没有，到1993年才有《公司法》。

1993年到现在，全国人大通过了将近300个法律，现在，我们有将近1100个行政法规跟做生意有关。这30多年中，我就不断地在学习，所以就回答了“擅长”这个事，（原本）我是不擅长（做生意）的。

第三个是兴趣，兴趣是有的。

第四个挣钱。

最开始也没钱，是做了几年以后，企业慢慢发展了，才赚到一点钱，公司发展了几十年，有一些财务能力，我现在还是比较热爱、喜欢房地产这件事，所以这四条是慢慢具备的。

冯仑：

我特别想了解，你人生转换（方向）以后的这几年，最重要的体会是什么？

我为什么好奇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半以上的时间还在做企业，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时间做公益，但你是全职、全身心地做。

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你现在的体会、体验，或者你有什么独到的东西。

陈行甲：

聊到这点，（我的感受）就慢慢地在内心里很清晰地浮现。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句话，当时有点不屑一顾，觉得它非常“鸡汤”，甚至有点肤浅。

但是现在我已经满53岁了，再回过头去看，特别是结合我这七年在公益中的实践。

我无比地认同那句我曾经认为很肤浅的话——“人一生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一生”。

这句话是我当下最发自内心的感受，就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人生，不是外界看着你，觉得你怎么光鲜、怎么富足、怎么成功，而是你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平和的、不羞耻的、非常自洽的喜悦。

冯仑：

我有时候看你的视频，我发现你真的非常喜悦，有时候还会唱歌，我觉得这是人生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你）不仅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还找到了生命的愉悦感，而且有对未来快乐的憧憬，这种生命状态非常好。

可是我看到《别离歌》里讲到，你做的这三个公益项目，特别是接触一些癌症患者，遇到病人、孩子的病况和他们心理上的问题，以及一些困难家庭，包括你家里也有亲人生病。

你经历这么多事，还能保持坚定而且愉悦的心态，真是像俞敏洪老师讲的“有胆、有趣、有爱”，这种性格是后天养成的，还是你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

陈行甲：

冯总，您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非常愿意跟您这样一位兄长、智者交流这样一个维度的问题，我觉得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当然我也喜欢过去那个勇敢的自己，现在这种轻松的、快乐的、愉悦的自己，我也非常喜欢。

至于我这种性格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个问题我想清楚了。我跟我的爱人除了是夫妻以外还是朋友，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前不久，我们深度交流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自己现在这种状态，（结论）就是小部分来自先天。

我小时候跟着母亲在山区农村长大，我那时活得小心翼翼的，因为我母亲是那个年代在山区农村最困难的人群——“半边户”。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税员，在遥远的地方工作，一年才回来一次。我童年印象中，有一年他春节都没回来。

我母亲带着我姐姐和我两个弱者生活，这么弱小的一个家庭，只有我母亲一个“半劳力”，所以在生产队里是特别受歧视的对象。

所以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分粮食的时候，在黑夜里打着灯笼，在生产队的仓库里，看着那些有青壮年劳力的家庭兴高采烈地分粮食。

而我的母亲背着背篓，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姐姐，我们小心翼翼地站在外面，等别人把粮食都分得差不多了，最后堆得只剩那么一点点的粮食，我们才上去分。

后来，学习心理学之后，我才知道我有一点“讨好型人格”。

因为我从小跟着母亲学会了看人脸色，那时看生产队长的脸色，看小组长的脸色，看家里有劳动力的人的脸色。

因为那时入冬之后要打柴，我们家的劳动力完全不够，从我记事起，我会跟着母亲去砍柴，但是我们能砍多少？

所以每到入冬之前，必须有一天要请工砍柴，我母亲带着我，上门找劳动力多的家庭去请工时的那种状态，令我印象极其深刻。

所以我的性格中有比较和善、比较善于沟通的地方，这可能就算是我的基因中带来的一些优点。

冯仑：

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我发现人其实有“三张脸”：

第一张脸是你认为你自己的样子，你给自己画像；

第二张是社会上别人看你的那张脸，比如你自认为自己是君子，可是别人都认为你是小人；

这两张脸就有反差，于是你就会想要改进，这张“未来的脸”就是第三张脸。

第一张脸是自己看自己，第二张脸是别人看你，第三张脸是你要找到差距，想改变的那种（状态）。

人能达到这“三张脸”合一的状态，会愉悦幸福得不得了，你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人的焦虑，来自这“三张脸”不一样，如果自己看自己的这张脸，和别人看你的这张脸有冲突和矛盾，会带给你不安、焦虑、痛苦。

如果“三张脸”合一，比如我认为我是一个能干的人，别人也夸奖我能干，我得到了激励，继续努力做，我就是更能干的人，这时我会很满足。

我觉得你现在就拥有满足感，你对自己的认知和别人对你的认知是一致的，你全身心地投入公益，不像有的人在做公益的过程中，会想再得到一点别的东西。

所以我说你是“三张脸”合一了，你很幸福，很快乐。

陈行甲：

非常谢谢冯总，您其实在帮我梳理心境，我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我形成现在的性格特点，后天的决定性因素在哪里呢？

我人生中的成长，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在40岁那一年，在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的第一年里，我患了重度抑郁症。

不仅仅是做简单地咨询、吃药就可以康复的，我爱人是陪我去住过医院的。

我其实觉得，患抑郁症是我人生成长中的镜像。

这样您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现在做的项目中，有个“知更鸟公益项目”是专门关怀儿童青少年抑郁和儿童青少年精神健康的。

因为“身受”才会“感同”，我自己患过抑郁，我知道那有多难，我知道在绝望的深渊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状态。

我还是个大人，我当时还有爱人那么强有力的支持，而孩子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类问题这么严重的原因。

那么我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间，我走出抑郁的过程虽然很艰难，但是我很幸运，我走出来了，之后我就成长了。

冯仑：

你靠什么来治好抑郁？我也很好奇。

陈行甲：

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罹患抑郁症状或抑郁情绪的概率是多少？不是90%，不是99%，而是100%。

哪怕您回望过去的人生，虽然您现在是一种非常好的、非常智慧的状态，但是在漫长的一生中，您没有低落、绝望、无力的时候吗？

一定会有，这是100%的，在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就已经出现抑郁情绪、抑郁倾向了。

只不过有的人比较幸运，（这种情绪）可能是一过性，有各种客观、主观的因素加在一起，比较幸运地逃过了而已。

所以我愿意面对公众、面对大家，把我曾经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这件事讲出来，我想以我的经历帮助那些罹患抑郁症状或者抑郁情绪的人，帮助他们去掉“病耻感”。

患了抑郁症不是我们的错。这并不是我们脆弱，并不是我们不坚强，并不是我们矫情，抑郁就是“精神上的感冒”，这不可耻。

首先要去掉“病耻感”，第二个就是帮助社会公众，为抑郁症去污名化。抑郁症不是精神病，不要去歧视它，如果你歧视它，某一天也许就是在歧视自己。

冯仑：

我想问你一个挺有趣的问题，庙里的和尚会抑郁吗？

陈行甲：

我觉得他们也会有（抑郁），只是你不知道。

冯仑：

小和尚（也许）会抑郁，那么修行比较好的和尚会吗？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社会上的人，（我发现）往往君子容易抑郁。

我一直有一个方法，用来解决内心的（情绪），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情绪不好的时候去跟人聊天、跟人交流，这很重要，情绪不好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待着。

第二，如果找不到人怎么办？那就看书。当我情绪不好、遇到难事、有无力感的时候，我是拿着书，（哪怕）不翻进去读，只看书名。

我会看书名，然后看书的目录，等于这一晚上我看了这么多人对不同问题的分析，找到了很多解释方法，人对自己的行为要有合理性的解释、正当性的解释，我得到了解释，我就释然了。

所以我刚才问你，为什么修行好的和尚不抑郁？因为他有一套解释方法。

陈行甲：

您这个觉察，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那些得道的高僧，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定抑郁过，为什么？

因为您刚才问道，行甲，你现在为什么这么自洽，为什么这么快乐，活出了一种喜悦感？

是的，我就是活出了喜悦感，在我患抑郁症的过程中，我冲破那个壳，我走出黑暗隧道，给我赋能了，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复了。

我吃了两年半的药。因为我住过院，出院时，我的主治医生对我说，这个药你要长时间吃，我就问他，长时间是多长？

他说，吃到有一天你忘记它为止。

这句话就有点禅意。我当时很着急，吃了一年药之后，我曾经试图要摆脱它，我觉得我有工作要忙，我有正事，我怎么能天天吃药，潜意识里感觉自己还是个病人。

于是想慢慢尝试（断药），因为我自己觉得状态也比较好了，我就断药，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病情就反弹了。

我的爱人有高度的警觉，她感觉出我在反弹时立马就说，听医生的，（这个药）我们要一直吃下去。

有很多人一生都必须吃药，好比说你得了高血压、糖尿病，你的药就是要吃到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如果你患了高度近视，你的眼镜就是要戴到生命中最后一天。这个药不就是你的眼镜吗？

为什么没有人抗拒戴眼镜呢？然后我爱人给我备了一个药盒，让我放在包里，随身带着，她为了让我记得吃药，还精心准备了各种颜色的药盒。

后来，我又吃了一年多之后，状态越来越好，工作又很忙，有那么几天，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想起来我忘记吃药了，我一下子喜出望外，我终于忘记吃药了。

然后我马上给我的主治医生打电话说，我这几天都忘记吃药了，结果我的医生非常轻松地笑着跟我说，但是这会儿你又记起来了。

我马上就说，我知道，然后我就乖乖地继续吃药，到后来我发现，我的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可能有一两天会忘记吃药。

但是第三天，等我想起来了，我会把忘记吃的药又吃回来。

当我感觉特别好的时候，我按照医生说的，也不要停药，把药切成一半吃，我又这样吃了一两个月，还是觉得状态很好。

觉得天特别蓝、花特别香，风都是甜的，我说，还要吃药吗？

医生说，要吃，你感觉这么好，就把它切成四分之一。

一直吃到有一天，医生说，行甲，哪一天你不用吃药了，你自己心里其实是知道的。这个话又有点（禅意）出来了。

我爱人就说，人老了以后，走路不太稳的时候，需要一根拐杖，一直要杵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拐杖是你的朋友，是帮你的。

至于这根拐杖（虽然）把你的胳膊、手掌磨得不舒服，但是这一点不舒服相对于它对你的帮助来说，比例（占多少），我们又要算一道数学题。

我爱人一语点醒梦中人，所以，我就一直这么把药吃了下去。

有一次我从外地出差回来，我又把一板药从12颗切成了24颗，又切成48颗，等我吃完了，我爱人就非常快乐地跟我一起，在灯光下面拿着小刀切药，切到后面的时候，我当时在灯光下突然笑了，我内心的声音出来了：你不用吃了。

但是我仍然非常喜悦地笑着，把这板药全部分完，装进了我的药盒，我可以不吃它了，但是我仍然带着它，因为它是我的朋友。

在我哪一天可能遇到极端情况，心绪难平的时候，我也许还用得着。既然它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就一直带着它。

冯仑：

所以找到一个“解释”很重要，你看你做到了自洽，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于是就有喜悦。

你如果没有这个解释，就会有苦恼，就很负面，你觉得你是个病人，但你把药理解成为朋友，你接受了以后，有喜悦感和成就感。

冯仑：

行甲，导致你抑郁的诱发因素是什么？因为我奶奶是精神病患者，所以我写过一篇小文章，专门讲“奶奶疯了”。

在我20岁以前，我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她经常会在后半夜起来，突然大声地演讲，她常年都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就很关心你抑郁的诱发因素是什么。

陈行甲：

您的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可能就会帮助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我当年的诱发因素是什么呢？

我在面临巨大的、客观的、非常艰险复杂的工作压力和工作情况时，出现了一种非常要不得的情绪，就是自责。

强烈的自责，长时间的自责，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坚强，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堪大任，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对不起家庭，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对不起自己读过这么多书，对不起一路以来爱护自己的这么多人，对不起我要照顾的几十万面临脱贫攻坚的（百姓）。

这么巨大的压力都靠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会睡不着觉，心神不宁，你幻想自己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出坑，但是怎么可能？

说实话，自责、内疚、负罪感是非常要命的情绪，这些是抑郁症最多的诱发因素。

在面临很更大的工作压力的情况下，会再陷入负循环，你会吃不下饭，体重开始减轻，然后你就开始魂不守舍，状态越来越糟，这个时候，你就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其实我现在回过头看，从我有抑郁情绪到患抑郁症，中间起码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有很多得到缓解的机会，都被我一一放过了，因为我对生理和心理科学的无知。

因为我对自己的偏执的自责，（让我）一一放过了可以往回走的路口。

结果最终走到了抑郁症，走到了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境地。

但即使我在最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自杀，因为只要我走到三楼以上，我就要往里面走，我不给自己这种自杀的机会。

当时让我强压住自己不往自杀那个方向去想的最主要的原因、我的力量，真的不是我去世多年的母亲，不是我的老父亲，不是我还没成年的儿子，不是我多年相濡以沫的爱人。

而是50多万的贫困地方的老百姓，他们怎么能接受他们的县委书记是自杀的？

这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对这个地方的诅咒和伤痛，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带给他们的），于是，我最后决定去求救。

在我还有自省意识时，抓住最后一丝力气去求救，我给爱人打电话说我病了。我俩相隔500公里，而且中间因为我对抑郁的无知，导致我瞒着爱人，报喜不报忧。

我之前一直在想，她在老家带着孩子多辛苦，我隔着这么远的地方，怎么能让她挂念我？

但事实上，朋友们，当你难过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不要怕麻烦他们。

冯仑：

回过头再看你新出的这本《别离歌》，你看这么多人推荐，陈越光、俞敏洪、戴建业等等，都是了解你的，而且是好朋友。

整本书里边讲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讲公益的可持续。最后我讲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你把“别离”作为这本书的升华点。为什么最后你停在“别离”两个字上呢？

陈行甲：

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最开始我有一个朋友说这个题目没有商业意识，因为“别离”两个字带一点伤感，带着忧伤，带着人生中间的一种无奈的情绪。

说实话，我觉得我也是越过了人生的一些山丘了，我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我现在回望人生，我觉得其实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一个离别的过程。

我从小长大，离开我的家乡，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再长大就离开父母，然后我自己独立成家。

我成家之后，辛辛苦苦地在异地一起跟爱人操持家务，把孩子一点点养大。

我的爱人特别睿智智慧的一点，我特别佩服她，就是我儿子在读高三的那一年，她当时是一家内地银行的国际金融业务的老总，说辞职就辞职，辞职一年陪儿子。

我爱人说儿子马上上大学了，我们宜昌是个小城市，儿子肯定要到大城市去。我儿子是“学霸”，甚至是“学神”级别的。

我爱人说，他将来到哪去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要珍惜我这一生中可能最后能跟他朝夕相处的时间。

现在我儿子从北大毕业，考了全额奖学金，在美国念博士。人生是一粒种子，你不知道他将来会在哪落地生根。

她说，我要珍惜这人生中间可能是最后的跟他朝夕相处的时间，但是我儿子那个时候也才16岁，我爱人就有那样的觉察。所以我后来一想，人生可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离别的过程。

我们在不断地成熟，在不断地长大，我们最开始是离开母亲的身体，几年之后离开母亲的怀抱，慢慢地走路，我们到学校去。

小学毕业后你看小学的老师；中学毕业后你看中学的老师；大学毕业你多么的不舍，多么喜爱你的校园，但你要告别它，你不会当一辈子学生。

人这一辈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挥手告别的过程。

幸运的人在慢慢地、自然地离别，但是也有很多无奈的生离死别。我们常说，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我在《别离歌》中写的都是些普通人，都是一些传统意义上可能不会被记得、不会被在乎的小人物。他们活了一生，我在书里讲的第一个孩子只活了7岁，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我其实觉得如果我不写他，他这一生像一缕烟，像一颗尘土，就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了。

他不是王侯将相，他没有经历过成王败寇，他没有走到才子佳人这样一个阶段，他还没来得及看过这个世界的美好。

但他来过这个世间，他非常努力地去挣扎、求生，去感受生活。这是值得记录的人生。

冯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我看写“别离”的作品特别多，因为别离过程中的情感是最拉扯，也是最浓烈的。

爱人之间、子女之间不忍分离，人处于生死之间也是拉扯，生的人想把要死的人拉住，死的人又不想下去。

你说到“别离歌”，我就想起这个往事。好多年前，一位前同事去世，我去龙华殡仪馆参加追悼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个乐器和一个小本跟我推销，说要点歌吗？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还能唱歌？他说是可以点歌的。

原来卡拉OK在这儿还能点歌。我就充满好奇地问他，到这儿的人都点什么歌？他跟我说，一般都点三个歌。我问什么歌？他说第一个歌叫《其实不想走》，第二个点得多的叫《真的好想你》，第三个歌叫《走进新时代》。

所以其实“别离”就这么三件事：第一不想走；第二好想你：第三面对现实，走进新时代。你用“别离”，加了个“歌”，有情感上的不舍，也有一种乐观的展望，我觉得这个书名起得很好。

陈行甲：

对，而且这个“歌”其实是一种歌唱的状态。古人讲踏歌而行，我就很喜欢这句话，喜欢在中间踏歌的那种感觉。

就像您说的“歌”，您可能说多半是喜悦的，但也有忧伤的歌。但是您注意到没有，即使是忧伤的歌。

比如《泰坦尼克号》那首My Heart Will Go On，爱尔兰风笛的声音一上来，你就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但是你也会注意到它很美。

所以我就觉得“别离”和“歌”连在一起的话，它就有一种深情的、庄严的气质，这样连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感觉就很好。

我就说其实人生离死别是个常态。我把《别离歌》这本书献给天堂里的母亲。我的母亲已经逝世快20年了，但是我后来就想，我为什么通过这样一种状态把书献给她？这是一种怀念，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告慰。

我就想起很喜欢的一个美国著名演员——基努·里维斯，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的话。

主持人问他，你觉得人死后会有灵魂吗？基努当时的回答是特别震撼的。

一个人人到底会不会有灵魂，大家通常都会从宗教信仰、从科学、从社会、从各种角度去想。

但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人死后会不会有灵魂，我只知道我的那些离去的亲人，他们一定很想念我们。

冯仑：

我觉得你挺了不起，因为写书这件事我也有尝试。比如有很多人写别离，你怎么把别离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个挑战。

一般大家都会在行文中描述拉扯的痛与伤感，那就是大家心里预期的别离。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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