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管理学的真相

由托德·布里奇曼和斯蒂芬·卡明斯所著的《管理学的进化》这本书基于批判的视角，通过管理学理论的社会建构、人际关系理论、组织文化和团队，商业伦理等几个方面，让我们了解管理思想史上那些最负盛名的理论背后的故事。其作者认为，那些最负盛名的管理学理论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历史性原因所致。管理学教科书之所以会呈现今天我们看到的理论，是“因为这是对理论家实际作品的好的表述”或是“因为这是教育我们学生的最佳方式”。但是，其中却谬误不少，误人子弟。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管理学理论的基础。而其中最重要的分别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管理学之母”玛丽·福莱特的动态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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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的诞生经常被追溯到弗雷德里克·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这部开创性的著作描绘了一种科学管理理论。泰勒当过钢铁厂的工人与机械师。他相信雇主与雇员有着共同的目标，即打造一家成功的企业。然而，他认为双方都陷入了一种敌对的思维倾向之中，这就导致了低效率。雇主试图尽可能地压低工资，相信这会增加利润。而低效率部分的原因是磨洋工，部分的原因是雇员故意限制产量，以避免失业。许多工人每天的工资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无论他们的产出如何，他们都能得到相同的工资。而那些从事计件工作的工人则发现，如果他们提高了产出，那么管理层通常会降低计件工资率。

泰勒寻求的“最大限度的富裕”，只能通过对工作方式的彻底重新设计来实现，以使工人与机器的产出最大化。他的新方法包含四条管理原则：

第一，找出工人完成每个动作的科学方法，代替过去单凭经验工作的方法。

第二，科学挑选工人对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成才。

第三，与工人密切合作，以确保所有工作都按照制定的科学原则完成。

第四，管理者与工人的工作和职责几乎是均分的，管理者应该从事那些自己更擅长的工作。

泰勒通过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与一名叫施密特的荷兰裔工人进行试验，来说明其管理原理的可行性。泰勒每天付给施密特1.85美元的报酬，并告诉他必须严格按照经理的指示行事。施密特答应了，接下来的一天他装载了47.5吨生铁，并且根据泰勒的说法，他在接下来的三年内都保持这一产出水平。泰勒的实验证明了科学管理在提高效率与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

当亨利·福特开始造车的时候，汽车制造业中的人很少能够买得起汽车。当亨利·福特开发了T型车时，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为了让大众能买得起汽车，福特想更高效地生产汽车，于是他对科学管理的兴趣十分强烈。按照泰勒的原则，福特将汽车的生产过程重组将其变为简单、可重复的步骤，这也就意味着不再需要熟练的工匠。工人可以被轻易去训练做任何工作，比如制造轮胎，这项工作以前由一个人完成，而现在被分解为100个步骤，由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机器来完成。之前，每辆汽车都是在固定的木质支架上从头开始制造的。与其让工人围着汽车工作，不如让工人呆在一个地方，让汽车从他们身边移动。这就是移动生产线的诞生。

由此获得的效率提升是巨大的，但工作的本质已发生了改变，高技能的工作变为低技能的工作。而工人工作的速度由自己掌控变为由生产线的速度所控制，后者是由管理层操纵的。T型车给福特带来巨额利润，为了让工人都接受他的新的生产方法，福特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一倍，达到每天5美元。查理·卓别林在其1936年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捕捉到了这种工作情形，影片以他所扮演的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作为开场。卓别林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将生产线上快速移动的螺母拧紧。如此，科学管理理论开始流行，因为像亨利·福特这样的企业主希望提高效率。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身处这样的时代背景，科学管理理论可能永远也得不到普及。

管理学教科书在介绍科学管理理论着重讨论泰勒，那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发展并推广的科学管理理论。但事实上，科学管理理论之所以流行起来，是因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如何控制大型企业在美国的疯狂扩张。1901年，在美国是一个从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过渡的关键时刻，而工业增长是“美国梦”的关键部分。但是，人们却对大企业的巨大影响而担忧。

起初，泰勒并不喜欢“科学管理”这个词。但当他看到“科学管理”引发公众的关注时，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最早创造“科学管理”一词的是一个名叫路易斯·布兰代斯的律师。因为泰勒帮助他打赢了官司，他将自己的观点写入了第一本关于科学管理的书——《科学管理与铁路公司》。该书的第一行这样写道：科学管理是效率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达了一种新的哲学，即将环保的设想视为工业活动的核心动机。由此，布兰代斯可谓“科学管理”的奠基人。然而，早期管理思想史的著作却忽略了布兰代斯，因为那些作者认为泰勒是比布兰代斯更具吸引力的人选。他们关注的重点是泰勒的效率概念是什么，而非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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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一位让管理学的历史更为辉煌的人物，他对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社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它指引自由市场产出有益于每个人。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如果商人在商业活动中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从总体上来说，我们都会过得更好。

在管理学教科书中，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劳动分工的人，我们也可以将劳动分工称为“工作的专业化”。这种将工作分解为简单、重复性的想法被弗雷德里克·泰勒在其管理科学管理理论中采用。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以一家制针厂为例，说明了如果工人各自独立完成制证的所有工序，那么他们的产出只是由每个工人专门承担一到两个工序时产量的极小部分。这是因为专业化的工人能够熟练、快速地完成他们各自简单的任务。同时，他们从一项任务过渡到另一项任务时也不会浪费时间，并且更有可能发展更为高效率的工作方法。

然而，教科书中仅仅狭隘地关注他的一些观点，却忽略了他的另外一些思想，对于理解亚当·斯密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这些观点的，他们没有提供什么见解。那些20世纪中期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史学家声称，亚当·斯密“提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亚当·斯密在他本人的作品中从未使用这个表述，该观点是他所批判的一些法国作家所提倡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过一次“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他并没有说利己主义是人类事物乃至经济生活中唯一重要的原则，他指出在许多情况下，自利行为可能对社会有害，但这些似乎从未在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提及。

实际上，在《国富论》发表的十七年前，亚当·斯密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在书中，他一开始就驳斥了利己主义：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些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当我们看到有人身处苦难之中时，会心生怜悯地想要去帮助他们，其他人也会这样做，由此我们便可以实现了互惠。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一道德情感的理论描述了社会是如何进步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发展了这一主题。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必要的信任，因为只有当我们相信他人能各尽其位时，劳动分工才能顺利进行。并且，如果他们尽了自己的本分，我们才能够相信他们会进行公平的贸易。以这种方式进步的社会将比不以这种方式进步的社会更好。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的伦理体系，构成了劳动分工这一管理理念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教科书会片面的描述亚当·斯密的思想呢？一种愤世嫉俗的看法是，那些需要从基于私利的经济体系中获益的人，以及那些想要建立一个学术领域的人，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挑选了那些能够证明他们所偏好的观点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他部分。一种更为友好的解释是，当早期管理思想史被编写时，作者们在他们所仰慕的学科中寻找线索，这时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已经被简单地误认为是一名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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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少人知道玛丽·福莱特，但她是一位真正被历史遗忘的人。福莱特是20世纪初著名的、备受推崇的作家与社会活动家。她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著作，即《新国家》（1918）与《创造性的经验》（1924）。还有一本由他人编辑的《动态管理：玛丽·帕克·福莱特的论文集》。正是这个“动态管理”，很好地概括福莱特对管理学理论的贡献。在福莱特的著作中，涉及了领导力、多样性与创造力、员工关系、工作场所民主的重要性以及组织设计等。她甚至被认为创造了“双赢”一词。

在科学管理体制下出现的工厂的管理观将组织视为僵化的和自上而下的。在组织中，管理者制定计划让工人遵循，然后根据“一种最佳的方式”试图指导、控制和改善绩效。但是，当运用“最佳方式”时，往往产生冲突。有着社会工作与社区组织背景的福莱特将冲突视为健康的，而并非像她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那样，认为冲突需要管制和抑制。对于福莱特来说，多样性与冲突正是实现创造性与取得进步的关键。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观点。

有许多理由能够解释福莱特为何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她被低估是因为她是一名女性。其次，她不归属于任何一所大学，既没有高学历，也不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也没有年轻的追随者。

对福莱特的理论缺乏理解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福莱特的思想不符合当时新兴的对于管理学的基础叙述，缺少一种能够使自身易于归类的形式。福莱特不像泰勒与科学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与任何一个学派都无关。她的思想无法轻易地为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就好像亚当·斯密的思想那样。她的思想也无法被塞进简单的三步或五步的模型或网络中。不同于泰勒，她的研究内容难以被归入管理学的某个子领域，因此她通常不会出现在管理学教材的管理史章节中。

《管理学的进化论》一书之目的在于对管理学理论在教科书中传统的呈现方式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体现在对过去和历史的重要区分。对历史的传统看法是，将其看成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真实、客观的描述：这些事件为何会发生，以及谁主导了事件发生。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而历史则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区分，就必须接受历史是对过去的一种主观的描述：即那些编写历史的人决定了要突出哪些事件，哪些事件被略微提及或完全省略。他们决定了哪些人应该被突出，哪些人作用较小或被排除在外。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过去与历史之间的区别，就可以更自由地创造新的历史，以照亮那些被历史忽略或遗忘的人、地点和思想。

来源：在苍茫中传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