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国家的缔造者，李光耀做对了什么？

作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一手缔造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里，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在30年内由一个殖民地脱身，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要冲，其战略地位使它备受各大国关注，沦为大国间博弈的棋子是它不得不接受的命运。而且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国内有不同的族群、宗教和语言。可以说李光耀当时拿到手的是一手烂牌，但他却能凭借独到的政治手段和领导才能，带领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在各个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平稳发展。称李光耀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是恰如其分的，他生前对世界政治走向的预判，许多在今天也都已成真。

伟人与伟人心有灵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的关系非同寻常。基辛格通过哈佛的一面之交就对李光耀高看一眼，一位大国政治家与一位小国政治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病逝，基辛格当天即发表文章，纪念这位“亲密的私人朋友”。

在百岁遗作《论领导力》一书中，基辛格以亲历者的视角，通过梳理翔实的历史资料，对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领导力进行了具象化的解读，并高度评价道：

李光耀的治国经验说明，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质财富，亦非其他衡量实力的普通标准，而是人民的素质和领导人的远见。如李光耀所说：

“如果你只看现实，就会变得乏味、庸俗，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比现实站得更高。”

【美】基辛格著

胡利平林华译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李光耀的成就与《论领导力》中介绍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不同。其他几位领导人代表的国家都是大国，有着历经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而形成的文化。他们努力带领自己的社会从熟悉的过去走向不断演变的未来，对他们来说，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他们能否引导社会的历史经验与价值观，来推动社会充分发挥潜力。

李光耀的治国方略来源完全不同。1965年8月新加坡独立后，他成为领导人，掌管的是一个过去从未存在过的国家。因此，实际上，他的国家除了曾经受过帝国统治，政治历史为零。李光耀的成就是克服了国家的这个缺陷，为一个由不同族群组成的社会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未来，以此确立了明确的国家自我意识，并把一个贫穷的城市发展为一个世界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李光耀成长为一位世界级政治家，各大国对他求计问策，趋之若鹜。理查德·尼克松说，李光耀显现出“超越新仇旧怨、思考未来世界性质的能力”。玛格丽特·撒切尔称李光耀为“20世纪最成就卓著的治国者之一”。

李光耀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取得这些成就的。新加坡的领土“落潮时大约有224平方英里”，他常说还不如芝加哥大。这个国家连最基本的自然资源都缺乏，包括没有足够的饮用水。新加坡独立时，国内饮水主要靠热带降雨。但降雨有利有弊，因为雨水使土壤中的养分流失，导致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按全球标准看，新加坡的190万人口微不足道，还被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3个不同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弄得社会撕裂。它周边的国家比它大得多，也强得多，特别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对新加坡的深水港和扼守海上贸易通道的战略位置既羡又妒。

在开局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李光耀发挥了卓越的领导力，使新加坡蜕变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马来半岛最南端这个疟疾肆虐的小岛一跃成为亚洲按人均收入来算最富有的国家，成为东南亚事实上的商业中心。今天，按照人类福祉的几乎每一条标准来看，新加坡都位居世界前列。

对有些国家来说，在历史动荡中有起有落乃理所当然。新加坡却不同，它必须永远保持最高水平，否则就生存不下去——李光耀不断告诫国人勿忘这一点。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新加坡“不是自然国家，而是人造的”。正因为它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历史，所以不能保证它一定会有未来，它失误的余地几乎永远为零。“我担心新加坡人以为新加坡是个正常国家。”他后来数次这样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能出类拔萃……新加坡就会不复存在。”

在新加坡建国并争取生存下去的努力中，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必须紧密交织。新加坡的国策必须达到3个要求：推动经济增长，以养活全国人口；形成足够的国内凝聚力，以推行长期政策；执行敏捷灵活的外交政策，以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际巨人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贪婪邻国的夹缝中生存。

李光耀也具有真正的领导力所必需的历史意识。“城市国家生存的记录不佳。”他在1998年如是说。“新加坡岛不会消失，但它作为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能发挥作用的主权国家却可能消亡。”他认为，新加坡的发展轨迹必须是一条急剧上升的曲线，没有尽头，否则它就可能被后方吞没，或者被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击垮。李光耀给世界上了一门全球物理课，使世界学到，社会必须不断奋斗才能避免落入无序状态。新加坡走上增长之路后不久，李光耀在1979年5月一次世界领导人非公开会晤中指出，领导人很容易受悲观情绪感染，但“我们必须奋力摆脱这种情绪。必须拿出能够摆脱困境的可信、可行的办法”。 

李光耀在对国家灭亡的威胁猛敲警钟的同时，对国家的潜力也充满憧憬。如果说每一个伟大的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个梦想，那么李光耀的梦想大胆得令人窒息。在他的设想中，国家不单会生存下去，而且会通过不断追求卓越而蒸蒸日上。在李光耀的观念里，卓越远远不止某一次的表现，追求卓越要渗入全社会的肌理。无论是政府服务、商业、医学还是教育领域，平庸和腐败都不可接受。犯了错没有第二次机会，对失败几乎无法容忍。就这样，新加坡因其各个方面的杰出表现而享誉世界。在李光耀看来，尽管宗教、族裔或文化多种多样，但共同的成就感能将他的社会凝聚在一起。

李光耀给予新加坡各族裔人民最大的礼物是，他毫不动摇地相信，新加坡人民是他们自己最宝贵的资源，他们有能力释放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李光耀也不遗余力地在外国朋友和熟人心中激起对新加坡同样的信心。他能够服人，不光是因为他对东南亚地区政治观察入微，还因为他的中华文化传承加上他在剑桥大学接受的教育赋予了他洞察东西方互动走势的特殊能力，而东西方互动是历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支点。

李光耀始终坚信，他所做的不过是释放了新加坡社会自身的能力。他知道，他的努力要成功，就必须成为持久的行为模式，而不能是他个人的杰作。李光耀曾说，“任何自认为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去看精神病医生”。

后来，就连中国都因为李光耀领导新加坡取得的成功来向他取经学习。1978年，邓小平到访这个城市国家，本以为会看到一个落后的地方，以为会受到成群华人的欢呼。1920年，邓小平前往巴黎途中在新加坡待过两天。从那时到他此次来访之前的年月里，他关于新加坡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周围的人。他们提到新加坡领导层时，动辄称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然而，邓小平在新加坡遇到的华人坚定地忠于他们年轻的国家。映入邓小平眼帘的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和一尘不染的通衢大道激励邓小平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推行改革，也为他的改革提供了蓝图。

李光耀在英国读书时，新加坡正深受战后乱局之苦。时至1947年春，食品仍然靠配给，肺结核病猖狂肆虐。马来亚共产党和工会盟友联合起来组织罢工，令经济雪上加霜。

1950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时，两个重大问题仍痼疾难解，一个是住房，一个是腐败。只有1/3的新加坡人有足够的住房，房屋建筑跟不上需求。店铺关门后，店员常常在店里席地而睡。腐败在英国统治时期已经相当猖獗，战时更是变本加厉。通货膨胀侵蚀了公务员的购买力，加大了收受贿赂的诱惑力。   

李光耀回来后打算做从业律师，但很快就投入了新加坡的政治。他的才能立即产生了回报。1954年，31岁的他创立了人民行动党。5年内，李光耀以无比充沛的精力带领该党一跃成为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1959年5月，伦敦准许新加坡在除外交政策和防务以外的所有问题上实行自治。当月，人民行动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李光耀被任命为总理。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了30多年，直到1990年11月离任。

新加坡实现自治后，短短几年内经历了3种不同的宪政安排：1959—1963年是英国政府的直辖殖民地，1963—1965年是名为马来西亚的新邦联的一部分，1965年后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现代新加坡国家的基础就是在殖民统治的尾声时期打下的。李光耀组建的内阁人才济济，包括经济学家吴庆瑞（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和记者S.拉惹勒南（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长）。这批人制订了改善新加坡社会条件的各项计划。

新成立的建屋发展局很快开始建筑大批高层住宅，以便让所有新加坡人都能获得基本上同样类型的、负担得起的住房。居民有权以确定价格从建屋发展局那里购买公寓。李光耀任命称职能干、充满活力的商人林金山做建屋发展局主席。在林金山的领导下，建屋发展局3年内建造的房屋比英国人在此前32年中建的都多。慢慢地，新加坡发展成为人人拥有住房的完全城市化社会，使得每个家庭都因为拥有财产而与新加坡的未来息息相关。正如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将个人富裕与国家福祉紧密相连“确保了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新加坡对住宅区实施的种族和收入配额制先是限制了种族隔离的现象，后来更是将其逐步消灭。来自不同族裔和宗教背景的新加坡人通过共同生活和工作，开始发展出国家意识。

李光耀根除腐败同样雷厉风行。他的政府上任不到一年，就通过了《预防腐败法》。该法严惩各级政府的腐败行为，对受贿嫌疑人的正当程序加以限制。在李光耀领导下，腐败遭到了迅疾无情的镇压。李光耀还将一切外国投资置于严格审查之下，政府对投资的尽职调查一丝不苟，有的时候李光耀甚至亲自出马。新加坡严格执行法律，提升了新加坡作为诚实、安全的营商之地的名声。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李光耀用惩罚失职而不是加薪来鼓励公务员尽心履职。事实上，他的政府起初大幅缩减了公务员队伍。到1984年，新加坡比较富足了，李光耀才采取了他的著名政策，把公务员薪资固定在可比的私营部门薪酬80%的水平。结果，新加坡政府官员成了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一批人。一位著名新加坡学者指出，反腐成功依然是“（人民行动党）统治的道德基础”。

在新加坡，腐败不仅被视为个人道德的缺失，而且是对强调才能卓越、正大光明和高尚行为的社会道德的违背。新加坡经常被列为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这是李光耀为他的国家确定的目标。后来他说：“你需要品质高尚、头脑清楚、信念坚定的人，否则新加坡维持不下去。

由于减少了腐败，政府得以投资实施相关计划来大幅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并提供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环境。1960—1963年，新加坡的教育开支增加了近17倍，学生人数增加了50%。人民行动党掌权的最初9年，李光耀把新加坡近1/3的预算用在了教育上，这与邻国相比是个惊人的比例，事实上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很惊人。  

注重生活质量成为新加坡的标志性特点。新加坡从1960年开展防治结核病的X光检查运动开始，一直将公共卫生作为重中之重。如乔治·舒尔茨和维达尔·约尔根森所说：“这个城市国家在医疗保健上仅用了GDP的5%，取得的效果却比把18%的GDP用于医疗的美国好得多。新加坡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5.2岁，美国却只有78.7岁。”一代人的时间里，新加坡脱胎换骨，从一个疾病肆虐的贫民窟变为一个第一世界的大都市。与此同时，政府担负的成本份额稳步下降。

1990年11月，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结束了他漫长的任期。为确保过渡稳定有序，他一点点地从国家日常治理中抽身出来。他辞去总理一职后，先担任高级部长，然后又担任内阁资政，在随后的两位总理任期中依然保留着影响力，但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

评价李光耀的遗产要先从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非凡增长说起。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517美元，1990年增长到1.19万美元，2020年达到了6万美元。GDP平均年增长率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许久都保持在8%的水平。新加坡成就了现代最了不起的经济成功故事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普遍认为前殖民地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本国经济免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并通过国家大力干预来发展本国自主工业。为了表现新获得的解放，有些这样的领导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冲动的刺激下，甚至认为必须让殖民时期在本国土地上落户的外国人过不安生。

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反其道而行。他拥抱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坚持严格履行商业合同，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他珍视新加坡的民族多样性，将其视为特殊的资产，不遗余力地防止外部势力干预国内争端，因而帮助维护了国家独立。冷战时期，大部分其他国家领导人都采取了不结盟的姿态——在实践中这经常意味着事实上默许苏联的意图，李光耀却把地缘政治的未来押在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可靠性上面。

如同新加坡刚刚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今天的世界再次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时期。关于如何建立成功的社会难有定论。苏联解体后，自由市场民主自称最可行的制度，如今却同时面临着外部替代模式的出现和内部民众信心的减退。其他的社会制度宣称自己能更好地释放经济增长，培育社会和谐。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转变中避开了这种斗争。李光耀对被他贬为“宠物理论”的僵硬教条避之不及。他一手设计了他所坚称的新加坡例外主义。

李光耀不是研究治理的理论家，而是不停地依照形势需要随机应变。他采取他认为有可能生效的政策，如果发现并不有效，就马上修改。李光耀总是在试验各种办法，学习其他国家的好主意，也从它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他从来不迷信别国。相反，新加坡必须不断自问，它是否正在实现由它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并由它特殊的人口组成所推动的目标。用李光耀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受任何理论的限制。我遵循的是理性和现实。我测试每一种理论或科学的决定性标准是，它管不管用？”可能柯玉芝教给了他亚历山大·蒲柏的格言：“争论政府形式的都是傻瓜，只要治理得好就是最佳。”    

李光耀创造了一个民族，还确立了一个国家模式。他既是先知，也是政治家。他构想出了一个民族，然后千方百计鼓励他的国家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出色发挥，实现发展。

李光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政治权力的争夺和与马来西亚的分离，从中获得了从任何正式课程中都学不到的治国心得。他对外国的访问和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也对他影响颇深。到1965年，他已经访问了50多个国家，对受访国治理成绩好坏不一的原因形成了坚定的看法。

“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只在于领土大小，”李光耀在1963年时说，“而是看人民的意志、团结、毅力和纪律，也看领导人是否具有为国家在历史上争得荣耀地位的品质。”

这就是李光耀把“让历史评判”定为行动座右铭的原因。

《论领导力》   

作者：【美】基辛格 著

译者：胡利平 林华 译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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