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实践 | 《财经》书评

《交易与发展：阶段性增长的政治动力学》

[美]兰特·普里切特  [英]库纳尔·森

[加]埃里克·韦尔克 主编

王晓兵 夏章涵 译

格致出版社  2024年2月

文 | 郑磊

编辑 | 许瑶

如果将世界各国分为富国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组别，可以看到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长期稳定在每年2%左右（商业周期除外），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则是阶段性的，往往有停滞、启动、减速或崩溃的交替。发展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是由其历史决定的，也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兰特·普里切特、库纳尔·森和加里克·韦尔克主编的《交易与发展：阶段性增长的政治动力学》，通过对孟加拉、柬埔寨、加纳、印度、利比里亚、马拉维、马来西亚、泰国等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解释了这些国家出现加速增长和经济减速交替阶段的分析框架。作者糅合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简称AR）关于包容性制度的理论和诺斯、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简称NWW）的“有限准入秩序”理论，从现有经济状况和政策制度的反馈循环角度，指出积极正向的反馈导致包容性增长机制得到改善，而消极负向的反馈会导致促进增长的条件恶化，造成经济减速甚至崩溃。

增长加速与维持增长的制度驱动因素不同。AR理论认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前者包括为大多数人提供安全的产权法律和秩序，对企业家相对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国家对市场的支持，以及为绝大多数民众提供教育和机会。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国家允许民众广泛参与、维护法治，对政治精英加以限制和监督的政治制度。而攫取性经济制度，如不安全的产权和限制进入市场的法规，以及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会促成基础广泛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且只会使一小部分精英而不是多数人受益。

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的总增长潜力以及资源的分配，在AR框架下，经济制度由政治决定，政治制度取决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力量。权力关系将决定哪些经济制度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资源的初始分配和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上和实际的政治权力，进而决定了经济绩效，以及与政治权力分配相适应的资源分配。精英是否会利用他们对政治和官僚的影响，为结构转型创造更多可能性，或用来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快速增长阶段是可持续的，还是将失去活力甚至被逆转。

AR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导致经济表现不佳的政治均衡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使该国经济增长停滞多年。掌权的政治精英始终会维持赋予其权力的政治制度，以及向他们分配资源的经济制度。相反，包容性政治制度一旦出现，就可能产生强劲的经济表现，加强这些制度的福利增强效应，可以使国家因提升了制度承诺的合法性而变得更可信。从这个角度看，变革是可能的。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出现制度分化的关键时刻。但是这些关键时刻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这个理论成功解释了富国持续增长的现象。

作者将增长分为四类：奇迹增长、稳定、增长、停滞和危机，定义了两个核心变量是政治解决方案和租金空间，结果变量是增长阶段和结构转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公司的利润受监管租金的影响，而监管租金源自政府的一些自由裁量行为，比如商业许可证、给特定公司的税收优惠、独家经营权等。

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分为四类：“食利者”主要从事出口的自然资源类出口企业；“魔法师”是竞争激烈行业的出口企业；“权力经纪人”是受租金监管影响较大的国内企业；“主力军”是在竞争市场上为国内经济服务的企业。作者将交易分为有序和无序、开放和封闭。有序交易是指投资者和政府协商后达成的交易安排都会得到遵守，政治精英会兑现与投资者达成的交易。而混乱无序的交易正相反，投资者和政治精英达成的交易不能确保会达成。开放交易是对所有投资者都开放的交易，而政治精英只向部分投资者提供的交易是封闭的。

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向经济参与者提供的那些交易的本质所带来的结果。这种增长的结构转型特征是政治解决方案和租金空间的函数，结构转型方面的差距由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和经济复杂性指数来衡量。外部跨国因素如商品价格冲击或破坏性技术变革、外国援助等，会影响政治解决方案的性质或稳定性，以及租金空间的性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当交易空间从无序交易到有序交易发生变动时，经济增长可能会加速。

有序交易会刺激长期投资，但前提是对有序交易的承诺必须是可信的。开放式有序交易推动增长，增长的维持取决于未来能否实现更开放、更有序的交易。这是因为交易空间的开放性推动了经济竞争，促进了新企业的进入。魔法师和主力军或在增量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新公司、新产品和新行业的进入，产品空间变得越来越复杂，资源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由此引发结构转型。

然而，开启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同的事情。前者通常需要有限范围内的非常规改革，不需要对制度能力要求过多。后一种挑战更困难，因为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来维持生产活力，赋予经济对长期冲击的抵御能力。

这些案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加速进程不是由历史或变革缓慢的制度决定的。并非所有的增长加速都发生在主导型的具有威权政治或半专制政体解决方案中。加纳、柬埔寨、印度和乌干达封闭有序的交易环境，面临着平民和被排除在外的精英挑战，以及增长过程中政治合法性丧失的挑战。在这些国家中，经济增长还有倒退的可能，主要因为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结构转型，以及从封闭交易到开放交易的转变。

最成功的伴随着结构转型的长期持续增长阶段出现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当权者运用了二元交易策略，这是一个精英们共享租金的体系，同时确保精英之间对魔法师部门的有序交易有共同承诺。然而，两国在经历了近40年伴随着结构变迁的增长阶段之后，增长势头也随着亚洲金融危机戛然而止，至今没能回到之前的增长水平。政治精英的二元交易策略不光失效了，还对于未来发展和制度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从交易资本主义到规则资本主义的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的执政精英的意识形态从反商业转向亲商业，开始出现有序交易。不论选举结果如何，政府对于增长导向的政策承诺都不会改变。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形成交易环境从无序到有序，从封闭到开放的正反馈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交易不仅要有序和透明，收益的流向也应该正确。在所有的案例中，正反馈循环表现为首先是魔法师企业数量的增加，这些企业寻求可以在同行业创造正溢出效应的公共政策，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多竞争优势。随着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崛起，他们在主力军企业的参与度也不断增加，对更透明的政企关系和开放交易的需求也随之扩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了解本国阶段性增长的政治、经济动态，采取务实的政策和制度来应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作者为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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