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修理师，辞职做“农民”｜《财经》特稿

播种、生根、发芽、收获，亲近自然是刻在基因里的本性。生态农业与常规农业不同，有一种被食材消费者需要的温暖感。汤哥和骆姐不用化肥农药，向专业老师请教堆有机肥，日复一日改良土壤，种出来的果子格外好吃

养鸡这件事，汤哥挂心了好几年。这位曾经的飞机修理师算过一笔账：“哪怕一户家庭一年吃我5只鸡，1万户就要吃5万只鸡了，这不是要大发了？成都可是有2000多万人。”

汤哥接着投入三年时间和朋友在山上养鸡，亏损120万元，证明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在成都龙泉山上，吊脚鸡舍搭建好，一茬接一茬的鸡苗培育出来，满山都是此起彼伏的鸡叫声。鸡蛋在竹篱笆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天最多可以捡上700颗鸡蛋。然而，销路不通，鸡蛋也是一下子上千颗上千颗地坏掉。2016年底，禽流感爆发，所有付出打了水漂。

“现在很多人说准备做生态农业，问我们有什么建议，我们直接就说你不要做。”像汤哥一样，不少从城市初入乡村的新农人有情怀、有热情、憧憬田园梦，对市场的真实需求却不甚了解。汤哥的身边，不乏朋友从未了解过农业的坑，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栽倒下来。

和今年4月差不多的季节和天气，2023年这个时节，《财经》记者在成都郫都区的鹿溪农场见到50岁出头的汤哥。汤哥四川人，身板瘦瘦小小的，套在深蓝色的工服里，架副眼镜，知识分子气息若隐若现。这位城市工科男和合伙人骆姐，一手拾掇起30来亩地的鹿溪生态农场。不同于近两年兴起的城市白领返乡浪潮，他们已经回归乡里静默地耕耘了十年。

快到立夏的季节，雨滴淅淅沥沥，汇入农场两侧湍急的河流中，这座新一线城市周边的农场被水包裹住，犹如海中一叶蹁跹的小舟。农场有樱桃、油菜、瓜果、花草、灌溉系统，连同纳凉凉棚，构建起一套自足运转的生活体系。这里是汤哥第二次农业创业的试验场。

汤哥曾在工厂、政府部门工作，一直没能找到自己特别称心自如的状态。上世纪90年代从重庆一所大学毕业后，汤哥进入成都一家国营的飞机修理厂工作，而后成为四川第一批村长助理，在成都三圣乡、红砂村、驸马村那一带工作。到2005年底，汤哥依旧不太适应政府的工作环境，回到一家机械公司工作，后来干脆打定主意，搬到龙泉山搞起养鸡场。

职业生涯的前半程，汤哥曾经花六年半时间修理飞机。但不论加工、装配还是设计飞机，这份工作不允许丝毫差错，限制创新的条条框框很多。汤哥想做一点日常的技术小改动，得拿着文件跑三个部门找人签字。审批的人斟酌半天，“历经千难万险”还是没有弄成。

在鹿溪农场，汤哥找到了让创造力生发的通道。他从事农业十年，来往于城市生活。2020年，客人说好国庆假期来农场玩，汤哥和骆姐连着三晚熬夜至凌晨，只为将芦苇帘子悬到屋外。少有农家会做类似的巧思装饰，而他们乐于让客人看到农场与众不同之处。

骆姐和汤哥同辈、同乡，脾气爽朗，麻利果断，干起事风风火火，务农也超过了八年。她原先在杭州做销售，攒下的钱足够在成都城里买房享福。回到村子后，她学开旋耕机，上房顶。刚开始爬上凉亭时，骆姐双腿发颤。爬过几次后，就不会发抖了。

偌大的农场经营，几乎全靠两个中年人。为了节省人工成本，农场里很多事都得自己动手。长年在地里躬身干活儿，他们的关节慢慢变形，腰椎开始酸痛，皮肤被太阳灼烧成小麦色，日常的衣服也免不了沾灰蒙尘。生态农场的存活率很低，但骆姐和汤哥却说农场带来了内心的宁静。哪怕是窘迫到一点钱也没有、微店的十几块钱也不得不提取出来的时刻。

从土堆爬上河堤，可以俯瞰鹿溪农场：

徐堰河的支流和柏条河分别沿着农场两侧流过，到下游再合二为一，发电入网。整个农场是一块由水流冲击而成的平地，土地油黑，宛如月牙，日常自是不愁取水。水位高时达到5米，待到天热的时候，水位自然回落，又可来到河床上踩水、捡拾图案各异的鹅卵石。

几十种鸟儿在农场里栖居，比如二级保护动物戴胜鸟。喜鹊也在屋门前做窝。汤哥、骆姐种完玉米后，得用网将地表笼起来。鸟儿们极为聪明，会飞来刨土，地里播种的玉米粒就会被吃掉。

鹿溪农场每年种两季菜，物产相当丰盛。南瓜、四季豆、黄瓜，同一时节，农场能出产十几个品种的食材。茉莉、月季、石斛、兰草堆砌在小院角落。桑葚、葡萄、猕猴桃、砂糖橘、无花果、橘子树、车厘子、柚子、李子、桃子，一块区域专门辟出供采果子用。

这片地起初是一个小伙子在经营，照搬澳洲农场的鱼菜共生模式，投入100多万元，但缺乏技术支持和销售渠道，没能走通商业模式。汤哥、骆姐合伙经营农场，接手这片土地的时候，一些地块已经荒掉，长出杂草，骆姐身高一米七，走入草丛中，很快没了人影。

骆姐没有预料到，2016年结识汤哥会改变她的生活轨迹。彼时，汤哥正在龙泉山上养鸡，合伙人黄兵是骆姐的学长，他盛情邀请从杭州回来的她给卖鸡提一些销售意见。春天，骆姐回四川给母亲过七十大寿，连着三个月，黄兵给骆姐打电话，一打就是三四十分钟。

7月，骆姐在杭州上学的女儿放了暑假，她和丈夫一大早就开车上了龙泉山。山的坡度很大，养鸡场已经小有规模，一个鸡舍每天可以捡一两百个鸡蛋，得背着背篓、挑着箩筐去装。但鸡蛋的保质期只有七天，成都天气闷热，销售一旦跟不上立马变质。骆姐看着干着急。

和汤哥团队简单交流后，骆姐很快明白，他们不擅长做销售。虽说当时开了三家门店，但每月有近千只鸡出栏，每天鸡蛋产量那么多，门店仍然不够。“用常规思路来做生态农业，真的行不通。”上千元单价的商品销售，骆姐信手拈来，在两块钱一颗的鸡蛋前，却为了难。

汤哥团队拿出诚意，向骆姐承诺每月5000元的工资、8%的人力股，帮忙养车等待遇条件，骆姐随即留了下来。但工资刚发三个月，形势就急转直下。养鸡场聘请了4名喂鸡工人、3名门店店员加上5位合伙人，总共12人的团队规模，哪怕每人每月工资3000元，一年下来的工资成本也是40多万元。卖不出鸡，工资就是沉重的负担。

骆姐抓销售后发现，三家门店的店员总是坐在板凳上，静等客人进来购买。她向来厌恶拖拉疲沓，受不了“头发都白了，事情还在飘”。在杭州工作多年，骆姐习得一派沿海城市的市场竞争作风，她要求，大家必须出去扫街宣传，拿脚去丈量菜市，去丈量各个街道口。

按照她的设想，每个销售人员每天所到之处，都要拍图片定位报备，人也得入镜。可成都的年轻人并不习惯于激烈的竞争招徕，也没有强烈的赚钱欲望，很难认可执行这些指令，销售仍然未见起色。骆姐撂了狠话，“如果你们这样的话，我就回杭州了。”

“师妹你不要走，你走了我就真的完了。”眼见生意一天天恶化下去，汤哥倍感吃力。当初筹钱养鸡，他顶着很大压力。创业每个环节，汤哥亲力亲为，每天不辞辛劳地干活，骆姐都看在眼里：这个项目不值得合作，但这个人值得。她建议，门店能关就关，人能裁就裁。

汤哥最初设想，城市一家三口吃一只鸡，三斤多就行。但实际上，他们喂养的母鸡得养到七八个月后才能开始卖，公鸡必须得五个月以后，有的甚至养到十个月还没卖出去。每天大车拉来玉米十几吨，即便喂豆粕也要求非转基因豆粕，投入成本很高，产出很低。

2016年底，禽流感袭来，活鸡宰杀门店关门，销售渠道彻底没了。12月，汤哥的养鸡场感染上禽霍乱，一个月死了近3000只鸡，30万元眨眼就没了。恰好又碰上政府打造龙泉山森林公园，相关部门提出如果搬迁，能给20万元的搬迁费。他们顺势就从山上撤了下来。

后来回想，骆姐觉得，人生每做一件事，都有一个契机。

拍脑袋养鸡之前，汤哥也浅浅接触过一点农业。母亲在乡政府工作，他打小在小镇上长大。小镇和乡村相连，周遭乡下的亲戚也不少。然而初次入乡创业，汤哥没有做前期市场调研，也没咨询业内人士。有的人遇到类似的挫折，或许会摆摆手不干了，钱挣不到，人还弄得一身伤病。但汤哥做技术出身，遇到问题，要解决。他有毅力，必须弄清楚怎么回事。

从山上搬下来后，他们开始寻找新项目，瞄准了生态农业。打造一个具备物种多样性的农场，形成完整的生物链条，蔬菜不打化肥农药，一斤可以卖到10元。三个合伙人起初在成都双流区安营扎寨，那儿有鱼池、有树林、有耕地，合着一座四合院，也是30来亩地。

“那会我真就有那么大的决心。”出于一个生意人的本能，骆姐判断，成都需要优质食材的人很多，做这件事有前景。在家人支持下，她卖掉成都麓山国际的一套住宅，投入到新的农场项目中。原本160平方米的大平层房子，售出三个月后价格翻倍，少赚了200多万元，骆姐后来不时回到小区给业主配送菜品，一看到自家的房子总是忍不住鼻酸。

“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想要好的车、好的房。我这一辈子做农业，可能再也不能很快赚到几百万元，但我也不后悔。走过来之后，我忽然发现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我把高端小区里的房子卖了，但是回到大自然中来，我觉得我的身心得到了一些升华。”

农村老家的母亲被骆姐叫来帮忙。开荒、栽秧、种谷子、种麦子、种玉米，母亲宛如一本活的教科书。大家一起没日没夜地劳作。农场产蔬菜，也产鱼，从小区招募社群会员，采取预付配送制。每周二、周五，汤哥早上9点多开车出发，给城南的订户，一家一家送过去。三口之家，一次送6斤菜，5-8个品种。有时到下午2点，他还没吃午饭，饿得前胸贴后背。

双流农场四年之后，团队出现了经营分歧。一些股东希望发展农家乐，而汤哥和骆姐希望坚持种植本身。他们独立了出来，挪到郫都区的鹿溪农场。新地方，种地用水也变得方便了许多。水电、管道、铺路、修理相关的任务交给汤哥。种花种草、带着工人种地归骆姐。

和城里“朝九晚五”“九九六”的作息不一样，四季节律贯穿鹿溪农场的始终。春天的油菜籽割倒了，等阳光明媚的日子，要把菜籽敲出来。再用巡耕机把土地重新翻挖一遍，引水泡土，很快就要下稻苗。玉米则从年底开始播种，第二年夏天收获。

乡下生活有乡下生活的智慧。骆姐种了不少瓜类，怕果蝇钻到花蕊里，果子坏掉，又在旁边种上能散发异味的紫苏，虫子便很少再来。种西瓜，用南瓜藤作母本嫁接苗，病虫害也会少一些。骆姐将农场划分成各个功能区，憧憬着藤蔓花爬满屋子整面墙那一天，人们坐在树下吃豆花和柴火鸡，三五好友也可以坐在河边喝茶、小酌、打打麻将，惬意自得。

然而，农场的经营成本很高。郫都土地年租金一亩2000元出头。汤哥和骆姐除了动手用杂草、树叶、羊粪混在一起做堆肥，一年还会外采十几吨羊粪、牛粪。堆肥放在地头得慢慢缓释。地下水丰富，肥料易被水流冲刷掉，因此又得及时撒肥、翻耕、打窝子、打底肥、种蔬菜、再次施肥。水源充足，地里的杂草也长得特别快，不用除草机，还得请人拔草。

请人拔一天草，10小时工钱150元，有时一个月得拔六次。附近多花农，骆姐感叹，“像我们有临时用工需求的人比较多，他们都很抢手的，电话打迟了，都没人给你做。”

相较繁复的作物管理，农场的盈利模式很简单：10元一斤的蔬菜，还贩卖水果、鸡鸭、豆瓣酱等农副产品。小块菜地也包给城市人，一年花700元可以来亲手耕种、收获生菜、番茄、豇豆、茄子、辣椒。人们也可以花200元认领一株果树，熟透的樱桃尽可收归家中。

人来到郊外，总得吃顿饭，汤哥和骆姐可以做柴火鸡、磨豆花招待。但和农家乐不同，这座生产式农场必须提前预订。“我们不接受空降，哪怕关系再好，来了也只能请到街上去吃。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地里忙，食材需要提前准备，杀鸡、炖出来要三个小时，需要时间。”

前几年他们赚了点钱，又回转投入到农场的基建中。物品添置，加上请工人的费用，七七八八也花了好几十万元。最开始的鹿溪农场只是一个雏形，接着有了钢结构房屋，一点点完善，慢慢有了氛围感。汤哥和骆姐原先一分钱不拿，后来说好每人每月领1000元工资。

2019年，汤哥和骆姐曾遇到一位种火龙果的生态农友，投了300万元，也是没什么收益。“当时他说，家人、兄弟姐妹、其他亲戚都劝我不要干了，好苦啊。但是他们不理解我的快乐。他穿的衣服也是脏兮兮的，全是泥巴，整个人黢黑，又辛苦，又挣不到钱。”

汤哥感同身受：除了没钱的时候，做生态农业的确有一种难与旁人言说的快乐。

播种、生根、发芽、收获，让汤哥生发喜悦。“亲近自然是刻在基因里的本性。一旦接触过，就乐不思蜀。”生态农业还与常规农业不同，有一种被食材消费者需要的温暖感受。“你说你没有用化肥农药，谁信？愿意信任的消费者，包括我们这些生产者，都是熊猫级别的，十分稀少。”许多人甚至没有来过农场。这种在社会上缺失的信任，让很多人难以割舍。

种地的代价也变得可以接受。原本3000斤番茄快到收获期，能卖3万元。结果两场大雨，中间夹杂两日的大曝晒，青枯病来了，灰霉病来了，3000斤番茄全部死了。“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离开这里，但最后谁都没有离开。要走到这里来了，才懂那种快乐。”骆姐说。

那是一种安宁的快乐，在地里干活时经常是沉默的劳作，没有城里与人打交道的繁复。到农村前，骆姐被一位亲人般的挚友卷走了80万元。城里人心复杂，骆姐心生厌倦。2015年，父亲查出胃癌。2016年3月，杭州一位朝夕相处的好友查出肝癌，6月就走了，去世时年仅49岁。骆姐猛然发现，“赚钱再多，没命花，也失去了意义。很空了”。

幸而，她有支持她的丈夫和女儿。丈夫也是四川人，在杭州一所高中担任体育老师、班主任。他同意骆姐返乡，说只要你喜欢，想做就做。每年寒暑假，丈夫和孩子也会来农场。汤哥的妻子在成都工作快退休了，偌大的农场也提供了今后两家人组团养老的可能性。“我们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对我们的家庭是一个交代，也要对得起我们这双脚板噻。”

田园工作绝非风花雪月，在农村，一整天都有事情可忙。这个角落脏了扫扫、那个地方乱了整理下，又看到一株花需要挪地儿种⋯⋯每日每日连轴转。农业也专治各种不服。种出来这么多玉米，绿油油的，很漂亮，这一刻很欣慰。忽然之间，玉米全熟了，卖不出去，也难办。“想挣钱的时候，它就不给你挣钱，慢慢地，人就有耐性起来了，不会那么急躁。”

骆姐做农业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年轻时，她曾经快速赚到过很多钱，一转眼也“被人薅了去”。重返自然，回来跟土地打交道，绝对没有欺骗，“你对它怎样，它对你更好”。一位初始会员后来对骆姐说，希望我的孙子还能吃到你种的菜。“他的小孩才读初二，我还得在地里干多少年才能等到那一天。但听着这样沉甸甸的、有分量的话，心里很欣慰。”

鹿溪农场刚刚迈过活下去的阶段。汤哥认为，要让生态农人有尊严地活下去，需要把务农当成生意来做，但也不能过分地追求利益。土地不允许设定KPI，今年必须挣七八十万元。地里的产出有限，一旦完不成目标，可能需要通过其他手段达成，没办法百分百保持初心。

这一次，为了找到商业通路，汤哥、骆姐连同其他生态农友搭伙成立了平台，互相考察彼此的农场生产、用药，抱团取暖、互帮互卖农产品。“我有鸡卖不出去，你没有鸡你帮我卖，你种大米、种李子、种橘子卖不完我帮你卖。”这一平台上的产品后来延伸到全国更多的生态农场，汤哥骆姐在微店里上架400种各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以此维持农场的运转。

人生路程过半，汤哥和骆姐的务农诉求和许多年轻农友变得不同。原先是希望创业赚钱，而今，他们将更多权重从工作挪向生活，反而呈现出更松弛的生活状态。平时没客人来访时，两人就在地里随便捞把菜，炒上香肠、腊肉，倒上农场的菜籽油、微店的盐巴，做一顿美味的小菜。“我们现在50岁了，后面想要的退休生活无非就是，在一个果园子里面、在一座花园里面、在一座粮仓里面。前面这么多年的付出，最终呈现在这里不就行了吗？”

骆姐想了想，近十年的农村时光没有白费。人生这杯酒，从辛辣变醇厚，花了这些时间。

（黄兵为化名；实习生何伊静、雷浩然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编｜张雨菲

题图｜成都郫都区鹿溪农场。摄影/邹碧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