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喆：出轨，被鬼畜，然后翻红
年过半百，陶喆翻红了。
或许谁都没有想到，“过气”多年的陶喆，会在2024年迎来自己的文艺复兴。更想不到的是，这股浪潮的源头在B站鬼畜区。
从去年开始，陶喆前些年演唱《小镇姑娘》时的“大锦鲤”翻车现场、与韩红孙楠等人在综艺节目上的即兴开场秀《无地自容》频频登上视频热门榜。
热热闹闹的玩梗过后，当年轻人考古到陶喆千禧年前后的音乐，才意识到“华语R&B教父”之称的分量。在评论区，网友留言：“我严重怀疑陶喆是个穿越者，否则为什么他的歌曲都这么前卫。”
去年试水音乐节，陶喆成功飙上“大锦鲤”的高音后，台下阵阵欢呼声。看着台下00后的观众，陶喆忍不住发问：“你们确定你们知道陶喆是谁吗？其实你们应该都不知道我是谁吧...”
出轨、倒嗓、过气，出道二十多年，陶喆用过往的好作品和一以贯之的音乐态度，承接住了鬼畜带来的流量，迎来了自己的翻红时刻。
陶喆，英文名David Tao，因为在家族中排绪字辈，他还有个名字，叫“陶绪忠”。
三个不同的名字，暗示了他复杂多元的成长背景。
爸爸上海人，妈妈北京人的陶喆在中国香港出生。在中国台湾度过童年后，15岁，全家移民美国加州。直到二十多岁被发掘成为歌手，他又回到台湾省定居。
作为星二代，陶喆的家庭背景不一般。
爸爸陶大伟身兼歌手、演员、主持人、动画制作人的多重身份，年轻时组乐团，唱西洋歌，还曾给邓丽君写过《悄悄地告诉你》，回台后转型儿童节目制作人，制作的综艺多次获得金钟奖。
妈妈王复蓉则出生于梨园世家，16岁登台表演，18岁时出演的电影《王宝钏》成了当年台北十大卖座国片，因此成为炙手可热的影坛新星。
电影《王宝钏》的海报
与陶大伟结婚后，王复蓉便退出演艺圈
双方家长谁也看不上谁，陶家嫌弃王家是“戏子”，王家则看不上陶大伟只是个在夜总会唱洋歌的穷学生。
两个年轻人用一场私奔解决彼此间的障碍。他们偷偷跑到法院公证结婚，却没料到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王复蓉被记者认出。结婚消息见报，王复蓉的父母气到拒绝与女儿女婿来往，直到陶喆出生，关系才有所缓和。
两个背景迥异的年轻人的结合，对保守的家长来说难以接受，但也正是父母身上中西文化色彩的碰撞，为陶喆日后将R&B这种欧美产物引入华语乐坛，带来了天然的养料。
陶喆曾说，小时候，爸爸喜欢猫王的歌，所以当时家里的一间房里飘着猫王磁性的歌声，而另一间房里则是咿咿呀呀的京剧选段。“我就夹在两种不同的音乐中，差点精神错乱。”
陶喆的黄金搭档，作词人娃娃曾感叹，在陶喆的身上居然能看到“中国的老的东西”，而在中国台湾，这些传统很多人已经不在乎。
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中，走上音乐道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其实任何事情都需要点运气，千里马也需伯乐赏识。
15岁开始组乐团，此后陶喆写了很多歌，也跟过一些唱片公司老板碰过面，但都被拒绝。他调侃可能是觉得自己长得太丑。
直到1993年的春天，陶喆在洛杉矶一家乐器行碰到一个交流困难的东方人，便热心帮忙翻译，没想到帮到的人就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王治平。
陶喆与音乐制作人王治平
交流中，王治平得知陶喆在做音乐，要了demo听完后，当场买下了三首歌。多年后，王治平回忆第一次听到陶喆的东西，就觉得这小孩真是天才。
半年后，王治平邀请陶喆回台湾参与音乐幕后制作。此后的四年间，他先后参与了黄立行所在的L.A.boyz、陈淑桦、张信哲等人的专辑制作，由于当时参与的歌太多，还曾用Snoopy的笔名来分散注意力。
28岁，在周围人的鼓励下，陶喆从幕后走到台前，在L.A家中简陋闷热的录音棚中，穿着内裤录完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被称作蓝专。
1997年发布的陶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
专辑的第一声飞机引擎声响起，陶喆为华语乐坛正式拉开了一扇R&B的大门。虽然在陶喆之前，庾澄庆、杜德伟等人也曾做过R&B的探索尝试，但自陶喆之后，R&B在华语乐坛成为一种流行，这也是他被称为“华语R&B教父”的原因。
R&B，即节奏布鲁斯，是完完全全的舶来品。它律动感强，强调转音和内心情绪的即兴表达，与当时老派经典的华语歌曲唱法存在割裂之处，但站在东方与西方光谱中间的陶喆，将这一西洋的形式运用得尤为自然、对味。
毫不夸张地说，陶喆的音乐，影响了一代华语音乐人：胡彦斌16岁时翻唱了《小镇姑娘》；参加超女前，周笔畅曾参与陶喆歌友会录制，比赛时，也多次选择陶喆的歌；陶喆歌迷会会歌的创作者，是金曲奖入围者丁世光；演唱者，则是唱《三国恋》的Tank。
在某次访谈中，主持人问陶喆如此会玩R&B，是与性格中的哪一部分有关，他想了想，回答：“调皮”。
在专辑《69乐章》中，他写道：
“我的双亲用私奔来对抗传统与双方的家庭。他们逃家，私定终身，最后生下了我。这也造就了我顽皮叛逆的童年性格...”
而陶喆的唱片统筹杨璞璞这样评价他：“绝对自信和相对悲观”。
在人生的前四十年，虽然曾经不受赏识，但总体而言，陶喆的音乐路可以说得上是顺风顺水。一路坦途让他骨子里顽童般的个性得以保留，可以自信、自由、大刀阔斧地开拓创作事业。
1997年从幕后转到台前，陶喆加盟侠客唱片——一个金点唱片专门为了陶喆而刚成立的厂牌。
当时，陶喆也和进入台湾市场的五家国际唱片公司（五大唱片）谈过，但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融入任何一家公司，因为它们都要看业绩说话，给不了陶喆想要的自由。
他加盟金点唱片的前提是，不能管他的唱片，尤其是不能管企划和包装。老板金瑞瑶接受建议，专门为陶喆成立出一个自由的侠客唱片厂牌。
陶喆在专辑纪录片中谈到侠客唱片对自己的重要性
在这一时期，陶喆获得了很大的创作自主性。唱片公司几乎不干涉他的创作，只是偶尔会催稿打扰，不喜欢被打扰的陶喆有时还会把手机关掉躲起来。
在侠客唱片的几年间，陶喆推出了《陶喆同名专辑》《I'm OK》和《黑色柳丁》，也就是他如今最广为赞赏的蓝、黄、黑三张专辑。这三张专辑分别推出于1997年、1999年和2002年，每张间隔两年以上。这个发歌速度在当时的唱片市场是个异类。要知道当年张信哲突然爆红后，滚石唱片为了趁热打铁，一年为他安排出了三张专辑。
在侠客为他隔绝外部干扰的空间里，他可以不用过多地考虑市场取向，龟毛地打磨自己的作品，追求自己想要的完美。
在制作第三张专辑时，侠客唱片也开始并入国际唱片公司
与此同时，陶喆的自信建立在正向的市场反馈和自身的才气上。
陶喆专辑的内页有这么一句话：“陶喆每次出现，台湾乐坛就要改朝换代”。虽然是一句宣传语，但敢打出这个旗号，足以证明当时业内和市场对于陶喆的认可度。
首张专辑便入围五项金曲奖，最终获得最佳新人和最佳唱片制作人；第二张专辑销量在00年代排名第一。
当被问到中国风是否已成为一种乐坛时尚时，他回答：“中国人来吹中国风，这真是一个笑话。中国人就是中国风，你还吹什么中国风。”“刻意去做任何事情不会感动别人，打着中国风这个招牌，你是在讨好谁呢？”
犀利的言语之间是对迎合市场的讽刺，也是对自己音乐的自信。毕竟在当时，《Susan说》《夜来香》《月亮代表谁的心》等一系列老歌新编，都因中西间的完美融合而广受好评。
《望春风》中作词人娃娃新增的歌词，给这首闽南语民谣增添了新色彩
拥有绝对自信的同时，他也有着相对的悲观。
陶喆的御用作词人娃娃形容他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家伙，有时爱讲大道理，有传教士般的精神。
这或许与他一直以来的一颗摇滚心有关。虽然被誉为华语R&B教父，但其实，他最爱的是摇滚。
当在电视上看到911事件发生后，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心中摇滚的内核，最终把满腔的愤怒化作了一颗黑色柳丁。
在专辑纪录片中，提到《黑色柳丁》，陶喆说是“疯子才会喜欢的歌”。
进入新世纪，千禧年的欢乐仿佛只在一瞬之间，每日的晚间新闻充斥着暴力和冲突，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更是让全世界震惊。面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陶喆感到愤怒和失望，想要用音乐表达出来。
尽管侠客唱片给了陶喆很大的自由，但身处流行唱片业中，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的影响。制作统筹朱敬然回忆，陶喆当初写《黑色柳丁》时非常犹豫，到底要写想写的？还是写会红的？骂人的要写吗？听众会懂吗？
不过陶喆很清楚，他无法表现得若无其事。“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继续只为了娱乐目的而创作音乐，这并不能反映我们生活的世界。”
2002年发布的陶喆第三张专辑《黑色柳丁》
于是，他在专辑中愤怒悲观地发泄不满，无力地感叹人类之间爱的消失；质问上帝，为什么闭上眼不想想办法；也用爱和希望，抚慰大众。
在当时还是芭乐情歌占据主流的华语歌坛，选《黑色柳丁》这样一首愤怒的摇滚歌曲作为主打，大家心里都没底。但最终结果证明，决策是对的。《黑色柳丁》因其深刻尖锐的批判，被不少人认为是陶喆的巅峰之作。
自80年代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向华语乐坛投下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后，台湾流行音乐一直有人文的传统。相比起前辈，陶喆认为自己的作品更注重人性，更像是社会学。
事实上，他本就是个愤世嫉俗的人，甚至有些脾气暴躁。
大学毕业后，他背着爸妈报考了洛杉矶警察。他说受了18个月的警察训练后，他从此不怕面对面冲突。“把问题说出来不代表要吵架、打架，但只要正义感被挑战，我不在乎结局是不是happy ending。”
在《康熙来了》，他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他出国工作，碰到一名中年男子辱骂同行的造型师，他立刻质问对方，还约对方下飞机后在出关口等他。后来看到对方想直接先走一步，他还在后头高声挑衅，吓得宣传人员赶紧劝他息事宁人，担心会成为隔天的社会版头条。
脾气火爆到小S忍不住发问陶喆是不是在飞机上酗酒
在他绘声绘色、愤愤不平的描述过程中，小S和蔡康永都觉得他过于夸张、小题大做。
早年间的微博，也记录下了陶喆的许多愤慨时刻。
他在微博为台湾某牛肉面店被外国客人刁难而鸣不平，号召网友检举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公交车司机，多次发微博控诉飞机服务管理不当......
陶喆早年间的微博和博客
即便是在那个明星还把微博当朋友圈发的时代，也很难有人能超越陶喆早年间微博的这种直接。
发完《黑色柳丁》后的第二年，金点唱片的另一名老板许安进因官司入监服刑，金瑞瑶被迫以九位数代价，把陶喆卖给EMI，结束了六年多的合作关系。
EMI，正是当初被陶喆认为没有办法融入的五大唱片公司之一。脱离了侠客专门为自己打造的创作乌托邦，陶喆最终还是要学会融入到国际唱片公司的工业化运作之中。
其中的一个改变，体现在创作时间上。2006年发行的《太美丽》创作时长19个月，是他出道以来完成得最准时的一张专辑。
陶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开始懂得去把握时间，对抗公司压力。
除了需要适应新的公司运作体系之外，更大的事业危机，来自于整个华语乐坛。
2000-2005年，华语乐坛新人辈出，蔡依林、梁静茹、孙燕姿、周杰伦，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悉数登场。殊不知，表面上是众神登场，行业的内里却已巅峰不再，进入诸神黄昏。
这直观地体现在销量数字的下滑上。1999年，第一个线上音乐共享服务软件Napster诞生，大家开始可以在网络上共享免费的音乐，这给全球实体唱片业带来不小的打击。台湾90年代唱片销量排行榜的前十均过百万，而到了00年代，排名第一的陶喆《I'm OK》，也只不过卖了43万张。
1990s、2000s、2010s台湾专辑销量断崖式下降
唱片业的疲软无力，还体现在创作歌手的式微上。进入追求速度和快感的感官时代，越来越多的艺人需要依靠偶像化来赚钱，因为单靠卖唱片已经很难获得收入，公司需要推出能接广告代言的艺人来盈利。
歌手王杰就曾炮轰自己的公司英皇唱片根本不会做真正音乐人的专辑，本末倒置，只重偶像不重音乐。
2003-2005年，陶喆多次谈论自己感受到的乐坛危机和对行业乱象的失望。
“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好音乐等着要问世吗？没有！更多的预算被拿来运用在制造这些媒体报道、行销手法和冲击事件上，花在音乐本身的预算反而变少了，到最后，音乐是受害者，它变成艺人借以曝光的工具。”
“多数的华语音乐对阅听人而言已经失信、失去尊重了，所以也就被视为一种廉价的娱乐产品。于是，人们也就觉得他们越来越不需要去推崇或把辛苦赚来的钱去购买一张专辑。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王杰曾经悲观地说：“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你要是讲艺术的话，那就是准备要下台的时候了，这点我曾经体验过，所以我很少再说音乐的理想了。”
但在2008年，陶喆决定做回最本真的自己，他推出了一张非常不商业友好的摇滚专辑《69乐章》，毫无疑问，销量很惨淡。
他似乎早有所预期。在博客中，他坦言：
“我越来越不想去关注市场的销售动向。我想去作一张让我开心的专辑，表达我的想法与感受，但是这经常代表着你将失去你的听众。”
在收录曲《关于陶喆》里，他唱道：
“现在音乐是FREE 干嘛买专辑 难道要我演偶像剧 NO...不好吧 就算现在不当一哥没关系 没人帮我买第一名”。
陶喆经纪人王立德透露，陶喆曾因《69乐章》不被认可而落泪
陶喆的制作统筹朱敬然曾坦言，做音乐不是压力，是一种挣扎。在自我和市场期待的挣扎中，陶喆常常坚持自我，与大众期盼的方向相悖。
在被誉为R&B教父之后，他开始玩摇滚；《黑色柳丁》大获成功后，所有人都在期待继续看到他的批判和关怀，他却推出了一张“表达内心世界”的《太美丽》，被批专注于小情小爱，过于商业化。
处于挣扎与失望中，从2005年开始，陶喆就多次说要退出乐坛，去拍电影——他在加州大学辅修了五年的电影专业，拍电影曾是他对人生道路的设想。
08年发完《69乐章》后，陶喆便停下了发片的步伐，接受外界采访时，都声称在持续筹备他的电影新事业中。
与EMI解约后，2010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伟大文化”，头两个字正是父亲名字的翻转。两年后，在陶喆生命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父亲陶大伟患上肺癌，陶喆推掉一切工作照顾了父亲一年时间，还是没能留住他。陶大伟住进医院一个月后去世，享年70岁。
陶喆父亲节怀念陶大伟
小时候在洛杉矶时，陶大伟会一边开车，一边和陶喆唱歌，父子俩轮流为对方和声，这便是陶喆自小耳濡目染的音乐教育。或许是为了感恩父亲在音乐上对自己的引路作用，在获得第一笔签约金后，陶喆没有花钱升级录音设备，而是送了陶大伟一辆梦想中的保时捷。
在一个严母慈父的家庭中，陶大伟常常是那个调和剂。当陶喆15岁早恋时，妈妈激烈反对，陶大伟则会对他说：“你没有什么错，没有关系，只是你妈妈一下子转不过来。”
陶喆曾写过一首《Catherine》来描述与母亲的关系
虽然在官方声明中用“淘气转身，幽默神隐”的乐观话语面对父亲的离世，但其实陶大伟的突然离开，对陶喆打击很大。不仅精神变得憔悴，工作节奏也被打乱：一直在筹备的电影遥遥无期，专辑也无法再像之前一样先定主题，再全身心投入创作。
公众形象上的打击发生在2015年。虽然一直以来陶喆都有不少风流传闻，但当年的婚后出轨事件，直接让他的形象跌入谷底。发布会上做PPT回应的行为，更是引发了全网的吐槽。
陶喆曾在访谈节目中直接地谈论“性”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陶喆的曝光不算多，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华语R&B教父，在不熟悉他的新生代眼中，恐怕只剩下“渣男”的标签。
陷入事业低谷期，曾经自信的陶喆，也不得不学会面对“不被肯定”。2013年在上海开演唱会，上座率只达到七成，参加音综被制作人金武林打0分；2019年他接过成都某整形医院的年会演出，参加的拼盘演唱会，在二手票务网上只卖20元。
由于年纪变大等原因，他还出现了倒嗓的状况，从14年开始贡献了众多翻车名场面。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曾经的黑历史，反倒成为2024年陶喆翻红的契机。而历久弥新的好作品，则帮助他承接住了这份天降流量。
陶喆对自己黑历史名场面的reaction
在纪录片《11号产房》的快问快答环节中，当画外音提到“眼泪”，陶喆回答：“我流不出来的”。
那时的陶喆是在市场和业内都受到认可的现象级歌手，他正在痛苦但自由地筹备后来被誉为“巅峰之作”的《黑色柳丁》。
梳理陶喆前四十年的人生，他确实没有碰到太多需要流泪的磕磕绊绊。
但四十岁后，家庭、事业的打击纷至沓来，让一路坦途的陶喆猝不及防。
今年，受到社交媒体流量眷顾而翻红的陶喆，重新办起了巡回演唱会。那个曾经“流不出泪”的人，在舞台上多次哽咽：在看到台下观众大合唱自己的歌时，在说自己“去年都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可以办演唱会”时。
曾经的他，在唱片工业化的时代，坚持手工作坊式的创作，五年才磨出了三张专辑。他说流水线分工式的创作，“就好像在制造一辆车，失去了那种很生活、很血淋淋的味道。音乐不是车子，不是盖个房子，它是个手工品，不是工业。”
如今，当音乐变成30秒短视频的背景音，他仍将其视为现实的一种表达。疫情前，陶喆曾写了一些歌，但当病毒突然席卷全球，他将这些作品都否定掉了，因为他认为此前写的那些在当下看来都不成立了，如果发出来的话会让人质疑“你到底有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一起去经历这些。”
2002年，陶喆在谈起偶像约翰·列侬时说：“飞是要靠技术的，坠落是要胆子的。飞，你可能要相信别人，可是坠落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我很佩服能够坠落的人。”
当“飞”的助力一个个消失过后，陶喆成为了那个能够坠落的人，因为有历久弥新的好作品，和始终真诚的音乐态度，能够接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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