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本号有不同主笔，风格也有差异，小编（琥珀风筝）跟雅美之途的吴教授是两不同作者。此外我们的吴晓波教授在美国生活30多年了，跟国内的那位同名“名人”也非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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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是依靠每天早晨叫醒我的收音机知道当天的诺贝尔奖消息。随后当然是依靠翻手机，因为中文圈如今呈现出研究诺贝尔奖的热潮，我还要提醒自己先看诺贝尔网站的官方报道。
今年是很少的或几乎是独有的一次，我差点看到了现场。因为现在可能是老了，我当时自己醒了。我也见证了瑞典人的不守时，我是美国中部时间4:27 AM醒的，诺贝尔网站倒计时说3分钟后公布，结果到了时间他们仍然显示”Live”，直到4:37 AM都没有动静。我也坚持不住了，又去睡回头觉。醒来发现获奖人时令我十分意外，可以说是失望，总的感觉是诺贝尔医学奖在走偏锋的道路，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伤到诺贝尔奖的声望。这项诺贝尔奖的唯一新意就是将现代测序技术应用到古人类学领域，从线粒体DNA扩展到细胞核DNA的测序。虽然分离方法不容易，但是也只是些小突破，充其量是在技术上的改进。其实古人Neanderthal在西欧早就被发现了，Neanderthal是德国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我还读过爱尔兰朋友给的书，获奖者带领的团队只是完成了Neanderthal的全基因组测序。诺贝尔委员会猎奇心理以此可见一斑，他们可以对人类基因组全测序贡献巨大的圣路易斯华大教授Robert Waterston和Caltech和西雅图华大的Lee Hood不授奖，而授予测了个几万年前的古人全基因序列，当然今年获奖的瑞典裔德国科学家Svante Pääbo也在欧洲以东发现了一种新古人Denisova。他们比较了从非洲出来的智人、很早就发现的已经绝迹的Neanderthal人和他们新发现的Denisova的基因组的关系，仅此而已，并不是影响深远的发现。因为人类对自身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一直好奇，所以他们的文章很多都发表在Cell, Science 和Nature上。这些问题应该对我这种对人类起源、人种多样性以及社会人类学关注的人感兴趣，而诺贝尔医学奖应该更关注对生命本质规律的研究。那么什么东西应该授予诺贝尔奖呢？Robert Roeder的RNA Polymerase, Robert Tjian的Transcription factor, James Darnell的RNA工作以及与傅新元和George Stark发现的JAK-STAT通路，还有Arthur Horwich的蛋白质folding, 当然还有发现T细胞和B细胞的Jack Miller和Max Cooper以及发现TCR的Mark Davis和Tak Mak。诺贝尔奖可以授予树突状细胞，但是故意不授予发现T, B细胞的超过90岁的澳大利亚和美国科学家，这是很不公平的。没有淋巴细胞，抗体都无法产生，诺贝尔委员会多么本末倒置。甚至美国西南医学中心华裔Zhijian Chen发现的细胞识别病毒的机理，都比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更值得获奖。当然诺贝尔委员会的视野经常存在问题。今年的诺贝尔奖再次告诉我们，这奖是人评出的，也存在局限性，在诺贝尔奖得主之外仍然存在大量的更为重要的科学家。应该鼓励研究科学发展史，但是不要以诺贝尔奖为纲。Svante Pääbo的人生故事也很独特，他是位双性恋人，拥有俩个孩子，他说写书的原因是希望孩子们知道自己在家外面干了些什么。他是非婚所生，随母亲长大，所以他也随母姓。他的母亲Karin Pääbo是从爱沙尼亚到瑞典发展的化学家，他的父亲则是因为前列腺素在1982年获诺贝尔奖的瑞典生化学家Sune Bergström，Bergström与女性科学家发生婚外情生下了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Bergström的那个诺贝尔奖在学术界也存在传说，Sune Bergström在1982年获奖前的1975年还是诺贝尔委员会成员，我们知道评奖过程耗时数年，不知他是否避免了利益冲突？阿肯森的导师华大教授Charlie Parker可以说与那次诺贝尔奖擦肩而过，Charlie是我见过的伟大科学家中最纯朴的一位。这些都是诺贝尔委员会走偏锋的可能原因，今年的获奖人首先是个瑞典人，所以委员会辟开了美国的强劲竞争者哈佛教授David Reich。如果Svante Pääbo在伯克利加大的导师Allan Wilson还健在，他很有可能会包括在获奖名单中，可惜他只有50多岁就因白血病去世，他是真正的应用现代基因技术研究古生物学的开路先锋。今年的获奖者只奖予瑞典人，他毕业于我在那里开了一周会的美丽的瑞典Uppsala大学，分别在苏黎世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做博士后。他从美国返欧洲后在慕尼黑大学成就人生，最后马普协会在前东德所在地Leipzig为他建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所。德国对人类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令人敬佩，他们始终在努力将科学的重心从美国重新拉回德国。这次我们在慕尼黑见识到了，柏林生物医学的发展更是迅猛，德国曾经是现代微生物、免疫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发源地。诺贝尔授奖词中说Svante Pääbo的成就的应用价值还包括我们对免疫反应的理解，这让我乐了。那么重大的免疫学成就都被委员会忽视，他们却将时髦的免疫学套在古生物学身上，那骷髅里面的淋巴细胞早死了，补体蛋白也失活了。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在柏林会议上请到的今年诺奖得主的学生Johannes Krause。他的报告直面研究了鼠疫和新冠对社会的影响，当时因为太精彩，我还写过文章，现在附上供阅读。
为什么源于东方的鼠疫和新冠却导致西方死更多人？
雅美之途 2021-12-26 18:35:04
同济海外校友这样问我：“节日期间还勤奋工作学习！没跟儿子和儿媳聊聊历史和文化？比如日本和印度”。这是我的回答：”写这段没有用太多时间啊，还真谈了社会与医学问题。我给儿子和儿媳妇俩博士讲了关于黑死病或鼠疫的基因组历史研究，德国Max Planck研究所的非常有趣的研究，从基因层面研究anthropology (人类学), 待会儿我弄些演讲幻灯给你看。核心结论是某个阶段的鼠疫来自中国，当时香港是繁忙的商岸，大概率的路线是通过东亚到西亚，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则是个大中转站，然后入侵欧洲”。这引来我想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鼠疫和新冠都来自东方，但是在欧洲和美国的致死率更高？现在不仅有基因组学的研究支持，病原上鼠疫杆菌也是在亚洲被发现的，发现者瑞士法国微生物学家Alexandre Yersin的晚年都在越南度过，并在那里去世。他曾经担任过越南河内医科大学的首任校长，还有好多越南的医院和中学以这位科学家命名。Yersinia Pestis为鼠疫杆菌的学名，日本科学家北里发现了另一种鼠疫杆菌，也有史学家认为是同一种鼠疫杆菌。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么日本科学家北里在他漫长的学术人生中，同时发现了抗体和鼠疫杆菌。这还是百年以前的成就，以此可见日本领先中国多久。从鼠疫杆菌被命名为Yersinia Pestis看，北里又在功劳之争时处于劣势，虽然曾经被称为“Kitasato-Yersin bacillus”。北里是个很倒霉的人，他本来应该因为发现抗体与德国科学家分享诺贝尔奖的。Yersin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过研究，他受法国政府派遣去了法属印度支那，然后转道香港。有一点是肯定的，Yersin和北里都是在香港发现的鼠疫杆菌，当时鼠疫在那里就有流行。Yersin曾经将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进一步研究机体对它的免疫反应，他也是最早发现鼠疫杆菌存在于鼠类的人。香港的商铺地位使鼠疫通过水道传到世界，意大利当时就对商船实施过隔离措施，鼠疫也随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现在西安因为出血热和新冠封城，太太算是绝了，生活过的西安和武汉都经历封城。西安出血热应该不是鼠疫，虽然它们都是通过齿类动物传播的，出血热和鼠疫的病原分别是病毒和细菌。现在因为抗生素治疗的普及，鼠疫的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了，但是仍然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等地存在。以往遗传学家认为鼠疫杆菌在2600年前起源于中国或临近中国的地方，虽然学界对此观点存在争议。反方观点是鼠疫在亚洲远没有达到在欧洲那么灾难性的后果，这或许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社会科学与医学问题。鼠疫通过跳蚤在老鼠等动物和人之间传递，细菌通过淋巴系统扩散到全身，所以又称淋巴腺性鼠疫。因为影响到血凝与出血致使四肢坏疽成黑色状，很快死亡，这也是黑死病名称的来历。鼠疫也可以通过肺传播，如果出现肺鼠疫，那就是十分可怕的景象。正如朋友转述的以往描述的鼠疫惨状：“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这次国际补体会议我们听了好几个精彩的报告。为了开拓我们的视野，会务组专门邀请了在德国Jena的分子进化学家，在新冠流行的高峰期为我们讲解鼠疫或黑死病的大流行。以德国科学家为代表，通过与好多欧洲科学家合作，他们在Nature或其他重要杂志发表文章。以前研究古化石的基因组很困难，现在可以通过鼠疫杆菌的基因片段与骨骼残留DNA结合，获得浓缩的鼠疫杆菌DNA后通过高通测序构建化石基因组图谱。他们可以在基因组水平上，系统分析鼠疫大流行的走向。他们的研究结论直指鼠疫的传播途径是从亚洲传到俄罗斯，再入侵欧洲和北非，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流行。德国科学家将测试样本扩展到几千年前，在那些远古时代的世界各地基因化石样本里，他们都找到了鼠疫杆菌的基因片段。德国科学家给我们展示的科学证据说明，真正追寻病原的最源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似乎只有政客们才对此感兴趣。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发现造成当时大流行的地方在哪里，就像现在所有新冠病毒株都可以追溯到武汉的原始病毒株，欧洲黑死病大概率也可能是来自东方。我们知道鼠疫造成了占欧洲人口30-50%和甚至高达上亿人的死亡，现在出现了我的问题？为什么新冠和鼠疫都首发于人口密集的亚洲，但是造成最大死亡的却是在欧洲和美国？对我问题的回答就是遇见这种大流行，亚洲国家采取了封锁的措施，从而切断了传播途径。中国当年甚至对鼠疫或麻风病采取过封整个村庄的做法（省略），这些不计成本的行动确实能够阻止病原微生物的传播。这也可以从亚洲哲学关于牺牲小我保护大群体的精神来解释，这是崇尚个体自由的西方不同的，所以从文化层面可以解释东西方为什么面对大流行时的死亡人数迥异。但是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这是战胜新冠的最为有力的武器。自由之思想不仅对文艺重要，也是科学创新之源泉，所以归结起来，看谁笑到最后。图片全部来自德国教授Johannes Kr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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