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未婚女性能否使用精子库辅助生育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核心集中在婚姻与生育是否应该相互绑定，以及未婚生育是否会造成伦理困境。人工受精、代孕等辅助生育技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给人们的文化观念造成很大的困扰，这些困扰关乎过去，也牵扯到现在与未来的可能。人类学家同样也在关注生育与辅助生育技术。在人类学视角下，生育不仅仅是生命的诗学，同时是一种深嵌在结构当中的政治学。比如，在女性主义的人类学视角下，能够发现那些受困于辅助生育技术中受剥削的代孕工作者，以及那些因为宗教或法律规范无法堕胎的女性。生育绝对不仅仅是纯粹的生物性的事情，也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精子和卵子简单结合的问题，它是一种结构性的、政治性的社会过程。
讲述 | 黄剑波
来源 | 《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人类学60讲》
先从辅助生育技术出现之前，“受精卵”的故事脚本说起。科技馆里有模拟卵子和精子结合的装置。长条形的屏幕，最顶端的图像是大而圆的卵子，卵子静静地悬置。最下端的图像是两颗精子，精子小而形似蝌蚪，尾巴飞快颤动。孩子们站在机器前，用手指快速搓动触碰板，操控自己这一方的精子。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两颗精子你追我赶，先撞向卵子的那颗为胜，由此得以结合而成受精卵，形成新生命。落后的那一颗则会缓缓衰亡。同样，书本描绘的也是这样的画面：无数崭新的精子被生产出来，活力十足，向着卵子冲刺，它们与彼此竞争，而最快速、最有力的那颗，会穿透（penetrate）卵子的壳，结合为受精卵。这两种类似的描述，都可以让人联想到童话书里最常见的爱情脚本：王子执剑，怀着决意与勇气，勇猛而强健，踏上冒险的旅途，克服重重艰险，拯救荆棘中沉睡的公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命结合的故事，是人类生产出来的知识，知识里隐含着性别意涵，又通过知识再生产，加固所谓自然的性别关系。这种主流的受精卵故事脚本背后，掺杂着想象、譬喻以及刻板印象。于是“受精卵”，作为某种意义上生育的端点，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性的过程，而成了一种性别与权力的社会结构叙事。对此，我们从人类学的视角，了解这种结构化的叙事是如何被文化形塑的。这些看似自然化（naturalize）的隐喻、有毒的刻板印象，如何伤害人。二十年前的美国医学教科书，如此描述精子的成熟：“相较于女人每个月排掉一个卵子，输精管每天都要生产好几亿个精子。”“在一个成人男性体内，输精管从头到尾拉直了竟然几乎长达三分之一英里，这么庞大的工程是如何完成的。”在这样的科学知识里，精子竟然被如此厚待、赞美和惊叹。而排卵的过程则被描述为：“与男性截然不同的是，这个新生女婴已经拥有了她这一生中所有的生殖细胞，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在她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成熟的，其他都会在过程中退化。”对精子的描述是新的细胞不断被制造出来，对卵子的描述则是旧的细胞逐渐退化，态度与立场如此鲜明。当然，新的研究早已出现，只是旧的想象过于根深蒂固。在数十年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精子最强的移动倾向是“逃离卵子”，而非主动侵略。反之，是卵子表面的物质把精子牢牢抓过来，从而实现结合。诸多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这一结合的过程，然而从被征服的、不断衰退的卵子，到危险的侵略者，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类学家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指出，对精子与卵子的各种解释，似乎一直都没有脱离旧有解释的从属关系图像。即便有解释在赋予卵子更强大、主动的角色，也仍旧是在从另一个方向介入另一种文化层面的刻板印象。换言之，“女性作为危险的侵略者”，也是一种厌女。马丁以生物学的神经机械模型（cybernetic model）和生殖生物学研究来想象了一种相对平等的诠释方式，希望能够去除前两种刻板印象。所谓神经机械模型，是一种广泛应用于遗传学等学科的模型，具有协调、适应、演化等特性，有潜力把负面的图像转化为正面的。比如，如果用神经机械模型来思考女性的生殖系统，就会发现，怀孕和停经可以被视为对环境的回应，体现为一种有弹性的生命阶段。1972年海特曼（J.F.Hartman）的生殖生物学研究还演示出，假若卵子被针刺而亡，精子将没有办法穿透死亡卵子的外层。马丁将这个发现作为论证卵子和精子平等互动的证据。她也谨慎地指出，这些领域的话语和图像少有中立。然而，像马丁这样去刻板印象的诠释方式，并未成为自然科学的主流语言。人类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此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自然科学语言是将社会图像介入了对自然的描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现象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也就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解释。简单来说，我们对社会图像的解释诉诸了自然，会从自然里去找看似毫无破绽的合理性，比如自然是优胜劣汰，于是社会是赢者通吃等等。其中，自然科学语言就是让逻辑合理化的桥梁，它的工作是将自然按照社会图像的需要去做解释，或者说，将社会图像进行自然化的说明。卵精结合的童话故事就具备这个特征，古老的性别刻板印象被写入了我们的细胞层面。意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对人类思考的可见度，可以向生命原点无限推进。艾米莉·马丁会不安于人类社会对技术发展的接受度，以及那些来自新形式的检视和操控，因为在她看来，这是新时代、技术化的“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解释”。举例来说，我们为了保护胎儿而对怀孕女性进行的法律限制，是否就是一种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解释”？因此，对于生育、辅助生殖技术等生命诞生的问题，思考的关键或许正如马丁所言，“它不在于我们选择给予细胞何种人性，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给予细胞人性”。后者所涉及的，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解释。生育这个看似生物性行为背后，蕴含了性别政治意涵，比如生育禁忌。各个民族和文化传统中，都有与生育相关的一些禁忌行为。比如，谁可以和谁发生相应的性关系，谁可以产生后代，这实际与婚姻有关。在禁忌叙事里，这本身也成了有讲究的、不是随意的事，特别是现代婚姻，会特别强调近亲不能结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会产生不健康的后代。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禁忌，就是乱伦。几乎所有社会都严厉禁止直系亲属之间的性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子女；而多数社会中还会严格限制同一家庭内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不过，直到如今还有一些社会存在表兄妹之间的婚姻或性关系。也就是说，乱伦禁忌本身有着相当多的差异，并不具有普遍性的一致标准。生育禁忌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背后的意涵是相同的。生育既是重要的，又是被各种观点、权力、宗教、文化传统所限定的。“禁忌”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做。或者说，要特别留意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还有一种现代的生育禁忌，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更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这个词本身最主要的意思是生育节制，常见的方法是生育控制，增加生育的间隔时间，从而减轻人口压力和家庭负担。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他提到，只有自然原因、灾难、道德还有罪恶，才能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如果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的无限增长会带来诸多问题，包括人类的战争和灾难，因此需要对人口进行控制。历史上有类似逻辑的传统，虽然不一定有现代人口学意义上的理论。比如说，古罗马或者中国古代就有溺婴的恶习，其中特别针对的是女婴。这也是一种生育控制的方法，而且是一个非常罪恶、不道德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相对比较晚进的时候，仍然在西非实行。计划生育看似是一个自主的，特别是会注重女性生育权的人口控制措施，事实上并非如此。以避孕方式为例，除了避孕套这一类外用方式，口服类的避孕药品主要针对女性。此外，男性结扎的比例非常低，主要针对女性进行节育措施，比如节育环。目前，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有三分之二都在中国。直到今天，还有很大一部分年轻女性使用节育环作为避孕手段。但是，上环会导致很多妇科疾病。很多女性上环后都出现了出血、腰酸、腹坠等不良反应，严重的人还会子宫穿孔、感染病变。生育，特别是在现代意义上，是一个国家权力和政治运作的问题，生育政策总是跟随国家发展情况一同变化。生，亦或不生，涉及到的问题都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物学或生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并非纯粹的生命诗学。去年春天，西班牙资深电视主持人阿娜·奥布雷贡（Ana Obregon）宣布收养了一个女儿。收养本身自是无可厚非，但在这个案例中令人疑惑的事实是，这个孩子是由阿娜已故儿子的冷冻精子代孕而生的。也就是说，从血缘意义上来说，这个孩子算是她的孙女。这个案例所呈现的正是科技发展对传统亲属制度的挑战。传统上以男女发生性关系才能完成的生育行为，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例如，可以在体外受精的试管婴儿，以及可以与父母任何一方都没有直接关系的代孕。现在的代孕服务，在同性群体中日益流行，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国际性的产业。这些新的辅助生育技术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亲属制度本身，还涉及到何以为人的一些基本设定。例如，传统上所谓的“父精母血”这一概念所想象的人的生物性质和社会性质，在这个时代，需要被重新定义。生育从来都不仅仅是生物性的事件，而是带有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和社会过程。我们需要关注这种结构所带来的影响与伤害。*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人类学60讲》第5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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