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录音、录像技术的发展，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历史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21世纪初开始，数码录音笔、数码录像机进入市场，它们以电脑硬盘等作为存储介质，令录音、录像的成本大为降低。21世纪10年代智能手机普及，录音、录像技术以软件的方式进入手机后，它们更是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方便。它们不单是进入了千家万户，还进入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手中。在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加持下，我们的历史记录、历史研究、历史的主客体都能够且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我曾在“返朴”发表《口述史是现代史研究的必由之路》一文，主张口述史不但能搜集重要史料，还能提供独特史识。但人们还是有很多疑虑。“口述的东西可靠吗？”“口述史是否客观？”“如何才能避免口述史的主观性？”这些也都是我经常被问及的问题。不但外行、新手会问这类问题，甚至有些口述史项目也要求只采集客观史实，有些期刊的编辑或审稿人会要求删除主观性的内容。这是口述史理论界应当直面的问题。2022年6月18日，第九届中国公众历史研讨会因疫情不得不在线上举行（截图为与会的部分专家）
口述史必然带有主观性、个人性
口述史必然带有主观性。因为它源自个人的记忆，是个人的讲述，是活人的讲述，属于原生态的历史。除事实陈述外，它必然还带有个人评价、价值判断、个人感情、个人情绪等主观性因素。那些完全客观、不带评价、不含价值判断、不含感情、不带情绪的陈述，反而是不自然的，是被加工、被简化过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率真的、被遮掩的，乃至不真实的陈述。口述史还必然带有个人性。就算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随着谈话对象的不同、谈话时间的不同、谈话地点的不同、所处形势的不同、谈话目的的不同，受访人的谈话内容会发生变化，因而体现出显著的选择性。不仅带有受访人的个人性，口述史还带着访谈人的个人性：访谈人的关注点、所提问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会对受访人的言说构成显著的影响乃至肉眼可察的引导。不论是主观性还是个人性，这些都属人之常情，是难以避免的。譬如，人们在叙说冤屈时，很难不愤懑；在谈及自己的亲人时，很难不带感情；在牵涉自身利益时，很难不审慎。这些讲述必然带有主观性、个人性，非如此就不自然。正如学术论文用第三人称叙事，偶尔提到自己时用“笔者”，用种种方式来避免主观性，这是为作品的体裁所决定了的一样，口述史作品中充斥着“我”、“你”，它们有主观性、个人性，这也是为作品的体裁所决定了的。猫就是猫，鱼就是鱼，我们既不要用“能否爬树”来要求鱼，也不要用“是否善泳”来衡量猫。这不是坏事，是好事
既然口述史的主观性难以避免，那么，这是坏事，还是好事？很多人认为这是坏事，是应当努力排除的。我也觉得，如果讲述者过于情绪化，很不冷静，为情绪所左右，那么，他（或她）所讲的内容可能存在很大偏差，可能包含一些虚妄的东西。即便里面可能实际包含很多真相，受众也会觉得它们不值得认真对待。所以，谈话的双方都应当控制情绪，而不要被情绪冲昏头脑。但我并不认为，主观性会带来很大的坏处。首先，极端主观以至于无法自控的歇斯底里者、疯子、妄人为数并不多，比较容易分辨，他们的“胡说八道”会被人们自动忽略掉，并不构成多大的困扰。其次，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所导致的偏差并不难排除，因为我们可以访谈很多的人。大家都有主观性，都可能会有偏差、错误，但由于它们方向不一致，可以相互抵消，或者相互辨伪。历史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个人性的基础之上的，先得有个人性，然后才能有公约数，才能有主体间性，才能有所谓的客观性。与此相反，口述史中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还会带来不少好处。带情绪、含感情的言论属于率真言论，往往更为真实。虽然成年人的脸上难免会有或厚或薄的面具，但人们往往打心底里喜欢性情中人，喜欢率真言论，乃至率性而为也常常被当作褒义词来使用。情绪、感受、感情、激情等能反映个人特质，能影响人生，也是值得关注的。人既有理性，又有感性，既是理性动物，又是感性动物。人们行事、做选择，不仅出于趋利避害之类理性计算，还经常出于一时冲动，出于感性，出于情绪。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正是对这类现象的反映。若想了解一个人，我们不但要了解其经历和思想，还应了解其性格和特质，而后者是很主观、很个性的。所以，从了解人、研究人的角度看，感受、情绪等主观因素不但不当忽视，还应努力去注意，去把握，去捕捉，去挖掘。群体的精神风貌、精神特质也是值得研究的。情绪具有传染性。譬如，在广场上，在街道上，在人群中，人们的情绪会趋同，更容易产生激奋或英雄主义的行径，进而催生历史事件，产生时代精神、时代特质等。再如，某个时段某个地方的人在个性、情绪上往往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共性，这是我们到外地旅行时能感受到的。易中天先生在《读城记》一书中介绍了中国几个城市的居民的特点[1]，而我本人到英国旅行时一个很大的感受是，那里的人普遍长着一张个性张扬、没被欺负过的脸。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说，在西南联大念书时，他很穷，还经常遭日机轰炸，但精气神依然很好，因为他觉得抗战必胜，国家、民族充满希望[2]。在我的印象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也是如此，虽然贫穷，但看到家庭经济状态一年年在好转，国家一天天回归正轨，大家普遍感觉充满希望，于是朝气蓬勃。人是情绪动物，尤其是在遭遇困境时，需要情绪方面的参照系，需要了解其他地方、其他时代的人们的群体特质，而这些特质也是主观性的。至于受访人（尤其是当事人）对其经历过的人和事的评价、分析、判断，更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当局者迷，说的是在事态紧急需要快速决策时，当事人可能会为眼前利益所惑，进而会有目光短浅、考虑不周、决策不当之处。但几年、数十年后，事情的结果已经全部显示出来，只要拥有基本的常识，当事人也会对事情的关键之所在、发展脉络等有较为准确的梳理。现当代史研究与古代史不同，面临的困难往往是资料太繁复、太庞杂、太扭曲。访谈当事人，听他们梳理脉络、辨析真伪、厘清轻重，经常能产生茅塞顿开之感。所以，做口述史是现当代史研究之捷径。后世的研究者，就算他们再聪明、再智慧，由于没有亲身体验，也没能如当事人那样长时间地琢磨、多次地复盘，他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认识很难有当事人那么细致、准确、深入。当然他们会有一些后见之明，有可能在水落石出后看到当事人自己都难以看清的东西，但后见之明往往也需要建立在当事人、见证人、当代人的见解的基础之上。没有前人对他们所处时代所留下的口述史记录，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很难为那个时代写出洞若观火、力透纸背的作品出来。作为事发时形成的文字记录，档案当然是现当代史研究第一重要的素材，尤其有助于精确锚定人、地、时等。但档案记录以叙事为主，很少带有分析，更缺乏情绪、情感类内容。做口述史刚好能弥补这样的欠缺。报纸、杂志在事发时所做报道，倒是经常带有主观性、倾向性，甚至成为“战斗檄文”，但官媒所做的报道，往往针对的是当时的需要，往往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受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严重。而多年后做的口述史可以消解这种问题。哪怕做口述的是当年的被报道者或者写作者本人，由于不再处在当年的位置，他们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那些已退休多年的受访人，更是越来越趋近平民的立场，越来越回归本真。虽然多年后回忆往事，难免会有记混之处，难免会是“戴着一副变色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3]，但当事人的分析、判断，经常具备穿透迷雾、一针见血的效果。能从历史当事人活生生的大脑中挖掘到影响其人生选择、构成时代精神的情绪，以及对历史形势、历史事件等的分析，这是口述史的独特魅力、独有价值之所在。此外，我们写文章，哪怕是写非虚构的口述史文章，除追求客观严谨外，通常也还希望作品能感人。感人，意味着能令读者激动、产生情绪，能和作品中的人物共鸣，能设身处地于他（或她）之处境，能感受他（或她）之感受。什么样的文字能传达那种感受？若作者（口述史的第一作者是受访人，第二作者是访谈人）没有情绪，所写人物没有情绪，能让读者感同身受、产生情绪，进而被感动到吗？感人的作品，笔端必然带有感情，不管带有的是激情，是悲哀，是意难平，还是别的什么感受、情绪，反正是带有强烈的个性，带有主观的东西。要是没有主观性，作品就很难感动读者。司马迁的、梁启超的历史作品之所以能富有感染力，广泛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带有个人情绪。这种名垂千古的作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已经进入公众历史的时代
强调史料的客观性、主张只使用事发当时形成的文献，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试图变得更像自然科学时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下，口述史根本就没有地位，不得不退居幕后。20世纪中叶以来，口述史虽然随着录音技术的逐步普及而得以回归，但长期以来也只是被视为档案文献等的补充。所以，正统的历史学家会要求将访谈的录音、录像整理成文字稿，甚至有人还会要求将文稿中的主观性因素剔除掉。但问题是，随着录音、录像技术的发展，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历史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21世纪初开始，数码录音笔、数码录像机进入市场，它们以电脑硬盘等作为存储介质，令录音、录像的成本大为降低。21世纪10年代智能手机普及，录音、录像技术以软件的方式进入手机后，它们更是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方便。它们不单是进入了千家万户，还进入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手中。在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加持下，我们的历史记录、历史研究、历史的主客体都能够且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在此之前，历史记录主要来自笔书，历史研究主要基于文献，绝大部分人都留不下自己的记忆、证词、声音和形象，他们也就成不了历史研究的客体或主体。有了智能手机这类极便宜、极方便的录音、录像工具后，人人都有了记录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过往、感悟的能力，都有了成为历史记录者、历史研究者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能用的史料得到极大拓展，历史研究的主题和历史研究的客体、主体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公众历史得以出现和迅速发展。公众历史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口述史访谈，而正如前文所言，它们必然带有主观性、个人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当持保守态度，削足适履，竭力剔除口述史的主观性，还是持开放态度，顺其自然，再往前进，热情拥抱公众历史的新时代？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利用好口述史的主观性
既然我们不应挑剔口述史、拒绝新时代，既然口述史的主观性内容也有重要的乃至不可替代的价值，那么，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免或减少口述史的主观性，而是如何利用好它。我想，可行的措施包括且不限于如下这些：（1）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向受访人询问事发时的感受、当下的感受，请他（或她）对所谈的人或事作分析、评价。我们也许可以从档案、新闻报道等文献中读到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从中找到一些“物证”或“文字证据”，但口述史这种由“被告”或“原告”所做出的自我陈述，由这些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对已有“文字证据”所做的辨析、评论乃至血泪控诉，是极具价值的。我们应当利用好难得的访谈机会，和作为历史“证人”的受访人一起创造出良好的“证言”。（2）录音、录像就是口述史所留下的最原始记录，它们多数无需耗费人力做全文整理（留下机器转写的逐字稿和人写的访谈纪要即可），少数需整理的，也应当尽量整理成对话体。这种整理方法不但能保留谈话时的语境，更贴近口述史的现场，有更高的可信度，还把访谈人、受访人的话严格区分开了，进而分清了谁是哪句话的责任人。而且，在整理的过程之中，不要轻易删改饱含情绪的话语以及当事人的“错误分析”。在整理《李宗仁回忆录》的过程中，唐德刚先生不但让李宗仁“说”他这位历史研究者查到的资料，对李宗仁本人的陈述也做了大肆删改——“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4]作为一个读者，我对此感觉很不满意。因为我想读的，是李宗仁本人的叙述和他本人的认识。哪怕李的那些认识是错误的、那些评价是不当的，但那些非常主观的错误认识、不当评价仍然可能影响了历史。（3）语气、表情、身体动作能传达微妙的情绪，其中一些是极难通过文字来表达出来的。所以，只要受访人不反对，我们在访谈时就要对其进行拍照、录音、录像，把受访人讲话时的语气、神态、动作等记录下来。有的时候，一张图片就能凸显出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譬如《梁漱溟口述自传》封面上这张梁先生瘪着嘴、怒目而视的照片就很给人以震撼感，“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精神溢出画面，比文字更有穿透力。[1] 易中天. 读城记[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2]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 [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4]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