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MBTI16型人格测试之后，网络又兴起了浓人淡人的新人设。虽然这两者没有官方解释，但顾名思义，所谓浓人，是指情绪浓度高，常以丰沛的情感对待感兴趣的人事物，外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淡人则是情绪稳定、处事平淡，具有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的镇静。
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看淡名利，弱化物欲，只愿在自己的世界里淡淡地活着，而相对来说，倒是很多古人更为潇洒恣意，挥斥方遒地度过一生。
《西园雅集图》（局部）明 程仲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提及金圣叹这个名字时，或许很多人想到他评点的《水浒传》，想到他是明末清初苏州吴县的文学家，想到他对《西厢记》的情有独钟，而可能会忽略一个他性格上的特质，所谓“人如其名”，能取名叫“圣叹”，要么大才，要么出尘，要么傲慢，要么荒诞，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浓人”。
从金圣叹的早年经历便可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特立独行的乐天派。金圣叹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少年时期家境尚可，有田产家财。并且年少早慧，十岁入乡塾，年纪很小就考中秀才，顾公燮编《丹午笔记》中载：“金圣叹……为人倜傥不群，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但他自命不凡，觉得夫子所授四书五经索然无味，儒学传统义理只重教化，单调无趣。金圣叹原名采，字若采相传金圣叹读《论语》时，读到曾点因崇尚自由，不入仕途而为孔圣人赞叹，顿觉自己也会得到孔圣如此赞扬，自更名为“圣叹”，还自称“孔子身后第一人”，不可谓之不狂妄。他少年读书却对书籍极为挑剔，从小接触佛道却依然有入世之思，性格上率性孤高，玩世不恭，万千学子奉若神明极为重视的科举考试，在他眼里也仿佛游乐场一般。相传他首次参加科考，面对“吾岂匏瓜也哉，焉能击而不食”的试题，竟在试卷上绘了一个光头和尚和一把剃刀，自称“此亦匏瓜之意形也”，震怒考官。落第后依然狂放不羁，再次参加科考时，对“吾四十而不动心”的题目，他在试卷上连写三十九个“动心”，以“孟子曰四十不动心，则三十九岁之前必动心矣”这样的游戏心态来应答，对待科举举重若轻，绝不愿敛心收性，曲意逢迎。试文不对程法，金圣叹游戏科场的后果，就是屡遭黜革，入仕无望。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循规蹈矩，还说“为儿时，自负大才，不胜侘傺。恰似自古迄今，止我一人是大才，止我一人是独沉屈者。”始终狂放不羁，清代王应奎所著《柳南随笔》中称他“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仕途无望，他开始“装神弄鬼”，从事传统文人所轻的怪力乱神之事。扶乩是古代民间信仰的一种占卜方法，又叫做“扶箕”“扶鸾”，需要有人被鬼神附身，借人之口传达鬼神的想法。金圣叹自称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扶乩降灵，扮演被神灵附身的角色，并借神灵之口，将自己的佛道思想灌注在文章之中。他与戴云叶、魏良辅等友人频繁参与降神活动。此后几年，他文名渐盛，狂放之行亦渐多，甚至还受邀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借以表现自己的诗才与佛学修养。浓人和淡人调动心理能量的方式不同，淡人喜欢以平淡度日的方式储存内心的能量，而浓人势必将经历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上，浓浓地表达好恶。壮年时期的金圣叹开始著文章以自娱。初读《水浒传》，他便一下子入了迷，达到“无晨无夜不在怀抱”的状态。“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喜欢什么就要告诉全天下，他在《水浒传》第十四回总评中写到：“嗟呼！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将无从实现的功名之志转移到文学评点之上，成为他文学和审美的精神寄托。金圣叹强调人物描写必须合乎人情，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因而主张用“极近人之笔”写出“极骇人之事”，既遵循古代文学审美传统，又发展出独到的文学评点之见解，在评点时注重人物心理特征和主观动机等特点，分析人物个性中的非伦理因素，将人物个性论推向高潮，成为那个时代文学评论的先驱。甚至后来的脂砚斋评《红楼梦》也受到金圣叹的影响，脂批中列举的一些写作技巧，如“烘云托月”“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法，也都来源于金圣叹批《水浒传》。同时拥有天赋和热情的金圣叹在文学批评领域造诣惊人，灌濯后世，曹雪芹、李渔等文人皆受其影响。近代历史大家钱穆也曾表示是在金圣叹批《水浒传》中学到了读书方法，林语堂赞他为“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郑振铎甚至发出惊叹，言“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这时的金圣叹醉心佛道，深知人生无常，浮生虚妄。和青年时期的他相比，壮年的金圣叹已忘怀得失，专注文学。他将《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并称“六才子书”，极为推崇。顺治十三年（1656年），金圣叹完成了《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评点，以“贯华堂”名义刊行，这部书得到了同时代的戏剧理论大师李渔的高度评价。他坚持“文章的最高典范是精严”，首创以禅理点评戏曲的方法，将小说戏曲提高到与诗词文章的同等地位。情绪浓度高是浓人的一大特性，自然就会在很多事情上同仇敌忾，以更为鲜明的情绪表达喜怒。金圣叹曾言：“吾常言读书之乐，莫过于替人担忧。”虽未入仕途，他始终保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同理心。他善恶分明，心忧百姓，正因如此性格，才使他在哭庙案中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态度。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新任吴令任维初以重刑催逼钱粮，上任之初就宣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动用严刑催逼拖欠。还监守自盗，粜卖常平仓米三千石，导致民怨沸腾。金圣叹见不得此等酷吏搜刮膏脂为害一方，为此写下一篇题为《十弗见》的文章，百般讥讽任维初。翌年二月，顺治帝哀诏至苏州，抚按道臣及府县官吏缙绅等百余人至府堂之上哭泣。已经年过半百的金圣叹不但参与撰写哭庙告文，还在哭庙当天，积极鼓动友人同赴文庙，又前往苏州府衙，上书江苏巡抚朱国治，鸣钟伐鼓，跪进揭帖，要求罢免任维初，跟随者竟达千人有余。奈何巡抚朱国治与任维初颇有私交，一心为其开脱，捏造“震惊先帝之灵、目无朝廷、鸣钟伐鼓、匿名揭帖”等罪名，将金圣叹等人逮捕，严刑拷问，最终以叛逆罪判处斩首。哭庙案爆发于江南民众长期遭受重税盘剥后的社会环境，清廷也有意借此案威慑镇压江南士族，一代怪杰最终竟以如此吊诡荒诞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结。晚年的金圣叹曾在写给友人嵇永仁的信中说到：“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此岂有所觊觎于其间？夫亦不甘便就湮灭，因含泪而姑出于此也。”作为离经叛道的非典型性文人，金圣叹在哭庙案中的表现成为他倜傥不羁、至诚至善的明证，同时也是他几十年治经学道、援佛释易的外显。虽然轰动一时的哭庙案直接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但至死他都是顺从自己、至纯至真、性情浓烈之人。他求同存异地吸收儒释道之精髓，以至善之本心、放诞之言行坚守着内心的义理。有人寒窗苦读最终一朝提名，得以逆天改命走上仕途；有人终生应考郁郁不得志，被命运的颓败笼罩终身。而金圣叹似乎天生就没有悲戚的血液，惯行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内心秩序。他是奇才、狂才，也是怪才，他飘零且荒诞的结局让人为之扼腕叹息。他自负才智，一生不平顺，却始终精彩，始终遵从自心激荡的情感，以超拔的生命力量对抗命运的猛烈风暴，以倜傥不羁的人格走过独特而不朽的一生。参考资料：
《金圣叹传》陈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金圣叹》吴正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解放日报》，2020年4月
《十人九不知，金圣叹原来这么牛！ 》哲学诗话，201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