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是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

最近关于“996工作制”的话题又成为了讨论热点，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了新形势，很多企业相较于以往都有所不景气，于是就纷纷从员工身上找问题，比如京东的东子又双叒叕来定义一遍什么是“兄弟”，比如说宁德时代的“896工作制”（备注：外籍员工除外）。

首先不管是京东还是宁德时代，他们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头部类企业，员工的待遇肯定是高于平均水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风气是不好的：第一，针对于中层员工或者管理层的考勤、严格制度，一定会层层加码到基层员工，中层员工996，基层至少平均要比小领导晚下班一小时。

第二，整个的思维模式与归因就已经错误了，企业不景气，是因为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盛；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盛，企业营收就下行，财报不好看，融资市场就困难……

等等这些都是陈陈相因的。光指望员工加班、严查考勤有用吗？员工下班了的身份就是消费者，越加班越没消费，越没消费公司越困难，越困难越加班——越麻越跺，越跺越麻，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所以这个问题局限于一个公司内是无法解决的，这其实也是我们高中政治历史课本所学习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了，必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调节。

也可以从博弈论囚徒困境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全社会公司都提升劳动者福利，那么会带来消费繁荣、正向循环；但全社会公司并不是一个意志统一体，如果只是本公司单独提升福利，那么就会在竞争中落入下乘；而如果本公司拼命加班、压榨兄弟，从长期来看大家都得一起死，但至少短期能续一秒是一秒，能赚一分是一分。所以这个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所解决。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永远都指向一个原因——消费不足。其实“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因为最近“境外势力”一直在炒作我们国家“生产过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嫌疑，本文避免使用“生产过剩”而使用“消费不足”来陈述，但大家要明白这本质是一样的。

那么，如何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答案就是提升无产阶级的待遇，让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有钱去消费、有时间去消费。

看看一百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怎么做的。罗斯福新政并不是简单的“加大财政投入”“以工代赈”“倒牛奶消灭生产力”，其重要的举措是保障无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提升全民工资待遇，促进消费，让生产和消费产生良性循环。

比如降低每周法定工作时长——美国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从55小时降低到40小时——这个数据说明了，就是一百年前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也“不过”是一周平均55个小时，996的话可是一周72小时哦。

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出了《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社会保障法》《劳动公平标准法》三部法律的“组合拳”，第一部法律保证了工会的合法地位——

第二部让工人有了养老金、医保、失业补助，以及对妇女生育和抚养儿童的补贴，第三部法律就是确定了最高工作时长和最低工资，超过八小时工作制的时间要支付1.5倍工资。

此外，罗斯福新政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套设施，比如开放禁酒令：因为美国清教徒的传统，认为饮酒会使人堕落，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国家主导禁酒的，我们看好莱坞黑帮片，如果要讲20世纪初的黑帮历史，那一定是“贩私酒”；如果要讲21世纪初的黑帮，那一定是“贩毒”。

开放禁酒令就是为了促进消费，一个酒吧带动的经济可不仅仅是卖酒这么简单。也有一重考虑就是通过酒精麻痹大萧条中失业的无产阶级，毕竟如果能通过醉酒发泄的话，那就不要总想着“造反”了。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促进消费+麻痹精神”的组合拳就是大力扶持好莱坞、百老汇、迪士尼为代表的娱乐业，迪士尼和好莱坞一众电影公司，是极少数在大萧条期间“逆增长”的美国企业。这既有人民需要“精神鸦片”的需求，也跟罗斯福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

财政主导以工代赈、增加工资增加福利、减少工作时长、扶持 “奶头乐”产业引导不满情绪，这就是整整一百年前正统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

真正的资本家：我们至少要满足工人一定的消费能力，而且要用消费主义价值观去洗脑他们，让他们贷款去消费；适当提高福利待遇，让他们更加后顾无忧去贷款消费；并且不能加班太多，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沉迷“奶头乐精神鸦片”，毕竟精神鸦片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如以此来一条完整的生产与再生产循环产业链就构筑了起来，资本主义制度万万年！

虚假的资本家：宣扬“996精神”，严查考勤，加班不给加班费，员工上班时间是我的、下班时间也是我的，工作群信息要秒回，厕所要装计时器、摄像头，你凭什么要娱乐，天天想着享受还怎么努力工作了？什么，这个月业绩又不好了？无偿加班再多一小时！

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让资本家执行坏了。

说是“虚假的资本家”一点也不冤枉他们，真正的资本家知道自己吃肉，至少要分给无产阶级一点骨头，因为当无产阶级连骨头都吃不上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吊在路灯上。

与其在生产端剥削剩余价值，并不如包装成消费主义浮华美艳的符号，让他们在消费品中付出更多溢价，甚至贷款消费。

更要大力发展娱乐业，用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故事赚取无产者们的眼泪，并消磨他们的反抗意志，让他们想相信自己也会像电影里男女主人公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而这些搞996的资本家压根就还停留在奴隶主、地主的级别，奴隶稍微偷偷懒，就好像丢钱一样难受，必须严查考勤，而且厕所里也要装摄像头，警惕无产阶级打“带薪大便”牌。

最关键的是，封建地主是最不知道“经济循环”和“消费”的，他们把赚取来的地租全部用来土地兼并上，有点金银货币，也要打成首饰、工艺品，摆在家里吃灰，死了也要埋进棺材里。这种财富不流通，那就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力，这就是封建经济的死穴。

所以说，哪怕你们搞点资本主义呢？也比奴隶制和封建地主先进多了吧！

马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马云这家伙钱永远花不完了之后就喜欢找点精神满足感，就开始到处好为人师了，今天吹吹牛逼“我不爱钱”，明天感慨一下“最后悔创建阿里巴巴”，后天教训一下年轻人“月薪两万最幸福”，这个逼装得可太爽了。

但是马云屁都不懂，他要是真懂他就不会鼓吹996了，而应该是带头反对996。他自己装逼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忙于工作没时间陪伴家人”，而彼时阿里就是全中国最大的垄断电商巨头，那么假如说，全国劳动人民每天8小时工作制，收入福利待遇还不错，那么晚上闲着没事能干什么呢，买买买啊！

所以马云的水平也就停留在300年前的封建地主的层次，压根就意识不到全国人民福利待遇提升、工作时间减少后，对于他的电商平台是多么恐怖的发展助力。

结果他要鼓吹“996是福报”，说明他会的也就是压榨佃农、赚地租、兼并土地，还有就是变着花样的放高利贷，结果放贷放翻车了吧，活该。

还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大家不加班怎么追赶欧美发达国家呢，不996怎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

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如果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劳动人民的加班积累至少还能以“全民所有”的概念去攒下来；现在曾经攒下来的公有制企业都私有化了，贪官和资本家拿着民脂民膏润欧润美润新加坡，你辛苦加班只是为了你领导能在比利佛山庄再添一座大house。

所以说持这种言论的论，少拿民族复兴扯大旗，他们压根就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本质上是对上位者卑躬屈膝的精神太监，用一个宏观叙事大概念去PUA和打压劳动人民的乏走狗。

我每次见到鼓吹“不996民族怎么复兴”之类的言论，都建议他们把财产捐献出来，用来给996的工人们做加班费。这样他们也能获得了参与民族复兴伟大进程的爽感，工人们也能得到加班费，岂不两全其美？

多一句嘴，这种“我们必须加班，否则国家如何崛起”的舆论，其实早被我们隔壁小日本玩过了。小日本的PUA还更恶心一点，大意是“我们是战败国，我们必须忍辱负重，每位国民都应该有这种奉献和使命感”。不过日本比我们发展更早，各方面也都早我们一步——包括祛魅这种PUA言论。

2015年12月25日，日本电通总部员工高桥茉莉因加班过多，在宿舍自杀，年仅24岁。一时间舆论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谴责电通公司不人道的加班制度。

律师根据高桥的出入公司记录计算加班时间，去年10月共计长达130小时，11月99小时。高桥的家人和律师认为，高强度的工作和无节制的加班，是导致高桥自杀的直接原因，因此高桥的死因应判定为工伤——即过劳死，而电通公司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关于此事的争议声此起彼伏，许多日本媒体、民众会认为高桥的自杀是自己过于脆弱，怪不得公司，为啥别人也这么加班就不自杀呢？这也很正常，每个国家有同情弱势群体的人，也自然也有“精神资本家”。

下图是维基百科总结的，在高桥事件讨论中左与右倾向的媒体，“左”的观点认为加班制度不人道是高桥自杀的直接原因，高桥属于过劳死；“右”的观点认为因为一个极个别员工自杀案例就要追责公司，那以后就没人敢开公司了（这个言论好熟悉的样子）。懂日语的朋友可以去按图索骥搜一搜那些不同媒体的新闻报道，很有意思。

2016年10月08日，经过近一年的调查，三田劳动基准监督署（东京）认定高桥（自杀）为过劳致死。10月24日，东京电通本社大楼在晚上10点全部熄灯，以表达改善员工加班过多的决心。

但争论并未就此停止，媒体和民间的舆论继续推进，直指法律层面的问题——《劳动基准法》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很好的保障劳动者的利益？法律需不需要修改？

左的一边认为，要切身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高桥茉莉的悲剧不能重演，年轻人过度加班的背后是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法律过于宽松，给了公司钻空子的机会。右的一边认为，对于公司过于严苛的法律反而会给劳动者偷懒的机会（那以后就没人敢开公司了）；更何况，日本本身就处在一个老龄化、少子化的大环境下，如果年轻人还不努力干活，那整个社会怎么办？大和民族怎么办？大日本帝国（误）还有希望吗？

这个讨论与扯皮的过程就更加漫长了，而且不限于媒体，更多的争论在日本的议会之中，上面那些话不是我编的，而是政客们亲口说出来的。于是关于《劳动基准法》的法案反复讨论，甚至颁布而又终止，一直到2019年4月，劳动改革才完全落实。

日本的劳动改革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劳动基准法》只是其中之一，可见这一次改革的力度之大和日本政府的决心。法案涵盖范围很广，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说说：

——限制加班时长。法案规定原则上加班上限为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繁忙期等特殊情况则为单月100小时、全年720小时。违反规定的企业管理者将被处以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员工加班超时，领导可能坐牢，这个力度可以的。顺便说一句，人家加班都是有加班费的。）

——在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间实现同工同酬。工资收入将由工作内容而非雇用形式来决定，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在休假和研修等方面也享受同等待遇。（这个也很厉害，什么临时工、劳务派遣、不交社保公积金的现象可以杜绝了）

——对一些岗位提倡以劳动成果而非劳动时间来评价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可以不受加班时间上限的限制。

——员工一年有十天的带薪休假，并根据工龄递增。不让员工休年假的企业同样会受到惩罚。

2019年劳动改革逐渐实施后，有一些媒体提出了“告慰高桥在天之灵”的说法，提醒大家曾经那个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客观上推动社会进步的年轻人。

我在《详解李佳琦的“世纪之问”：我们为什么没涨工资？》这篇文章第三小节里详细分析了“不涨工资”“996”“生产过剩”等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之间的逻辑，文章的最后用简单的语言再概括一下，让大家全面意识到“为什么说现代资本主义也抛弃了996”这一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本该属于一部分人的财富，通过剩余价值剥削的形式进入到了另一小部分人手中，但是这部分价值呢，另一小部分人又花不出来，于是就生产过剩了。

经济运行的理想情况下，“生产=消费”全社会有多少生产就有多少消费，说明资源利用充沛了、合理了、没有浪费了，这样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每一个人的效用也最大化。

但是呢，因为剥削的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穷人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消费的；但是对于富人来说，他们的消费也有着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是作为自然人的天花板。

简单来讲，比如马云、王健林这些顶级巨富，他们真正的生活物质水准不会比一个矿产老板、房产大佬高多少，因为你能够享受到的极限就在那里。古罗马贵族为了“享受”，吃完一顿就吃催吐剂，吐完接着吃，这无非就是自然人的极限了。所以巨额的财富就放在那里了，他们消费不完的。

这些花不出去的剩余价值，就叫做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扩大再生产，那就意味着又需要榨取剩余价值，那还是生产过剩呗，久而久之经济危机就来了。

生产过剩造成了第二个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注定会形成一大批失业人口和一大批在事业边缘的人口，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所以这就是我在讲解电影《寄生虫》和纪录片《美国工厂》时反复强调的现状：当今的经济体制中，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因此，有大量人口处在失业状态和失业的边缘，那么资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风骚操作。

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穷人消费不起、富人消费不完，所以产生了生产剩余；既然有了生产剩余，从微观视角来看就是工厂的产品没有变成钱，那就发不起工资，那就要减薪就要裁员。那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就更少了，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的尽头就是经济危机。

从另一个维度来讲是另一重的恶性循环：因为贫富差距，许多产品无法被消费，于是就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产生大量边缘失业人口，资本家就可以借此压低工人工资，于是贫富差距更大……

这个模型可以简化为：剩余价值剥削——贫富差距——消费不足——生产过剩——需要劳动力减少——资本家趁机压价——消费更加不足——无解，经济危机爆发。

所以说，本文一点也不标题党，句句都是最本质的真相。既得利益集团真正的敌人，是贪婪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