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工作制
奋斗100天
6月17日,关于宁德时代实行“896工作制”的传闻迅速登上热搜榜首。传闻称,公司号召JG7+(职级7级以上,包括工程师、经理、总监、总裁、董事长等)员工从6月12日起,实行“896”工作制,即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持续100天。网络流出的截图可以看到:一团队要求自6月12日起,经理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后下班,周六安排正常值班,值班时间超过8小时。该要求不是通过内部通知邮件发送,而是以群消息传达或口头通知。
其实,宁德时代再次提出“奋斗100天”,与其业绩脱不了干系。4月15日,公司公布今年一季度营收为797.7亿元,同比下滑10.41%。这是公司连续第二季度营收下滑。直接原因是动力电池价格走低和市场占有率下降,宁德时代增速下滑,5月宁德市占率为43.87%,而在2021年,宁德时代多次单月市占率超过50%。是,动力电池是高科技产品,但它本质上仍是制造业,而且是一个地狱hard级别的制造业。这些行业都具有高度标准化、强规模效应和高资本投入的特点。你生产地越多,成本越低,竞争越有优势,越有机会活下去;现在游戏远远没有结束,而随着竞争者的加入,可以想象,为何我们勤劳却不富有?
2000年代,当我们GDP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时,陈志武先生有一本书《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248513/
文中举了一个“申请注册公司”例子:在加拿大注册公司最快,只需2天,美国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这个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暂时咱们不讨论陈教授将“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归结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是否有失偏颇。不过,16年过去了,我们也在营商环境、制度环境有了长足的改善:世界排名从2015年的第90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比如上海,仅在2018--2020三年内就实现了286项改革措施,出台70多项改革政策和配套文件,开发上线20多个新办事系统,许多指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工作时间依然很长,但依然不怎么赚钱?“不赚钱”这个事儿不仅仅是感觉,在数据上也有体现——我们TOP研究院对去年财富500强的中美企业做了一个数据分析,中国企业平均的总资产收益率 (ROA) 为约1.78%,全球为为4.51%,而美国为7.33%。在人均产值方面,中国企业的平均为约$0.799M,意味着每个企业员工平均为公司创造了约80万美元的产值。而美国则为243万美元。营收和利润的总和来看,中国的总营收为$11,248,734M,总利润为$527,977M;美国的总营收为$13,035,959M,总利润为$1,088,272M;那,为何我们勤劳却不富有?我们在这篇短文中提出自己的两点看法,著名科学作家万维钢在他的专栏里提到了顶级学术期刊的商业模式。这个事儿其实很奇怪:因为大部分学术研究由政府资助,作为纳税人,资助了这些研究,却还要付费才能阅读论文?研究成果理应免费公开才是!左手向科学家收“版面费”(按论文的页数交钱,每页几百美元),右手向读者收“阅读费”(官网付费下载一篇论文需要花30到50美元)你仔细想想,期刊这个“平台”基本没有做啥体力活儿甚至没有做脑力活儿,他们就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制定严格的标准,并且一站就是几百年,在圈内积累了一定的声望,维护好这个声望,钱就来了。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公司Elsevier旗下拥有上千份期刊。根据公开的财务数据,Elsevier母公司RELX集团的年收入在10亿美元的数量级,Operating Margin也非常高,通常在30%-40%之间(做一个对比,谷歌的Operating Margin约在30%)。https://www.relx.com/media/press-releases/year-2024/annual-report-2023
积累声望需要耐心,需要时间,但它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护城河。而且,当你的声望越高,就越有赚钱的能力,进一步增长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大——如此形成了正反馈。为什么美国公司和机构不贪小便宜?他们花钱大手大脚,做事大大方方,为什么还是比中国公司和机构富裕很多?我们TOP研究院团队上个月去波士顿做了一次实地调研,在参观MIT博物馆的时候,发现MIT展品主要围绕两个核心:1,这件事情是我最先开始做的:他们为后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提供了一条可追随的新路线,并制定了一个新的行业标准。
2,这件事情我在领域内做得最好:探索最前沿,最具挑战性的领域,拿出最有创新性、性能最好的成果。
任何产生新想法和新产品的工作都属于创新。有娱乐创新者、环境创新者,甚至金融创新者。而能赚钱的创新有几个共同特点——1,通过对人力资本和人类智慧的密集使用,创造此前未见的事物,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2,边际成本极低。创新产业在盈利方式上与其他行业有着根本的区别。以软件制作为例:提出一个新软件的想法、开发、测试过程是昂贵的,但一旦软件写好,它可以被复制数百万次,并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3,高经济租金。当一家公司成功地将一项创新引入市场时——这项创新可以是iPad或APP,也可以是新药物、新的爆款歌曲,——通常可以收取比生产成本高得多的价格。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租金。在高科技领域中,经济租金来自专利,它赋予创新者垄断的权力。
《从0到1》的作者、硅谷著名VC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认为,真正的创新都能造成一段时间内的垄断;垄断不成、跟人打价格竞争,那说明创新力不够。更别说创新还有外溢效应,会出现更多的新想法,新技能,新产品,新商业模式——这些知识溢出被认为是城市和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指出,溢出效应可能足以解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长期差异。今天,中国制造不再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了,我们能以高质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制造所有东西,无论是消费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还是汽车、机械设备,中国都能够生产出世界一流的产品。而且在制造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创新——全球供应链离不开中国制造。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30年来一直在研究全球化和贸易;在2018年,中国已成为美国90%以上制造业最重要的外国供应商,特别是在服装、机动车和电气设备等领域。中国的中间产品生产价值首次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
这些生产环节的专业知识与创新是复杂且有门槛的,目前他们在东亚扎下根来——但如果想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以上,那么单纯靠生产制造的创新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全方位地创新,在品牌、市场、声望、资本、研发等等领域都有自己的创新门槛——我们需要强大的品牌、声望,能够帮助企业摆脱价格竞争的泥潭,进入高利润的市场领域。我们需要开拓新的市场空间,需要更多地关注“谁会购买中国产品的问题”,开拓更多海外市场,提高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我们需要高水平的研发能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辜朝明在《被追赶的经济体》提醒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所有经济资源中,企业家的才能可能是对经济增长最有价值的,因为如果没有企业家的才能,就很难出现扩张。事实证明,那些不注重企业家精神的国家,经济最终都停滞了几十年。下一个阶段的红利一是来源于技术,二则来源于制度。我们的制度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有时候实践走在前面,有时候制度走在前面,但不可逆的是发展;而且改革动力越来越将从观念突破转向制度创新。
而如果你把培养企业家、培养创新的土壤也看做是制度的话。如果你不想错过内容,记得点下“赞”和“在看”,这样,每次新文章推送,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订阅号列表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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