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死救护200个中国孤儿的美国“妈妈”

作者：雷春

Laura的妈妈是一个对孩子教导有方又充满慈爱的母亲，不幸在她9岁时，肺结核去世；这给她带来了无限的悲伤和一颗永远疼痛的心；她对母亲有着无尽的怀念。两年后，继母进入她的生活，没有或不懂母爱，给她的是繁重的家务和严格的训练；12岁的她和10岁的弟弟都要干成人的活，有时要早上4点起床洗衣服，然后再跑步上学，以免迟到。继母是个极其讲效率的人，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Laura从艰苦的劳动中学会了很多生存技能。同时，这些经历，成就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在艰苦环境下生存的能力和对孤儿们无限的母爱、对弱者无限的仁慈，为她后来运作孤儿院打下了基础。

这是Laura年仅4岁时和当时14岁的Maude姨妈的照片。Maude是本书作者Becky的外祖母。

Laura于1915年22岁的时候护士学校毕业。临床训练期间，她在清理腹泻病人的房间时感染了痢疾；并由于眼睛也受到损伤、畏光，不得不在黑暗的屋子里住了三个月；还因神经系统受到伤害而轻微瘫痪，需要重新学会走路。这不仅没阻止她完成护校的学习，反而使得她成了一流的护士。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参加了红十字会，在法国做了一段时间的战地护士，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Laura收邮递员送来的信

辛亥革命爆发的1921年，她通过教会来到中国河北保定，在教会医院做护士长，并在护士学校担任校长，培养了一批中国护士。1926年返回美国，本来计划接受一年的学习，就回到中国，但中国政局的不稳使得教会推迟了她的行程，于1928年秋才再次回到她工作过的地方。

此时，她发现，自己的学生们都成长为专业的护士，在没有她的条件下，护士学校运作的很好。虽然医院的医生很希望她留下来继续执教并主管那里的护士，她却决定去寻找自己人生新的目标，帮助孤儿。

教会不鼓励在中国收养孤儿，这会有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为了实现志向，Laura必须离开教会。她失去的不仅是固定的经济来源，还有住所和人身庇护。她的好朋友Florence Logan极力劝阻，但仍无法动摇她的决心。1929年5月，她只身来到北京，向教会提出辞呈。

Laura于1929年36岁时创建Canaan Home孤儿院。

保定附近的朝阳庵成了Laura的寄身之所和Canaan Home孤儿院的所在地，她第一年就收养了7个婴幼儿。Laura是一个不喜欢吹嘘自己，也不喜欢逼别人捐款的人。如果不是以前的学生和同事经常接济，她几乎无法生存下去。但坚定的信仰和信念，支撑着她，即使在一天只睡3个小时，顾不上吃饭，几次低血糖晕厥的情况下，也不放弃。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她的执着和辛劳，陆续伸出援助之手，出钱出力。她在接近赤贫的条件下办孤儿院，让很多不富裕的中国基督徒感动，也让他们意识到，无论多穷，都能为孤儿做贡献；养育孩子，不只是有钱的教会才能做的。

这一年对她打击最大的，是大部分孩子的相继离世。虽然他们来时就体弱多病，但她仍不明白上帝为何不怜悯他们、拯救他们。

后来，她认识到孩子们的离世是上帝赋予的severe blessing磨难中的祈福。她对一个临死孩子一个月的细心照顾，及生命告别仪式，令孩子母亲动容，也粉碎了一些村民对她的不实传言，终于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和爱戴。

这是Laura第一批从婴儿养大的5个孩子，有一对双胞胎。

租金一直是一笔大开销，而且他们住的村子有个集市，会有不三不四的人买或者抢女孩去大城市做妓女；Laura领养的孩子中也有两个半大的青春期女孩，安全成了第一重要的问题；而且，她还想自己养一群山羊，让婴儿们能喝到新鲜营养的奶。

1932年，一个朋友介绍她去看了一所废弃于山脚的俄国教堂名叫“Russia Retreat Place”，部分建筑因神父不慎烧坏了，但另一部分还是完好的可以居住，租金加倍了，但房东允许没钱时可以不付；这里比较偏远，有免费的泉水，有果园，有可以养羊的草地，生活的开销反而会减少，非常适合养育孩子们；但也可能引来土匪，离朋友们也有距离，不容易得到经常性的救济。

Laura坚信这是上帝给她的恩典，相信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一个风雨交加的夏日，她和7个孩子在村民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搬入了九里以外的新家。这个如诗如画的山庄式教堂，吸引了更多愿意帮助她和孩子们的人们，有志愿者修理损坏的建筑，教会也付工资派两个年轻人帮她打杂。但她仍然是唯一的主要劳动力，每天不停地做饭、洗衣、喂孩子，最多4个小时的睡眠；时不时还会断粮饿肚子，年轻帮手不愿意拿工资补缺，仍然期望她给他们提供食物，找愿意长期奉献的助手非常不容易。

当他们两三顿粒米全无时，乖巧的女孩们没有哭闹，只是挤在一起昏睡，她心痛不已，但她相信这是上帝要他们节食。真正令她沮丧的是，一个从将死的乞丐母亲手中接过来养的孩子，欺辱妹妹、撕咬同龄孩子、不遵守规矩，多次企图试逃跑，最后终于成功，再也没回来，她以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个小乞丐的恶习，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经历了第一个难忍的寒冬后，第二年随着羊群的发展，他们终于有了充足的奶制品，还有肉吃。七个从朝阳庵带来的孩子，除了逃走的，都健康成长起来。

Laura不仅收养孩子，也帮助面临绝境的人。一个抑郁绝望的人，在她的感召下，走出阴霾；还有一个命在旦夕的瘸腿乞丐，带着流脓的腿，祈求她收留，她每天洗脓换药，直到他去世。

1937年，一个领养不久的孩子重病，去北京治疗回来时，却带回了麻疹，所有孤儿院的孩子都感染了，大部分都发展到肺炎，每天咳嗽声不断，极为揪心。

不久，几个弱小的孩子相继去世，令她悲痛欲绝。同时，还收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在极度疲劳中，她偷空洗热水澡时，一氧化碳中毒，差点儿丧命；不仅烫伤了自己，还造成末梢神经的损伤和肌肉麻痹，经历了几个月才能下地走路。

她一战期间在红十字会认识的的好友，Orpha Gould 护士，奇迹般地在她几乎不省人事时出现，不仅照料她，也照顾其他孩子，使得孤儿院能正常运转。

曾经和她一起工作过的Marckey医生，也专程赶来为她治疗，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这场致命劫难，使她更加坚强。

Laura的前同事Maud Marckey医生（右），1937年救了她的命；反过来，1953至1957年间，Laura全力照顾重病的Marckey医生；之后，Marckey医生被亲戚送入nursing home不久就去世了。

1921年在北京的照片，Laura和1937年挽救了孤儿院的好友Orpha护士（右）。

1937年7月28日，枪炮声在孤儿院不远处响起。一直忙碌于照顾孩子们Laura才意识到日本和中国军队在附近开战了，虽然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曾发过两封信，要求她离开，她都没有放在心上。逃难的村民陆续涌入教堂大门，Laura不得不接纳他们。

在难民们的建议下，她把美国国旗挂在了门口，希望日军不会闯入。不同的日军军官对老百姓的态度不同，有的非常客气，感谢村民接纳他们入住并提供食物；有的残忍非凡，强奸杀戮、无恶不作，最小的被强奸的女孩只有10岁，很多妇女被肢解，男人们因保护女性而被棍棒打死或者刀子捅死。这些传闻都令Laura心惊胆战、彻夜无眠。

日军取得胜利撤出后，刚刚过了两三个星期的安静日子，一群土匪占据了教堂对面的山头，开始偷盗周边村农民的财产、绑架富人的亲属甚至孩子，不交钱就撕票，哭叫声和枪声不时地传到孤儿院，孩子们惊吓不已。

附近村子，人心惶惶、商店关门，几乎买不到食物。Laura此时抚养着24个孩子，虽然穷得叮当响，还是害怕他们打孩子们的主意。

美国大使馆连发通知，要她离开，而且告诉她日军和土匪即将开战。为了得到北京教会的帮助，土匪驻扎三个星期后，Laura在一个雨天，避开土匪的视线，偷偷来到十英里以外的北京，幸运地遇到了聂先生。

迁入北京前的孤儿院孩子们

聂守光（音译）是一个二十多岁、祖籍安徽、黄埔军校毕业的富家子弟、国民党党员、北京前公安局局长，在北京的教会服务多年，他的姐夫是高官，有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的有冷热水和厕所的空斋，但非常害怕被日军索去，美国人办的孤儿院的入住，无疑会帮助他们保住这个财产，因此答应几乎可以免费让他们住，但牲畜要放到附近农民家寄养。1937年9月，聂先生调动了急救车、警车、卡车等，在土匪们的虎视眈眈下，成功帮助Laura和年龄不到11岁（其中一半不到两岁）的24个孩子，还有羊群、鸡等搬到北京。然而，刚到北京不久，孩子们就染上了水痘，又有孩子过世了。

日军占领期间北京国民临时政府市长，余晋龢，是聂先生的姐夫，孤儿院在北京城的房东。维基百科中说他被蒋介石逮捕入狱，死于狱中，具体何时去世的不知道。这本书说他是解放后被处死的。无从考证。

北京的大宅院，给孤儿院很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不到一年就增加到40个孩子。此时的孤儿们，与刚开始几乎都是女孩不同，差不多男女对半。日军的驻扎，使得城里食物短缺，很多家庭养不活孩子，就送来了孤儿院。还有一些是残疾孩子，Laura也从不拒收。

唯一一次她拒收了两个孩子是因为父母要把他们卖给她，一定不能开这个头。随着孤儿人数的增加，Laura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帮助。令她欣慰的是，大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

第二年，人数增加到了60，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改成了卧室，饭得在院子里吃。此时，北京城内所有的空置的和半空置的大宅院都被日军占用，要想找更大的住所谈何容易。

聂先生联系到城外的一个被废弃的喇嘛庙，教会医院将它修整后用来治疗肺结核病人，但有些偏远，每次进城照X光不方便，于是非常愿意和Laura的孤儿院交换住所。喇嘛庙可以住100个人，有果园和放牧的草场，而且头三年免租金，Laura不顾附近可能有日军骚扰的风险，决定再次搬家。

同时，和Laura共同工作近两年的聂先生，提出了婚约，让孩子们父母双全。在遇到Laura之前，聂先生甚至不喜欢孩子。在她的影响下，他也决定投身于抚养孤儿的事业，而且完全不顾Laura几乎年长20岁的年龄之差。Laura为了避免40多岁高龄产妇的生命危险，做了绝育手术。

1937年Laura和聂先生相遇。他完全没有富家子弟的骄娇二气，成了她的左膀右臂，为孤儿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搬入喇嘛庙后孩子们的集体照

Laura和聂先生，英文名Kenneth，在相识一年半后结婚。他们面对的障碍不仅是跨种族，违背教义，还有近20年的年龄差距。Laura已经46岁，她的挚友Florence曾极力劝阻，但另一个挚友Orpha护士却坚决支持。

聂先生对Laura无比崇拜，佩服她养育和管理孩子们的能力和个人魅力：既温柔体贴，又坚定不移；既轻言细语，又果敢智慧。在北京，Laura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聂先生的支持。这也许是个合作式的婚姻，谈不上爱情，他们互相扶持、共同向前。由于她和中国人结婚，根据美国1924年的法律，她失去了美国国籍，但这在珍珠港事件后，却使她避免了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遭受日军的长期监禁。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一天，Laura就在去北京的教会办事时和好友Orpha一起被捕了。聂先生不得不一个人照顾当时已经有150多个孩子的孤儿院，很多志愿者因害怕与美国有牵连而陆续离去，留下大孩子们煮饭洗衣、照料小孩子和牲畜。日军还计划接管孤儿院，令不知妻子安危的聂先生更加惶恐不安。孩子们每天思念妈妈，小孩子整天哭泣，大孩子也是含泪而眠。Laura被软禁两个星期后，终于被允许回家，但一直受到监控。

Laura回到孤儿院不久，从一封英文信中发现丈夫倾吞了孤儿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足有13万元！她质问聂先生时，他承认把钱寄回了安徽老家去投资，因为害怕日本人没收孤儿院时会把这笔钱卷走。Laura大怒，赶他回老家把这笔钱取回来。

更糟糕的是，聂先生走后不久，一个护士报告说，他强奸了孤儿院两个年龄最大的十几岁的女孩。Laura心痛不已，后悔这段婚姻，但是，由于信仰不能离婚，而且如果离婚，她一定会再次被日军逮捕，只能当作他不存在了；拿了那么一大笔钱，他可以像其他中国男人一样找二房、小妾 ......

Florence拍的孤儿院照片和报道发到美国各地教会后，赢得了大笔捐款，但不幸被聂先生贪污了。

之后的一年，孤儿人数仍然在增加，最多高达170多人。日军没收孤儿院的行动一直没有发生，后来才知道，那个负责的军官被调走了，其他人也忘了这回事。

但不久，日军开始抓青少年男性去做苦役，Laura为了保护男孩子们，四处寻求庇护，总共为60个男孩找到可以收留并提供工作的地方。食物越来越紧缺，她经常把自己那份饭留一些下来，给半夜值班的大孩子吃。帮手也越来越少，学校也没法上了，十岁出头的孩子们，不得不做成人的工作，如同她和弟弟小时候一样。

令她欣慰的是，孩子们还是日渐成长。但每当孩子们食不果腹时，还是会憎恨丈夫，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没有他，也不可能救助这么多孤儿，至少不用愁租金，有人已经提前付清了16年的租费。

Laura在北京城树皮被啃光、横尸路边的极端情况下，还是保证了没有一个孩子被饿死。她奇迹般没有被送到东北美国人集中营，并得以继续自由出入北京城。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救助她和孩子们。

两年多之后，聂先生回来了，但并没有把钱还回来。他因为和美国人结婚，在家乡受到责难，无法混下去了。Laura希望能够原谅丈夫，找了神父调节，但还是很难再信任他，不允许他再进入女孩子们的住处，而且把年纪最大的女孩子们送到了天津的孤儿院。

日本投降的信息是孩子们发现美军飞机发传单时才知道的。孤儿院得到美军军官和士兵的慷慨援助，每周都带来各种食品及美元现金。

美军和孤儿院孩子们

一起过圣诞节

美军撤离后，北京又进入了解放战争。孤儿院再度包围在硝烟之中。美国政府督促驻京的美国人及家属撤离。不懂政治的Laura仍然坚守着她的孩子们。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紧张，政府强制接管孤儿院，迫使Laura于1951年离开了生活辛劳了几十年的中国。而她丈夫因为没有合法的美国身份，不允许和她一同回美。Laura美国的亲戚，很庆幸她没有带回一个中国人丈夫，跨种族的婚姻在当时是不被教会接纳的。

她丈夫在她离开前知道自己会像姐夫一样被处决，告别时告诉她自己会逃到香港和她汇合。Laura出境前朋友们赞助的200美元回家路费，过关时只给回了20美元。到香港后无法生存，靠打短工过日子，等丈夫的到来，久久杳无音讯之后，也只好放弃。

丈夫Kenneth转入地下，在逃往香港的途中被捕，入狱两年后，于1954年以特务、汉奸等罪名被处决。Laura多年后才知道自己成了寡妇。

Laura离开中国前，1950年孤儿院的规模相当大。

Laura回到美国后，没有任何积蓄，也不可能在到退休年龄前做够社会保险的工作年限，一贫如洗。

她全然没有为钱担忧，仍然积极为教会服务。还作为护士，去菲利宾工作了两年，直到染上肝炎，不得不回美国治疗。

病愈后，又全心照顾老朋友，Marckey医生，达三年多。美国政府终于为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发社会保险，但很难靠这个生存。

70岁的时候还做跪在地上擦地这种重体力活。她74岁高龄，体弱到无法工作时，才在私人机构的资助下，于1967年住进了洛杉矶一家高级老年公寓，直到1981年安详去世，享年88岁。

Laura离开中国后6年

Florence Logan是Laura一生的好友和支持者。

Laura于1981年去世，享年88岁。她的挚友Florence1997年去世，享年100岁。

Laura作为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来可以和其他护士一样，安稳地在安全、体面、受尊敬的教会医院工作。却放弃一切，以她弱小的身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救助了近200个中国孤儿和成人残疾人。

她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值得世人敬仰。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在她第一次去中国99年后的今天，以此笔记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母亲。

作者完成于2020年3月7日

参考链接：

余晋龢，1938年任北京市长，曾在聂先生的请求下帮助Laura和喇嘛庙协议免孤儿院三年租金。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D%99%E6%99%8B%E9%BE%A2 

王明道，书中多次提到的基督徒领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8%8E%E9%8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