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在今天，别把她当“妈”

以下为阿德自述 _

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乖小孩。我的家庭似乎也跟“和睦”二字无关。

我从小在一个非常吵闹的福州家庭长大。父母长期因为信任问题吵架，以至于我五岁起就学会在吵架时向父母磕头，求他们不要吵。

不过这个方法也只在我五岁那年奏效过一次，再没有管用过。

小丽（我妈）来自福建连江县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不爱读书，小学二年级就去放牛了，她现在说她一直很后悔。小丽尝试过很多职业，早期帮一个台湾人做家政，台湾人离开福州后做过一阵灵活工，最后到一间幼儿园做厨至今，一做就是九年。

我爸也不是本地人，他刚来福州时还是个穷光蛋，机缘巧合下做起了生意，慢慢就成了一个商人。印象中，小丽的社交圈至今也主要基于地缘，朋友多数是老乡。小丽最初还会接触我爸的一些朋友，但随着我长大，她逐渐回拒跟爸爸的朋友玩在一起。

我这个年纪的很多小孩，都会觉得“家政服务”是社会层级比较低的一种职业。但神奇的是，我小时候好像从来没觉得小丽是个社会层级低的人，也没觉得相比家庭和睦的小孩自己有多不幸福。

小丽与童年阿德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和父亲的社交圈逐渐有了更多的交织。同学家长间的聚餐出游，小丽很少参与，或者参与了也是坐在角落，很少表达。这让我慢慢有一些说不上来的难受，我也能明显感受到，父母的家庭地位逐渐失衡，包括眼界的分歧都在日益增大。

我印象很清晰的一件事，是有段时间我爸开始吃代餐、瘦身药减肥，小丽就一直言语讽刺他，说：“你年纪都这么大了，吃那些东西没用的。”但我能读懂讽刺背后的那种恐慌——她害怕爸爸变好看后，她的安全感就更少了。

高中时我去念了寄宿学校，和父母本就很淡的关系变得更加割裂，跟小丽的交流尤其少。为数不多和她说话的时候，我也总会因为那些啰嗦不停的琐事烦躁。

比如有次小丽说：“每天拖地要拖两遍，好辛苦。”

尽管知道她想得到关怀和肯定，但我当下还是会没好气地说：“你不想做就不要做啊。”

毕竟高中的我连自己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好。小丽没办法解决我在学校的各种压力，却又要我承担她的情感宣泄，我觉得挺不公平的。

我和她的相处模式也就这样一直维持在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直到我念大学。

小丽是 77 年的，今年才 45 岁。但在我刚上大学那会儿，她就总爱说自己老了。至于她在我上大学之前有没有这么想，我记不太清楚。

考上大学后，我接触的人与事也丰富了起来。身边开始有越来越多关注女性主义的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关注的对象少有中年女性，或者说“母亲”。对我而言，妈妈是离我很近的女性。可能因为妈妈们身上有“母亲”与“女性”的双重身份重叠，在前者光环的笼罩下，我们往往会忽略她们的“自我”身份。

那段时间我也开始反思我的家庭，和我自己。我当时想，如果我认同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好像应该先从帮助与我最近的妈妈开始做些什么。

我和小丽的交流开始增多。我发现她也开始遭遇厨师生涯的职业危机：最开始大家很喜欢吃她做的东西，但九年下来，有一些老员工早就对美食习以为常，不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时小丽就会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要退休了？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之类的。

很多次，小丽提到自己幼儿园下午 4 点下班后，想再找一份兼职干。她想去星巴克试试，或者去老年大学读书，因为好几年前有个邻居家的妈妈就这样做了，她一直很想读书。

很多时候，我就会学着父亲的腔调说，在家里好好休息就够了，不要这么辛苦。但今年年初回家，机缘巧合听说朋友的咖啡店（厅见）在招咖啡兼职，心想她做厨师那么多年，嗅觉和味觉应该都比较灵敏，就问她愿不愿意尝试。

初次见面的时间定在大年初五，聊天过程中厅见的伙伴们询问我妈更擅长做什么，因为她们希望在这边工作的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一起共创。当下她就沉默了，答不上来。我就顺口说：“你不是说自己卤货很好吃，要不做卤货摊好了。”

伙伴们说，咖啡店一楼正好在做百年女性力量馆，“汲取福建当地有为女性的力量与故事”来与他人共振，展览馆正好有一个窗口面对马路，附近还有三四所学校学生人流大，可以作为尝试的窗口。

小丽听完就很想尝试：“做不做得来，也要我做了一段时间再看看。毕竟我之前是做粗活的，不知道和咖啡店啊，你们这边的产品啊合不合适，所以要试一试看看。”

我当时就觉得，她算是一个比较有“大智慧”的人。

当时仓山百年女性力量馆用 3375 个利乐包装做的展，内容为纪念华南女子学院院长余宝笙

决定开店后，我们很快就行动起来。

过年期间，小丽去打麻将，我就把她做好的卤味带到店里给大家测试，然后再反馈给她。开学后我回到上海，只能在线上跟进筹备。

咖啡店的朋友们考虑只卖家常卤味吸引不到学生，就想要一个更“爆款”的产品。她们先后尝试了台湾小吃润饼和美式轻食土豆泥，因为前者没有找到合适的原料，最终敲定了以土豆泥作为产品。

小丽最早的卤货产品，左为阿德

第二代产品润饼的研发现场

自从做了开店的决定，小丽都会参加我们的各种会议，尽管我个人还是会因为她有时候啰嗦而打断她。厅见的伙伴很希望“合伙人”——妈妈们表达对产品的想法，但小丽自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相比年轻人信息渠道比较闭塞，也缺乏创业者的管理、技术知识，自己和姐妹们可能能做的更多是体力活、技术活，年轻人才更适合做知识性的调研，于是很尊重我们的意见。这也让我觉得，小丽是个聪明人。

“创业团队”第一次见面洽谈

我们单单产品研发就花了近两个月，这在大家的意料之外，中途合伙人的变更也是。因为小丽本职工作照常，正常四点下班赶不上窗口的食材准备，所以咖啡店的朋友找来邻居的妈妈，一位六十多岁的女性加入。但在筹备过程中，因为腰疾重返，不能久站中途退出了。

这也是小丽和她二十几年的朋友，秋姐一起合伙开店的契机。

此前她们因为忙于各自家庭联系较少，因为开店又联结到一起。加上咖啡店，三方合伙人就凑齐了。大家拟定了半年的投资金额，每人各 5000 元。

然而，窗口开张的第一周里，只卖出 19 份土豆泥让大家有些灰心。数了数，其中有大半来自熟人捧场。生意冷清，秋姐和丈夫打算及时止损，“门店都没有，做起来也会不顺”，他们一直这么强调。

小丽也有些沮丧。尽管我和厅见的朋友们都想继续做满一个月再看看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但姐姐们提出了暂停，最后还是结算了目前的成本，先暂停营业了。

“芝芝土豆泥”成品

这次创业尝试失败以后，我复盘过很多因素：比如我和厅见的伙伴们都不太熟悉食物产品的研发，推进过程节奏有些低效；在供应链成本计算上过高导致利润率比较低；“窗口店”在上海是很常见的店铺形式，但对于福州的用户还是习惯传统店铺有坐的地方；小丽和秋姐的形象本身也可以做成“中年女性创业”的好故事，但当时门店宣发、社交媒体宣传都做得不够完善……

但在创业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称呼沟通的，昵称取代了“妈妈”的称谓。

土豆泥的名字最初是体现女性力量的“力量土豆泥”，为了顺口好记才改成“芝芝土豆泥”

初次创业，小丽亏了一千多块钱。但我在和她的电话中听出她的生活有充实了一些——联系上了许久不见的姐妹，电话时有新话题，甚至说起她开始去爬山运动了，我俩的生活圈子比以往多了更多交集。她在创业后，好像有了一些改变。

小丽创业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后，有朋友就会对我倾诉，自己的母亲没有小丽愿意尝试创业的勇气。但我觉得帮助中年女性创业并不是一个目的，毕竟每个妈妈的性格和长处都不同，我们的初衷可能是让她们的生活更围着自己转，所以真正的目的在于帮助她们“发挥潜能”。

怎么看到妈妈的潜能呢？我的经验就是：把妈妈看成小孩，你则作为大人陪伴她尝试新鲜的东西。想想看，在我们小时候，妈妈们会陪我尝试很多我不敢做的事情，那当我们长大后，就也可以叫妈妈陪我们一起做蛋糕、跳 Zumba。

可能妈妈们随着年纪增长更怕犯错、更怕丢脸了，但并不代表这个陪伴去执行、尝试的过程是没有效果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也都上过一堆钢琴书法跆拳道等看似“没用”的兴趣班。

营业第一天的小丽和秋姐

这个过程也没有想象中难。可能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不要想“她是你妈”，把她当成你坐公交或者故地重游遇到的、熟悉又陌生的中年女性就好，找些契机带她做你平时爱做的事情。拿掉母亲的身份，我们可能会更愿意倾听她们的一些问题和诉求。

当然我也有朋友会说：我不听我父母讲话，一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我理解，这种状态可以很好地不跟父母产生矛盾，也就自然不会痛苦。

所以跟父母相处的方式其实也因人而异。我现在也不是一个“乖小孩”，在家还是经常会跟妈妈吵架。我妈妈会喊我“不要抖腿”，我也会立刻回嘴“你能不能不要刷抖音”。妈妈趁我在家给我煮很多饭，我也会说：“你为什么煮这么多？买菜不要钱吗？煮这么多给谁吃？你这样煮下去地球都快毁灭了！”妈妈被我骂惨了！

但我知道在我和妈妈之间，“吵架”是一个我们正在摸索的沟通方式。我时常会发现我骂的东西妈妈真的能听进去，也会慢慢改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我觉得了解父母可以帮助我自己与原生家庭和解，也不会拘泥于总在思考原生家庭对我的改变。

帮妈妈创业也好，单纯帮妈妈找一份工作、做得开心也罢，出发点都可以是利己的。妈妈从事了新的职业后，我们之间的聊天就会更高效，或者更有趣一些，不会只是停留在那些需要我消耗情感的话题。

最近，我们这个创业小团队也还在讨论，土豆泥的项目可以在福州当地以集市活动、快闪活动来继续呈现。

开店失败不见得事情就彻底结束了，下一次我们往这个方向尝试，我觉得效果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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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阿德

作者  阿呜

编辑  阿挺

设计  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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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不知该怎么说，要不你先听听这歌？

这里有份母亲节行动清单待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