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车混装”引爆舆论背后, 一场“粮食权力”之争尤为惊险?
【导读】油罐车混装煤油与食用油新闻爆出后，舆论哗然。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被重新推上风口浪尖，如何保证入口食品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也有人将矛头直指外资垄断，其压榨国内大豆企业导致运费降低，是卡车司机铤而走险以至酿成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些事件隐隐指向一个藏在混装事件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发展中国家粮食自主性问题。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俄乌冲突以来，2019～2022年全球饥饿人口增长近1.22亿，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上遭受了巨大挑战，彻底暴露出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食物体系的不公正，以及各大粮食贸易集团垄断全球粮食产业链带来的恶果。
本文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粮食体系的关系经历了“被迫开放—主动开放—主动融入”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逐渐丧失了粮食自主权。早期，英国殖民者强迫殖民地向其提供廉价粮食产品，这一格局在一战后开始崩溃。二战后，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将过剩农产品“倾销”至世界各地，粮食援助体系和农业补贴政策应运而生。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市场大门被彻底打开，农业生产的重心也从粮食作物变成了经济作物。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粮食新自由主义是一场“富国的伪善”。发达国家以粮食援助和粮食自由贸易作为外衣，实则是希望借此机会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并“踢开”发展中国家通向农业强大和粮食自主的“梯子”。
粮食资源具有极强的战略属性，这决定了粮食市场不可能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所构想的“自由开放的全球粮食体系”方向发展，而当前地缘政治争端频发进一步强化了粮食资源的战略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以艾地盟（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Company）为代表的跨国粮商在全球粮食贸易中逐步确立了垄断地位，垄断了全球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各大环节，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产业链管理者”。
受经济收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驱动影响，发展中国家将粮食供给诉诸国际粮食市场。但是，积极融入全球粮食市场并没能增进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粮食市场的权力和资金正在进一步垄断化，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其中享有主导权和收益，风险和成本却落在发展中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身上。这背后带来的风险，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3期，原题为《粮食不安全：发展中国家是如何丧失粮食主动权的》。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来源：文化纵横)
粮食不安全：
发展中国家是
如何丧失粮食主动权的
▍从被迫开放到主动融入：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粮食体系的演进关系
▍融入的代价：发展中国家粮食风险加剧
主动融入全球粮食体系对于巴西、阿根廷等农业强国而言是巨大机遇，它们通过全球粮食市场获益。但对于处于体系边缘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主动融入全球粮食体系意味着将自身粮食安全暴露在更大不确定风险之中。在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粮食资源的战略属性日益突出，粮食市场的资本属性日益增强，这成为诱发发展中国家粮食风险的两大关键因素。
粮食资源具有极强的战略属性，这决定了粮食市场不可能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所构想的“自由开放的全球粮食体系”方向发展。现实生活不存在完美的市场经济，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一体两面，这在粮食贸易中更为突出——由于粮食的战略属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买得到粮食。以粮食作为武器推进国家间竞合关系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1965~1968年，美国试图利用大规模粮食援助来重构南亚次大陆秩序，获取印度对越南战争的支持。1960~1980年期间，粮食贸易一直是美苏竞争中讨价还价的重要工具。1975年和1980年，美国先后两次对苏联实施了粮食禁运，恶化了苏联的粮食进口环境。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74年发布的《世界人口、粮食生产和气候趋势的潜在影响》报告中也清楚地勾画出了粮食与国力之间的联系，认为世界对美国的依赖日益增加，粮食盈余“预示着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特别是相对于贫穷的缺粮国家”。
当前地缘政治争端频发进一步强化了粮食资源的战略属性，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全球小麦和大米贸易为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全球第一大、第五大小麦出口国出口量骤减，国际社会将小麦进口来源寄望于全球第二大生产国印度。但在2022年5月13日，印度却突然宣布禁止小麦出口，理由是为了确保本国粮食供应，防患全球粮食危机带来的风险。尽管印度不是主要小麦出口国，但该项措施仍加剧了国际市场的恐惧。禁令实施后，全球小麦价格大幅上涨，芝加哥基准小麦指数上涨了5.9%，创2022年3月以来新高。特别是，印度是斯里兰卡、尼泊尔、阿联酋、土耳其、埃及等亚非国家的重要小麦进口来源国，禁令出台后恶化了这些国家的粮食可获得性。例如，尼泊尔90%以上的小麦进口依赖印度，小麦禁令后的八个月导致尼泊尔85%的面粉厂不得不暂时性关闭。2022年9月，印度宣布禁止碎米出口，并针对不同品种大米征收关税。2023年7月，印度进一步加强大米出口管制，宣布将禁止除蒸谷米和印度香米外的所有大米出口。自印度宣布大米出口禁令以来，包括阿联酋、俄罗斯、缅甸等多个国家也先后采取了大米出口管制措施。受一连串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影响，全球大米价格在2023年7月达到2012年以来的历史峰值。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2023年12月11日，全球19个国家实施了27项食品出口禁令，9个国家实施了17项出口限制措施，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
由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粮食“保卫战”对高度依赖国际粮食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些国家不得不花费更高昂的成本来购买粮食。例如在2022年，埃及、秘鲁、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小麦进口成本较2020年分别上涨了20%、13%、9%和9%，其中埃及不得不额外支出高达30亿美元来购买2020年同等数量小麦（1320万吨）。截至2023年12月，76%中低收入国家、62%低收入国家的食品通胀率仍高于5%，其中埃及、利比亚、阿根廷、越南和圭亚那实际食品通胀率超过了10%。高昂的进口成本侵蚀了这些国家的财政空间，加剧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压力。雪上加霜的是，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普遍范围内的财政困境和粮食援助成本高涨，2023年世界粮食计划署近一半成员国将粮食援助的规模和成本削减近50%，进一步侵蚀了发展中国家粮食获取能力。
另外，当前粮食的交换价值已经超越了使用价值，粮食贸易集团垄断了全球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各大环节，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地位更加边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艾地盟（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Company）（简称“ABCD”）为代表的跨国粮商在全球粮食贸易中逐步确立了垄断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以“ABCD”为代表的跨国粮商进一步深刻融入粮食生产、采购、储存、加工、贸易等各大环节，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产业链管理者”。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跨国粮商通过操控全球粮食产业链获取了创纪录的巨额利润。比如，2022年嘉吉公司营收高达1650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23%，创历史新高。2020~2022年，ADM公司毛利润从45亿美元增长至76亿美元；2021~2022年，邦吉净利润从2.3亿美元增长至3.4亿美元。
与跨国粮商在全球性危机中获取巨额利润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不得不花费更高额的成本来购买粮食。根据粮农组织统计，2022年全球食品进口费用将高达1.94万亿美元，比2021年高出10%；这一费用在2023年将进一步增长至2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受FIB增长影响更强烈。根据粮农组织在《2022年粮食展望》（Food Outlook 2022）中的预测，2023年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将额外增加217亿美元进口成本，其中低收入国家进口总额保持不变，但进口数量却将会萎缩10%。例如，预计202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食品进口费用比上年增长近49亿美元，但食品成交量却同比下降7亿美元。但根据粮农组织2023年11月份最新发布的《2023年粮食展望》（Food Outlook 2023），2023年全球食品进口费用再创新高，但这一增长主要由发达国家推动，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食品进口总额预计将同比分别收缩3.2%和11%。国内经济萎缩、有限的财政资源、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高昂的运费、保险费以及外汇储备下降是导致中低收入国家食品进口支出减少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在国际食品价格和运输价格高位运行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国家不得不缩减食品进口支出，这意味着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将面临饥饿风险。
粮食日益增强的战略属性和资本属性导致中低收入国家面临了更为深刻的粮食危机，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苦难和贫困。低收入经济群体的食品消费约占家庭总支出的45%，全球性粮价上涨导致粮食可获得性下降，更多群体面临饥饿和贫困风险。根据粮农组织的统计，2019~2022年期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口比例从7.9%增至9.2%，饥饿人数增长了1.22亿，重新回到2005年饥饿水平。2015~2018年，全球贫困继续历史性下降，极端贫困率（Extreme Poverty）从10.1%下降到8.6%，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每天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的人数从7.4亿减少到6.56亿。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俄乌冲突严重削弱了这一进展。2019~2020年全球贫困率从8.3%增至9.2%，首次逆转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下降趋势。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减贫进展。2022年，仅乌克兰贫困人口比例就从5.5%上升至24.1%。
▍结语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