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去了外地县城，和体制内二代一比就输了

“考公考编热”仍在继续。

2024年，国考人数再创历史新高，300余万名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共同竞争3.96万个岗位。为了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机会，报考大军中，不少考生为了更好“上岸”，选择了异地小城市乃至乡镇编制。

这条看似稳妥的道路，并不总是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顺利。从大城市来到异地的县城、乡镇后，年轻的基层公职人员们才看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如果说基层的工作生活条件是能够习惯的不便，那么作为“外地人”，在小城的熟人社会里面临的微妙压力，则是许多人难以越过的藩篱。

许多考生上岸后，以过来人的心态在网上发帖，“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如果有一次机会，可以重新回到考编前，他们可能不会再“为了上岸而上岸”，但依然不敢离开体制这座围城。

上岸后，并不轻松

“那时候，周围的同学、好朋友突然都在考公务员。”

几年前毕业后，艺术类专业的咚咚在一线城市的传媒公司里过着每天熬夜加班的生活。渐渐地，她吃不消这种生活节奏，想换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考虑到公务员身份带来的稳定保障，拼了一年，咚咚选择辞职回到老家，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疫情期间，她考上了同省内地县城的文职岗。那时的她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多，元旦假期即将结束时，自己会坐在家乡车站的肯德基里，望着返岗的动车被取消的消息，对着手机写下工作以来的无奈与委屈。她在帖子标题里劝告大家：“千万不要考异地公务员。”

最初报考这个岗位时，咚咚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后悔。那时她已经备考了快2年，经历了七八场考试，对“上岸”的焦虑与日剧增。

她本打算留在经济发达的老家，但竞争实在太过激烈。专业对口的岗位全省也只有三到四个，“三不限”岗位更是一岗难求。

考到后来，她的心情从期待上岸后的生活，慢慢变成了烦躁。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成为听不见回声的沉没成本，备考期间，她的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在工作上，如果这时候放弃，回到以前的行业，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她被架在了这座独木桥上，“不管是什么岗，只要考上就行”的想法盖过了一切。公考培训机构的老师也劝她，“先就业，再择业”。

“都在同省，回家不麻烦；先考上，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这样安慰着自己，咚咚放弃了留在老家的想法，报了外地县城的专业对口岗位，终于上岸。

选择竞争更小的岗位，的确更容易尝到上岸的喜悦。但对于小新来说，这份喜悦在她真正投入工作的第一天就已经消散了。

在考到这个西南乡镇事业编以前，小新也经历了一年的备考，同样是在报考省会家乡的三不限岗位时受挫，才退而求其次。考上的时候，她很知足：那两年就业环境不好，能有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许多像咚咚一样的“过来人”都会劝告公考考生，报考异地乡镇岗位时要慎重，小新也听说过。但那时候，她相信自己“能适应”。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翻山越岭来到镇上时，即使看到了当地远不如家乡的经济条件，小新依旧怀着期待。

但入职那天下午，工作就给她“上了一课”。

上头通知，镇上要迎接卫生检查，小新和其他同事一起被指派去捡垃圾，顺着大河，弯腰蹚水捡了一下午。她这才知道，在乡镇体制内，只要遇到大检查，只要领导发一句“五点集合，去扫街”，不管你是什么岗位，都要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跑去扫垃圾。

其中一些工作，甚至让小新觉得“有些无理”。某次迎检前夕，单位决定重新刷墙，但未干的刷漆滴到地上，形成了很多白点，又破坏了地板的美观。小新接到的任务是，用铲子一点点把这些白点铲掉。那天，他们干到了凌晨三四点。

这种突然的工作时常会有，因为无论是省里的、市里的、还是县里的检查，最终都会指派到乡镇；日常工作也繁重而琐碎，有时候要给乡里群众开会，小新凌晨四五点就要赶到现场，避免耽误农户种地。

工作一层层压下来，让小新动了离开乡镇的念头。时间久了，镇上单调的日常也让她怀念起在省会舒适的生活。事业编制内人员可以继续向上考公务员，休息时，小新又开始做题，决心用这种方式考回去。

关系网外的人

尚尚比小新晚一年入职，也在和家乡同省异市的乡镇工作。参加选调考试前，尚尚觉得，她不是不能接受异地。但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真正进来前，她并不了解这里的工作情况和风格。

“我没想到，我们没有周末。”周末，尚尚的单位默认要上班，节假日则是轮岗值休，想休息，必须和镇长请假；最近，单位还开始统计请假天数，据说会影响评级。

尚尚发现，被这样的规定限制得更多的，是像她这样的“外地人”。比如，客观来说，本地人想参加个婚礼，午休就可以去，只有外地人需要请假；再比如，尚尚在心里对比过，同样是新人，外地人要做的工作要更多、更麻烦，也更难有休息时间。

她刚上班两个月，领导就把她抽调到了疫情防控最忙的岗位上。12月那段时间，她工作压力极大，八点前就要到岗，没有午休，晚上最早十点多才能下班，最晚要加班到凌晨四点半。其实，另一位和她同期入职的本地新人对这个地方更了解，但领导偏偏选了尚尚。

同样请病假，本地同事可以在家休息一个月，而尚尚摔伤后，却在医院收到领导的语音：你不是脚受伤了吗？这个工作用不到脚。

入职久了，尚尚发现，本地的年轻同事，基本都是“体二代”——他们的父母也在体制内。镇上圈子不大，领导会因此多照顾他们一些。有些本地同事公考分数足够去市里，也宁愿留在小镇上，因为这里的工作环境更轻松。

其实尚尚家离这里不算太远，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当地人对本地外地的区分，就以这个镇的边界为分界线。

再说，这个距离也足以让她听不懂这里的方言，交不到本地的朋友。同龄的本地同事之间，大多都是同学，或者家里互相认识。早在她来这里工作之前，他们就形成了一张坚固复杂的人际关系网。

与之相对的，则是尚尚和家人朋友的联系越来越少。姑姑生病了，她没法去看望；朋友的孩子出生半年了，她没见过一次。

乡镇里有人情味，但不是她的。在这里，漂泊感时刻存在。

“如果在那边没人陪你玩的话，你一个人会更难过。”小新觉得，支撑自己工作的一大动力是在单位里交到的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休假的时候，四个人开两小时的车进城转转、改善一下伙食，能缓解很多压力。

但咚咚没有这么幸运。她的同事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在办公室里用当地方言聊天，她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给她带来更大麻烦的是，即使是在工作场合，他们有时候也会直接用方言讲话，咚咚很不习惯，“在我们那，大家顶多是在家里会讲一下，在单位不会跟别人说方言。”

咚咚相信，在职场，还是需要和同事搞好关系；但因为“性格比较内向”，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努力。在这里待了不到四年，平时能联系的，还是以前的朋友。

恋爱也不好谈。尚尚被同事介绍过一些相亲对象，但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像尚尚这样的外地姑娘留不住，所以“乱点鸳鸯谱”，介绍的对象跟尚尚并不般配；又或许是在小镇上，“考上公务员就已经很光宗耀祖了”，同事只知道某个男生也在体制内，就给尚尚介绍，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其他方面的条件，还说他们门当户对。

尚尚后来也不想去参加这些相亲了。她不是没遇到过聊得来的人，但因为不想以后异地，最终不了了之。

她其实也觉得，自己未来是要走的。如果和本地人结婚了，就真的要在那里“定下来了”。

温水里的青蛙

年轻人越来越求稳了。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从2023年到2024年，应届毕业生在求职时看重稳定的比例从40.7%上升到51.0%，想要进入体制内的比例也连年走高，到24届，已经达到了71.5%。

体制内，的确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但有时候，尚尚也会有种错觉，“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午休，睡着了再醒，吃饭，吃完了去骑车散心，每天的生活都是固定的。

许多同事安于现状，“躺平”、“摸鱼”都是常有的事。一些做村里工作的，上午去巡逻一圈，下午就回家了。这部分人往往上了年纪，不擅长电子办公，他们的材料都交给像尚尚这样坐办公室的年轻人来写。

一项工作重不重要，最后都是领导评判。在领导眼里，“坐办公室只是对着电脑敲一敲，有空调吹，不会晒太阳，很轻松”，下村才是能做出成绩的工作，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更多。但外地人“不熟悉当地的关系，很难开展工作”，基本与之无缘。

对那些经常偷懒的同事，尚尚不想效仿。她认为，人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但时间长了，她发现有些事情不是能靠一己之力改变的。

工作中的表格，不像她读研时的实验报告，要求她对每一个数字严谨。有次需要统计村里疫苗接种的情况，某个村报上来的数据是“没有适龄接种儿童”，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尚尚想知道真实数据，领导反而说，“大差不差就行了，你不要再去问了。”

下面的人觉得算了，领导也觉得算了，只有夹在中间的尚尚在怀疑认真工作的意义。曾经她较真过，最后发现领导报上去的还是错的。

有一次，市里下任务，要求推广某个政务APP，每个镇、每个村都有指标，要上传对应数量的下载截图。但乡镇里老人居多，许多人根本没有智能手机；就算有，很多老人下载下来，也不知道怎么用。尚尚认为这种要求不合理，但也不得不用大家都在用的办法完成任务：去网上买截图。

而对于那些与领导个人升迁密切相关的工作，尚尚又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对待，“机灵起来”。领导如果挨了上级的骂，科员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现实里领导的要求、自己心中的原则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她头脑中被反复地拉扯。

日子久了，尚尚的工作能力却好像没有多大的进步。那些零碎的工作，她不认为真的能锻炼出什么来，即使有，也用不上，她依然只是底层的一个螺丝钉；变化主要发生在她的性格上，尚尚更少让情绪外露了，外人看来，似乎是变得沉稳、成熟了。

尚尚不认为这是好事。沉稳的反面，是失去生机。

她还是会做好分内的事情，但也悟出，乡镇有一些工作，拖着拖着就不用干了，“没必要工作一来，你就去问。”

小新形容面对工作的自己，“越来越像温水里的青蛙。”

刚上班的时候，对于捡垃圾、铲油漆这些工作，小新还会抱怨；可是到了后来，哪怕又来了个更无理的工作，她也不想再说什么，“就算了，干吧。”

某次小长假刚过一半，领导突然通知有火灾，叫所有人立刻赶回去。回去第一件事是开会，开完会，男生被派去打火，女生“待着等通知”，回去了，也没帮上什么大忙。但小新已经习惯了，只要看到通知，不管回去之后是否真的有紧急工作要做，她都得立刻赶回来。

慢慢，曾经觉得不合理的任务好像也不会再让她有多大的压力了；只是，每次一遇到，就会在她“想离开”的想法上，再压一根稻草。

离不开的围城

小新一心考公，但能报考的只有竞争最激烈的三不限岗位；各种突发的工作，也让她无法专心备考。某次省考前一个月，正是最后的冲刺阶段，她却每天都加班到十点以后，没时间看书。

就这样考了三年，她忍不住想，“我好像真的考不上公务员了。”

公考不顺利，按规定，调动也只能调去其他乡镇。小新只剩最后一个办法——辞职。她所在的事业单位管理没有那么严格，虽然她的服务期还没结束，但只要领导同意，就可以辞职。

辞职并不那么潇洒。小新说，来自外地的同事们，除非在当地成了家，没有哪个不想离开的，只是大家都不敢走。

毕竟，走了能去哪呢？

咚咚也多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她也想离开，但公务员系统的管理更严格，她只能等待五年服务期结束，参加遴选考试，看看能不能考回大城市。

有时候，咚咚会想起自己短暂工作过、后来又逃离的大城市，怀念那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

那时候，虽然更累，但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每天接触的都是新的东西。现在这个地方年轻人不多，娱乐也少，有钱都没处花。或者，哪怕在老家“当个编外”，至少朋友、家人都在身边，生活质量也比现在高。服务期过了一多半，她对这里依旧没有感情。

曾经，咚咚以为这份工作、这个县城是自己的跳板，现在才发现遴选考试的难度不亚于当年报考省会，都是几百人竞争一个位置。不少外地同事，服务期满了也没走成，慢慢也接受了这个结果，在当地结婚生子了。

即便如此，辞职对咚咚来说，仍然属于“最糟糕的打算”。考虑到外面职场的生存空间，咚咚想，捧好这个“铁饭碗”，至少以后不会失业，也不用担心养老。

现在的工作再差，也比出来能找到的工作好。尚尚权衡过，像自己这种双非学校、“天坑”专业的学生，去企业也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经历过痛苦的科研生活，她也不考虑读博。

而且，哪怕实际上尚尚的办公室里“生态环境极好”，蚊子、臭虫、蛇应有尽有，但这份工作，在世人眼里毕竟体面，是个自己和家人都“说得出口的工作”。

纵然里子与面子之间有千般落差，尚尚依然说：“我很感谢体制内可以收留我。”

她同样寄希望于未来的遴选考试。“再难的考试，也是肯定是有人要考上的，哪怕是10000：1，也总有那么一个人的。”

目前，只有小新成功回到了大城市。但她选择的，依然是体制内。

小新是农学专业的，大四参加了一圈招聘会，发现对口的工作条件艰苦、偏向男生，她不满意，想跨专业考研，也没成功。她也考虑过企业里文职类的工作，但薪资低，五险一金也交不全。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内，是她的最优解。

这份工作不用担心老板将婚育情况作为录用标准，也不用担心业绩倒数被辞退；做相似的活，薪资比外面高一两千。

疫情期间，她不敢辞职，因为“出来真的找不到工作”；到了23年，为了攒够两年基层经验、未来可以有考省厅的机会，她舍不得辞职；两年满了，又纠结了几个月。今年她想，自己还年轻，“还能再考”。

提辞职，才能有重新考家乡事业编的资格。单位没有过多阻拦，小新松了口气，“我本来也不是领导的培养对象，如果是，也不会放我走。”这次考试，她顺利在家乡上岸了。

等待遴选的日子，咚咚在努力适应县城的生活。她问了一些在大城市上班的朋友，发现他们的周末也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丰富多彩。下了班，大家都一样，累得不想再出去了。自己平时看看书、看看电影，在县里报个兴趣班，日子同样可以很充实。

对于工作，咚咚也承认，自己一开始“心态没摆正”，只想快点离开。但现在她觉得，应该认真一点，毕竟是来给社会作贡献的。不比咚咚以前所在的创意类行业，体制类的工作更看重规范，可发挥的空间不多，但写好一篇材料，也能让她收获成就感。

其实最初报考时，几个人都有服务基层的理想。尚尚拿自己举例，基层公务员说自己想离开，不代表他们工作中真的玩忽职守。至少，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她一直在城市里生活，来到乡镇工作，才知道有些底层的农民生活得这么难。帮他们争取一点福利补贴，哪怕只是一个老人机，哪怕只是帮忙盖个章、打个电话，这种很小的事，却能解决他们生活里的燃眉之急。每到这个时候，尚尚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