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后代李祖芳：“红军的一天”助脱贫丨我这十年

▲  红军烈士李筱甫的孙子李祖芳。 （农健 / 图）

秋天到了，坝上村刚送走一批参加暑期培训的学员。

65岁的红色讲解员李祖芳没有闲下来，白天，他在自家的地里种萝卜和青菜，其余时间，就在阅读和井冈山革命相关的书籍，这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坝上村是个“红军村”，地处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东北角，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村里80%家庭都走出过红军。

李祖芳的爷爷李筱甫就是一名红军烈士，曾任红四军军需处处长。

或许因为是“红色之后”，李祖芳先后担任过坝上村党支部书记、脱贫攻坚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过去十年间，李祖芳又多了一个身份。2014年，他成为“红军的一天”培训项目全职讲解员，将更多时间用在了讲解和接待上，那年他57岁。

近十年下来，李祖芳累计讲解六百余场，接待学员超过三十万人次，这也给坝上村发展旅游经济带来了机会。

靠给学员及游客提供红军餐、讲红军故事等红色培训体验项目，这个曾被列为“十三五”期间省定贫困村的深山小村迎来了巨变。

2017年2月，井冈山成了“精准扶贫”战略启动后第一个脱贫“摘帽”的国定贫困县。那一年，坝上村也摘掉了“贫困帽”，李祖芳和其他村民共接待了四万多名游客，户均增收两万余元。

红色旅游也为井冈山市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据统计，仅2017年至2019年，井冈山红色培训班每年培训人数均超过43万，全市旅游收入从138.89亿元增加至160.3亿元。

成为红色讲解员的李祖芳，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他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留下了足迹，并将爷爷李筱甫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在坝上村，至今还流传着“李筱甫送白马”的故事。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李筱甫家中养伤，得到悉心照料。那时，李筱甫家里有两千多亩山和两百多亩田地，“在县城可以排到前五”。毛泽东离开时，李筱甫赠出600块银元、20担茶籽和36担稻谷，并送出了后来伴随毛泽东走完了长征路的白马。

李筱甫更为人称道的经历，是他出任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负责人后，推行统一平等的经济供给制。战士缴获的金银首饰，统一上交部队保管。因为坚持同吃同住，官兵平等，他还拒绝过妻子送饭菜到部队。新中国成立后，1930年牺牲的李筱甫被认定为烈士。

在战争年代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坝上村是共产党人的“安家之地”。如今，村子周围还分布着步云山红军练兵场、红四军军部等革命旧址。

作为革命老区，群山环抱中的坝上村，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里都未能走出贫困，“十三五”期间，成了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

李祖芳记得，“精准扶贫”战略启动前，村民们走的是泥巴路、石板路，“习惯了在没有路灯的盘山公路摸黑”。条件稍好的人家，只能依靠不稳定的山间水力发电。那时，一个六百余人的村庄，贫困户就有36户92人。

李祖芳一度试图脱离这个贫穷的地方。他去茅坪打过4年工，一开始做小包工头，后来到了企业，每月工资300块钱。1996年，村里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回到村里当党支部书记。李祖芳犹豫过，“3个小孩还等着养”，而当时的支部书记，每月仅可以领取一百来块的工资。

但“总要有人回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那几年，是李祖芳压力最大的时候，大到收税、交公粮、赈灾、计划生育，小到村民吵架，都需要他一一解决。

最大的难题还是贫困。当地政府也想过不少办法，李祖芳回忆，早些年，坝上村以种植经济和养殖经济为主，村里实行过“粮食直补”政策，即按一定的金额标准支付粮食补贴，“种多少亩，补多少钱”。后来，镇里还开设过农业科普课堂，每个村可以派十至二十名年轻的代表到镇上去，听市里请来的农业专家开设的课程，“怎么种菜、养蜂、养猪，都会教”。

但村民们对抗风险的能力和意识较弱，“如果一不小心融资失败，没有办法承担得起利息”。结果往往是，花了功夫，扶贫效果仍不明显。

二十年的乡村工作让李祖芳意识到，想消除坝上村的贫困，需要自我造血。

2012年，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建成，研发出“红军的一天”红色培训体验项目。经过调研试点，有关部门决定将坝上村定为“红军的一天”实践基地。

早在1990年代，井冈山的红色旅游就初见成效。2005年，井冈山管理局成立，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管理机制，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发展红色旅游。

 “红军的一天”项目就是让前来培训学习的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学员，身着红军服，体验红军一天的生活。在坝上村山间，学员们会依据行军路线，扛弹药、找地标、寻草药、自制担架，最后到农户家中制作红军餐，并开展社会调查。

有了基地，有了项目，从哪里找人来体验？

2014年，李祖芳受邀到江西省委党校井冈山培训基地讲解李筱甫的故事。他顺势向时任江西省委党校干部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彭滨红提议，“坝上村兼具青山绿水和红色资源，过去这里的老百姓也付出了很多，希望可以考虑安排省委党校井冈山培训基地的学员，也到坝上村培训”。彭滨红同意了。

另一个难题是，村民们会不会配合？意外的是，项目运营前，就有四十多户报了名。

李祖芳记得，“急行军”路线需要修路，村民们就自觉搬上铲子填路，“哪个地方有树木，就把它砍掉，哪个地方塌方了，就把它填平”。

参与接待的农户，每年除了务工、种植农作物的收入外，还能从学员的餐费上实现盈利。不少村民还用自种菜，以节约红军餐的制作成本，实现增收。

据中国江西网报道，2016年坝上村共接待学员4.2万人。同年年底，坝上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1%，全村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65元。

随着项目的开展，李祖芳也逐渐成了一名红色讲解员。

2014年与彭滨红会面时，彭滨红告诉李祖芳，“培养干部首先要树立起干部们的廉政思想，廉政故事也要讲好”，并提出关于李筱甫的故事，“比其他的要好”。

对于李祖芳而言，讲述爷爷的故事并不难。从小，通过父亲和奶奶闲谈了解到的有关爷爷的故事，都记在他的脑海里。李祖芳很快靠着自己的记忆梳理了出来，内容包括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的经历，李筱甫如何参与红色革命，以及李筱甫在革命期间的廉洁表现等。向党校老师请教后，不久就通过了审核。

但现实难题在于，对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李祖芳而言，背讲稿是个吃力活儿。读小学五年级时，李祖芳就辍学参加生产队劳动。如何让语调更好听？如何让故事更吸引人？都是他的苦恼。

于是，李祖芳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背稿，白天到农田干活，晚上休息时再背一轮。正式开讲时，面对不同的人群，讲法也不同。

面对大学生，李祖芳会讲红军在坝上村吃红米饭南瓜汤的故事。面对干部，李祖芳往往讲爷爷李筱甫任“红军大管家”期间秉公处事的故事。

李祖芳一个中午要讲七八节课，每节课在十五分钟到三十五分钟不等，“刚讲完一个班，吃上一口饭，下个班又来了”。

夹杂了方言的普通话，以及常常不自觉加快的语速，有时会让外地学员难以跟上节奏。

听不懂的人会主动找他交流。“纪检部门的领导干部对廉政故事感兴趣”，李祖芳记得，有干部问过他，腐败现象的成因以及该如何规避。也有干部和他探讨，“假若没有廉洁，一个政党会走向何方”。

到后来，会讲红色的故事的不仅仅是李祖芳了。

2015年，村里投入了两万元资金，在村委会附近安上广播。每天中午，就定时在村里播放红歌，“不能学员们来了后，问红歌里的故事，村民们都不知道”。

顾客多了，村子里对每户的接待名额进行分配。每月底，李祖芳要去参加接待管理委员会召开的评议会，“卫生做得好的、接待得好的都会被表扬，不好的就会被批评”。管委会还会分配接待名额，“今天这户接12个，下次就接8个，要做到公平”。

疫情发生之后，坝上村冷清了不少，2022年至今，接待人次只有五六千。但李祖芳依旧在村里头奔波。李祖芳打算，“如果身体好的话，可能会讲到七十多岁”，等老了之后，再让子孙们继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