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空“从北京朝天津投篮”丨我这十年

▲  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新华社记者 连振 / 图）

一个人站在北京，朝天津的一个篮筐投篮，会发生什么？中国航天人的回答是，“不但投进了，还是个漂亮的空心球。”

这离不开微波雷达。

什么是微波雷达？几乎每次采访中，贺中琴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她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微波雷达研制团队的主任设计师。

“通俗地讲，你可以把它想象为汽车的倒车雷达。”她解释说，当汽车驾驶员倒车时，雷达会实时测距，比如2米、1米、0.8米，进而扫除视觉盲区的危险。“而在太空中，微波雷达技术可以让高速飞行、体积巨大的航天器，像蝴蝶触角一样轻轻碰在一起。”

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之一。而该技术的关键核心产品，正是贺中琴和所在团队科技攻关的成果——微波雷达。

当前，中国微波雷达技术的测距精度可达0.2米，测角精度达到0.1度，综合测量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正是“从北京朝天津投个空心球”的底气。

为了打造这样一双太空“锐眼”，贺中琴和所在团队努力了二十余年。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微波雷达研制团队的主任设计师贺中琴。（农健 / 图）

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24岁的贺中琴决定到航天科工二院攻读研究生。当时微波雷达项目刚启动不久，她的导师孙武研究员正是项目的总负责人。

孙武在2000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尝试从零开始自主研制微波雷达原理样机。贺中琴还记得，这个项目最早只有导师孙武一人，渐渐地才有新队员加入。研究生入所报到第一天，孙总师就对她说，“咱们人手不够，你们每个人都要独当一面，你是女孩也不要娇气。”

中国航天事业起步晚、底子薄，交会对接技术发展缓慢。美、苏等航天大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投入研究，而中国进入21世纪才奋起直追。

2009年4月到2010年元旦，贺中琴在实验室“泡了”半年多。当时正值技术早期验证阶段，为保证测试效果，贺中琴和同事们尽可能久地待在暗室内，减少外出。

一次所里领导来实验室慰问，一拨人黑压压站在眼前，所领导突然大声问：小贺怎么没来。贺中琴记得，其实当时她就站在前面，只是脸、手、头发都黑乎乎一片，已完全认不出模样。

不过，科研生活并不时时充满乐趣。相反，技术攻关往往是枯燥而繁琐的。

在太空中，微波雷达技术面临着复杂的工作环境。比如，月球表面覆盖有月尘，但谁也没见过月尘长什么样。在综合讨论后，团队决定用火山灰做样本，模拟月尘环境。

再比如，失去大气层保护后，微波雷达设备要直面极热和极冷的昼夜温差，为此团队还需奔赴不同气候区进行地面验证。

“从理论到实践，中间要经过不断的计算、仿真与验证。”贺中琴说，产品成形后，团队要用各种方法测试性能。这样才能保证它们在复杂的太空中也能圆满完成任务。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微波雷达技术从无到有，填补了一个个空白。

2011年，神舟八号无人飞船与天宫一号执行首次交会对接任务，微波雷达技术迎来在中国航天领域的“首秀”。当时，贺中琴和团队成员在地面飞行控制中心，紧张地守候在监视器前，实时监测和分析数据。

宣布成功交会的那一刻，地面飞控中心响起热烈的掌声。“迎来了‘开门红’，大家非常兴奋，有人激动得跳了起来”。贺中琴记得，当时《中国航天报》发了一份庆祝任务成功的号外刊，她和同事们都争先抢起一份，拍照留念。

此次交会对接任务成功完成后，贺中琴所在项目团队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体，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颁奖礼。短暂而简单的庆祝后，团队成员又投入到另一场“攻坚战”——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微波雷达的研制。

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从月球采样返回，微波雷达在距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轨道执行交会对接任务。

十年过去，贺中琴成长为微波雷达团队的主任设计师。她不仅要对数据负责，还要对现场情况作出决策。虽然有孙总师在现场“坐镇”，但她依然感到肩上沉甸甸的重量。

此次任务恰逢新冠疫情，指挥中心内人员数量有所限制，到场的人也都戴上了厚厚的口罩。任务圆满完成后，大家克制地握手庆祝，可依然难掩激动的心情，贺中琴说这是一场“沉默的狂欢”。

对航天人来说，每一次成功都来之不易。但“一次成功不等于次次成功”，每一次都要直到最后宣布成功的那一刻，才可以稍微松上一口气。

载人航天，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工作多年来，贺中琴一直铭记导师孙武的话，“飞船只发射一次，我们的责任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们常说，做事情要把自己装进去。啥意思呢？就是如果坐进那艘飞船的人是你，你会怎么做事？你怎么来保证这个东西万无一失？”贺中琴说。

从2011年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太空之吻”，到2020年嫦娥五号轨道器和上升器的“太空牵手”，再到空间站建造阶段完成两次载人交会对接，中国自主研发的交会对接微波雷达已完成“11战11捷”，以优异成绩交出满意答卷。

贺中琴的老家在湖北省南漳县果坪村，村里与镇上的唯一连接是一条砂石土路。夏天到处是沟沟坎坎，冬天常常结冰溜光水滑。虽然环境闭塞，但和周边几个村子相比，果坪村拥有方圆数十里唯一一所完全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完整设置的学校。

贺中琴的爷爷是一名乡村教师，“他是当时我们村里唯一一个订书订报的。”贺中琴记得，在物流不便的年代，他们常常在一个月同时收到两本刊物，“半月刊”变成了“月刊”。

贺中琴的父母都是农民，却也非常支持三个孩子读书，常说道：“只要你们能读，（我们）砸锅卖铁都供。”

后来，贺中琴考进了南漳县寄宿制的重点高中，原来结伴上学的伙伴基本就剩下她一个。从镇子上坐车回村，来回需要6块钱的车费。为了省钱，贺中琴每次都是走二十多里山路回家。

2002年夏天，参加完高考的贺中琴开始了紧张的“估分报志愿”。翻看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书时，原本犹豫不决的她，突然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纸招生简章深深吸引。

那是一张停机坪的黑白照片，上面停放着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飞机，而且详细地列出了飞机构造。一边的同学兴奋地指给她说：“你看多酷，要不你就去北航！”

那时候，闭塞的小山村对航空航天前沿知之甚少。听说贺中琴选了一所航天类大学后，家里亲戚大多好奇地问，“是要去开飞机，还是要当空姐？”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圆满完成，航天员杨利伟成为举国瞩目的航天英雄。两年后，神舟六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完成“多人多天”航天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也越来越走入公众视野。

2006年的毕业季，航天科工二院到北航校园组织了一场招生宣讲会。在贺中琴的印象中，这场宣讲会异常盛大，身边同学们都纷纷提议：“要不一起去考！”

二十多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多年后，贺中琴再次回到家乡果坪村。当年的砂石路已变成了宽阔的沥青马路，乡亲们跟她谈起“神舟”“嫦娥”如数家珍，情形早已不同当年。

年仅4岁的女儿也对太空充满好奇和想象。

有一次，幼儿园教小朋友画画，贺中琴的女儿画了太空、星星和人造飞行器。2020年12月，嫦娥五号圆满完成“太空之吻”，中国首次月壤采样成功返回。女儿知道后，在幼儿园骄傲地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是去月球挖土的”。

“我觉得保持她这种天真的想法也挺好的。”贺中琴觉得，现在解释“采集月壤”“微波雷达”这些术语，女儿未必能理解，倒不如让她一直保有对太空的好奇。

随着航天事业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不少年轻人给航天人贴上了“高端、严肃、体面”的亮丽标签：

“端坐飞行控制中心”“监控纷繁的数据和图像”“发布指挥号令”……实际上，在公众视野之外，航天人工作繁忙，环境艰苦，还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2019年国庆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相遇》单元片中，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背景，讲述了国防科技战线上无名英雄的故事。他们隐姓埋名、远离至亲至爱，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

贺中琴对此深有同感，“早些年间，航天事业的保密度极高。”

在航天科工二院，流传着这样几句老话。一句是“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另一句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是航天科工二院的主要研发基地。作为国之重器的研发单位，很长一段时间里，航天人很少接受公开采访。而许多功勋卓著的航天人，也许要过很多年后，大众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

“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一生就要干成这件事，我已经决定抛弃一切，我要为这个事业奋斗终身。”贺中琴觉得，这是航天人的真实写照。

随着时间推移，像贺中琴这样的民用航天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多走入大众视野，荣誉和掌声纷至沓来。然而，国防科技阵线上，更多的航天人依然在默默战斗。

谈起家庭，贺中琴挂在嘴边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亏欠”。

贺中琴的女儿今年只有4岁，正是黏着妈妈的年纪。但贺中琴常常深夜时还在加班，只能赶在早上和一家人吃个“团圆饭”。

嫦娥五号任务之前，女儿想让贺中琴陪她去参加一次亲子活动，因为可以拿到活动奖励的玩具徽章。贺中琴抱起女儿说，“妈妈这次任务很重要，不能陪你。你自己去赢一个小徽章，妈妈去赢一个军功章好不好？”

任务结束后，贺中琴回到家，女儿扑到她怀里，问军功章长什么样。贺中琴指着天上的月亮说：“军功章就是你头上的月亮，这里面有妈妈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2022年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丰收”之年：空间站建设拉开帷幕，火星探测已经踏上征程，后续载人登月也已提上日程。贺中琴和无数默默奋斗的航天人们，在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贺中琴说，“有幸与中国航天共成长，我感到非常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