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科医生陶勇：愿天下无盲丨我这十年

▲  陶勇。 （农健 / 图）

27岁，北大医学部博士毕业；36岁，成为首都医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导；40岁，成为葡萄膜炎知名专家。在一名眼科医生最年富力强、最能为患者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年纪，却因一起轰动全国的暴力伤医事件坠入人生至暗时刻。

他就是陶勇。在《目光》一书中，陶勇这样回顾那场生死边界的考验：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死亡边缘挣扎，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当他从医生变成患者，对患者心态和医患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从医的使命也更加地坚定，不能因为他人的扭曲而扭曲了自己。

2022年是陶勇从医的第二十年。他身上有很多标签：葡萄膜炎与眼底病专家、博士生导师、作家、公益人、创业者、互联网大V，但他依然充满热情穿梭在拥挤的病房，和世间的病痛、难过、焦虑一一对抗。

当医生之后，陶勇发现病人不会照着医学教材生病，现实中的病症远比教科书上的案例要复杂。谈及将葡萄膜炎这种疑难眼病作为科研方向，陶勇表示，葡萄膜炎患者通常都家境贫寒，因为眼睛的炎症反复发作，到处求医问诊，但国内主攻葡萄膜炎的医生非常少，患者在绝望和希望中不断徘徊的那种痛苦，带给他很深的触动。

陶勇眼里，近十年来，伴随诸多医药卫生事业改革进程，中国眼科诊疗技术不断发展，为4000万眼底病患者带来希望。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眼底疾病发病人数还会不断上升，如何更好地培养眼科医生人才梯队，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提升本土医药设备的原创性突破，是医学界和全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南方周末：中国眼底疾病的现状如何？和十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陶勇：十年来，中国眼底疾病的发病患者人数明显上升。

北京和河北邯郸等地都做过比较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眼底疾病发病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人口规模扩大。以老年黄斑变性为例，这种眼部疾病在45岁-85岁这个人群患病率高达8.69%，也就是说10个中老年人里面就有将近1个老年黄斑变性患者，而且当人口平均寿命越长，它的发病率就越高。

同时，中青年群体眼底疾病发病率也在上升，因为近视的人越来越多，近视正是许多眼底疾病发病的主要原因。例如，近视群体发生视网膜脱离的概率是非近视群体的40倍。

因此，近年来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眼底疾病的预防和诊疗。国家卫健委发布《“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21-2025年)》指出，要推动眼科医疗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加强重点人群重点眼病防治。

南方周末：这十年里，中国眼底疾病的诊疗技术发展情况如何？

陶勇：近十年来，眼底疾病的影像检查技术发展迅速，例如OCTA（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技术）、超广角眼底照相机、多模态眼底成像技术等可以帮助眼底病医生更好地发现早期病变。基于眼底影像技术的人工智能（AI）技术也蓬勃发展，可以快速地进行大量眼底图片的阅片和分析。

相比之下，眼底病的病原和免疫检测技术发展得更为缓慢，原因是采集眼内液为有创操作，同时，眼内液可供检测的量有限，仅为0.1mL，难以同时检测多种病原。

南方周末：从眼科领域来看，国内在哪个方向进步很快？哪些是急需突破的“卡脖子”领域？

陶勇：国内眼科领域的诊疗水平应该来说在整个国际上是处于第一方阵的，无论是检查治疗设备，还是从业医生的水准以及经验，或者是科研实力，都是先进的。国内在屈光、青光眼、白内障、眼底病手术检查、治疗的设备和耗材上更新和进步的速度很快，葡萄膜炎和青光眼用药进展上也有很多亮点。

最卡脖子的还是在于原创性不够，我们的设备和技术主要靠引进和国产替代，接下来的十年，对于眼科而言，应该是逐渐从“跟跑”进步到“领跑”的过程。

南方周末：眼底疾病发病率增加，眼底病成致盲首因，但全国专业诊断眼底病的医生人数却不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陶勇：眼底疾病的诊疗比较复杂。首先，眼底疾病种类繁多；其次，治疗技术更新较快；再次，手术和相关治疗操作难度高，因而眼底病诊疗的学习曲线较长。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眼底病医生，常常需要十年以上的打磨。

这些年国家已经投入了很多，就拿我小时候看病来说，一般只能在县城医院看眼病，但县城医院没有眼科科室，眼科和耳鼻喉科并在一块为“五官科”。我国目前有超过4000万名眼底疾病患者，大家都希望得到及时的诊治，但是注册的眼科医生只有48000人，其中眼底专业的医生不到5000人，基层地区的眼底医生更是匮乏。

考虑到医生的培养周期长，很难与快速增长的医疗需求相匹配，要去服务这么大的患者群体，一定要用到新的解决方案和医疗模式，智慧医疗在其中大有作为。我们可以训练人工智能学习大量的眼部图像，智能识别有病变的点位，从而代替眼科医生。在眼科人工智能中，深度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领域的表现优于传统算法，也优于人类在图像识别领域的辨识能力，这使得“眼部图像数据+人工智能”的模式体现出了较大的临床应用潜能。

南方周末：这也是你在2020年底发起“光盲计划”的原因吧？

陶勇：对。那时我得到了一些公益人士的帮助，发起了这个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早期人工智能筛查项目，为白血病患者提供眼底照相服务，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眼底的血管、神经、病灶等关键部位进行精细的数字化标示，再结合专家人工阅片，可以帮助医生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用很低的治疗成本挽救病人视力，避免因病情延误而无法挽回的失明厄运。

比方说，巨细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的机会性感染病毒，免疫力正常的人一般不会感染。但刚做完白血病骨髓移植手术的患者（大部分为儿童和青少年），术后免疫力差，容易被巨细胞病毒盯上。全国每年新增8万个白血病患者，该病的发病率是5%，这就意味着每年会新增4000个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患者。这种疾病会损害视神经，甚至导致失明。该病的一大特点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效果特别好，完全可以避免失明，中心视力甚至可以接近正常人。

目前，这一公益项目已在北京儿童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保定儿童医院试点落地。我们的希望是通过人工智能筛查每年减少4000个因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失明的人。

南方周末：国家近十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做了很多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工作，你觉得对患者最有利的改革举措是什么？

陶勇：很多改革措施都对患者帮助非常大，比如说现在各家医院实行的预约挂号、线上挂号，患者再也不需要通宵排队了。再比如说集采和创新药进医保，降低药品和高值耗材的采购成本，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我认为最有利的改革措施是推动了分级诊疗制度。过去，像眼科等门诊专门有个号叫“拿药号”，患者不看病就只是来拿药，现在患者只要去社区医院就可以拿药了。这就挺好的，因为社区医院离家门口近，患者排队更短，而且医保付费报销的额度还更高。

小病就应该在小医院看，大病再转到大医院就诊，这样可以有效分流，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然而具体执行起来的确存有困难，作为患者，他们常常无法分辨什么是大病，什么是小病。

南方周末：如何缓解经济发达地区和次发达地区医疗资源不平衡的矛盾？

陶勇：其实我国的医疗资源不算少，只是分布不平衡，优质医疗资源太少，且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患者往往一窝蜂往大医院扎，有近一半的医疗资源是被浪费的。如何能有效地利用好基层医疗机构，发挥出它们应有的功能，继续推动分级诊疗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十多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健康快车”的眼科项目，在江西乐安、广东韶关等地给当地患者看眼病。我们住在火车上两三个月，当地的医生组织筛查病人，然后把患者接到火车上做白内障手术。患者一听说北京眼科专家来了，都非常激动，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医患间那种天然的信任是非常强的，医生非常有价值感。

后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很多医生可以在线上做科普，接受患者的咨询，让更多患者受益，尤其是来自偏远地区的群众。

南方周末：医学领域如何提倡有实用价值的、原创的科研创新落地？

陶勇：我所有的科研课题都是从门诊和临床实践中产生的，我认为当医生一定不能怕困难，要勇于挑战疑难杂症，这样的科研工作才有实用价值，这样的创新才能服务于病人，才具有市场落地的可能性。

葡萄膜炎的病因复杂，需要分子实验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才能准确分析出原因，我只能刷脸从中科院请来相关的专家。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研究，前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都泡在实验室里，不停地测试、改进。

我主持的眼内液检测项目已成为朝阳医院科创中心首个科研成果转化项目。眼内液检测的指标由原来的1种提升为35种，检验时间从3天以上缩短为最短1.5小时，阳性率由原来的7.5%—60%提升至81.3%—91%。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推广应用至全国近700家医院，检测了近7万份疑难眼病患者样本。

但是，我反对“全民皆科研”。医生踏踏实实把手术做好、把病看好也很好了，如果有的医生有精力，可以牺牲掉一部分临床工作的时间，来解决一部分科研课题，做真真正正有用的科研，而不是拿高分SCI文章要求所有的医生，造成性价比和实用价值都不高的科研扎堆。

眼底疾病发病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人口规模扩大。图为医生正在为村民检查眼科疾病。 （视觉中国 / 图）

南方周末：2021年和2022年高考季填报志愿，临床医学连续两年上榜百度热搜专业前五名，同期维持在前五名的专业，仅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专业。你如何看待这两年的医学报考热？

陶勇：公务员、教师、医生作为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强的职业，这两年的报考热是可以理解的。

但没有一种职业是好做的。医学生在本科阶段需要学习74门课程，还要经历硕士、博士、规培之后才能考主治医师，成为正式执业的医师。正式执业后，也需要一边门诊，一边临床，一边科研。年轻医生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压力大，还要面对患者的不信任，干着干着开始悔不当初的也不在少数。

我想对报考医学的考生说：一方面，我特别欢迎真正对医学有兴趣、有热情的学生报考，医生这个职业非常有价值感，值得热爱医学的人从事一生；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因为看中医生职业的稳定性，我建议报考之前一定要三思，医生的工作不是那么好混的，没有热情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有一本《有限与无限的游戏》的书里说，人生分为两种游戏，一种是因物质欲望而发起的“有限游戏”；还有一种是因为精神满足而发起的无限游戏。我觉得医学就是一场无限游戏，我在这场游戏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如果你也能从医学中得到满足，那是最好的。如果得不到，也没有关系，去其他领域寻找你的无限游戏吧。

南方周末：医学专业报考热背后，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眼科、儿科、全科医生等都存在较大缺口，其中有什么个性和共性的原因吗？

陶勇：从个性原因来说，眼科的亚专科特别多，有的亚专科人手特别紧缺；儿科医生付出大、回报低、经常不被家长理解，给孩子看病太难了，孩子要么还不会说话，要么还难以表述自己的症状，我想国家要倡导三孩政策和提升生育率，儿科医生人才建设的保障是很重要的；全科医生待遇较低，而且社会上有一种误区，患者会觉得他们医疗水平不够，但是国家推进分级诊疗，全科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得有足够数量的全科医生，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均寿命延长，老龄化程度加深，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医疗领域亦是如此。

南方周末：许多医学专业的人才在金融机构、药企、互联网等行业就业，公立医院如何更好留住人才？

陶勇：这个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有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项目，所以通过路演接触了四五十家医疗投资机构，我发现里面有很多顶级名校的学生，他们一毕业就直接选择了投行，他们告诉我，身边这样选择的同学也不在少数。

这些顶级医学院校的人才，当年也是抱着情怀和梦想来，但是在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毕业就换行。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无奈，但我很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留给公立医院和全社会思索的问题是，既然现在医生如此紧缺，为什么没能把这些尖子生继续留在医疗队伍里？

过去我们很多技术和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但现在各项的医疗科技水平也已经远超于过去，到了自己要解决“卡脖子”工程，中国医生要开始引领潮流，要开始走在医疗发展前面的时候了。

所以年轻医生是生力军，不仅要让他们传承上一辈的医疗严谨细致的作风，而且要想办法给他们营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更踏实专心地留在医疗队伍，为医学作出更多原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