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

鲁迅写过一则小寓言，叫做《聪明人、傻子和奴才》。

奴才逢人便倒苦水，哭诉他的不幸。

聪明人是敷衍他，假意安慰说些好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奴才的境遇没有改善，但心情确实舒缓些了。

而傻子听说奴才的不幸后，直接采取了行动，愤愤然要去砸主人的屋子，要给奴才开一扇窗。奴才见状傻了眼，反而叫来主人把傻子打跑了。

寓言的结尾最堪玩味，奴才因为护主有功，得到了主人的奖赏，便洋洋自得起来。

恰好此时遇见看热闹的聪明人，便向他炫耀：

“你说得对，果然好起来了！”

聪明人附和道：

“可不是么！”

聪明人知道奴才的苦是主人造成的吗？知道。知道帮助奴才的后果吗？也知道。

所谓聪明，便是熟稔于用利益和结果来评判事情，作出顺乎潮流的选择，精致利己，顺便利人。

鲁迅的主旨是讽刺奴才，针贬“聪明人”而褒扬“傻子”的。

浑浑噩噩的旧中国没有改善的希望，就是因为顺乎潮流、得过且过的“聪明人”太多，而敢于较真的“傻子”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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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君今天推荐一部电影《危楼愚夫》，俄文片名就是“傻子”（Дурак）。

故事本身比较简单，在俄罗斯一座小城里有一栋破旧不堪的大型公寓楼，住着200多户、800多人，过着污秽困顿的生活。

水管工尼基丁偶然发现，这栋楼的外墙严重开裂，裂缝从楼顶一直贯穿到地基。

尼基丁通过自己的建筑知识进行了计算，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这栋楼的倾斜程度已远远超出正常标准，将在24小时内倒塌！

尼基丁求助大楼的直接管理者而不得，思来想去，他决定直接去找市长。

歌舞升平的新城区里，官员们簇拥在市长的身边饮酒作乐，奉承市长的丰功伟绩。

尼基丁贸然闯入，和谐的氛围就这么被破坏了。市长沉下脸来，摆出解决问题的姿态，要调查调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但一调查就发现，大楼的失修是源自系统性的贪腐，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一讨论就开始互相揭短撕逼，推诿塞责；一研究就发现，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除非——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于是在市长的唆使下，把警察系统变成黑社会组织的警察局长，派了几个人，把工程师和消防局长当替罪羊杀了。

尼基丁本来也要陪葬，但警察念他只是个小角色，放了条生路，要他赶紧带上家人离开，不要再趟这滩浑水。 

尼基丁逃出生天后，立刻回家收拾东西，带上老婆孩子跑路。然而当恐惧感渐渐沉淀后，不安和歉疚占据了心头，他又开始担心那栋楼里的人。

那些人沉睡在深夜里，即将被骤然的倒塌吞没，死得不明不白。

当他把仍想救人的念头和妻子商量时，妻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妻子来说，尼基丁对这些陌生人的同情超过了照顾家庭的责任，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她觉得丈夫已经仁至义尽了，他为了这些人不停地奔走，以至于身陷险境，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做的还不够多吗？

即使是非常正直、善良的人，此时也无法要求尼基丁放弃自己的家庭坚持去救人。但他是个傻子，他去了。

他跑遍所有楼层，敲遍每一扇门，吼叫着把睡意朦胧的人们赶出楼去。

但大楼没有在他们观望的时候戏剧性地倒下。于是几个流氓煽起人们的怒火，所以他们没有感谢尼基丁，反而咒骂尼基丁打扰了他们的生活。

乱哄哄一阵拳脚相加，尼基丁被打倒在雪地里，动弹不得。人们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行将崩塌的大楼里。至此，全剧终。

导演如此处理结局，是为了突出影片的悲剧气质。危机和险情没有打倒尼基丁，不公平的社会、腐败的官僚体制也没有打倒他，最后是他试图拯救的人群，用恶意击垮了他。

这个傻子一夜的忧虑、奔波、呼号和努力，完全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正面收益，没有发生一点令人欣慰的改变。

如此沉重的结局，就迫使人们去思考和选择：

在颠倒黑白的时世里，你会去当一个聪明人还是傻子？当“坚持原则”、“追求真相”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时，做个好人的意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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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部寓言性质的电影，关键在于理解尼基丁这个人物角色。

而要理解这个角色，那就不得不提到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经典形象：圣愚（Юродство）。

从这个翻译就知道，这种形象是两种色彩的混合，表面上他是愚蠢的、执拗的、不可理喻的，内心又是神圣的、善良的、信仰坚定的。

一开始这个词被用来形容苦行的僧侣，他们通常是衣衫褴褛、疯疯癫癫的，却因为宗教的加成而被赋予了神秘主义色彩。

他们出现在城市里，告诫富人们贪欲会招致毁灭；他们到农村里去，为农民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

《理解俄国：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并总结道：

圣愚特征是俄国双重信仰的最完整、最重要的表现。圣愚不是普通的罪人，而是神圣的罪人，而且这是一个悖论——他既纯洁又不纯洁。

所以“圣愚”其实有着鲜明的两面性，一则是因为其出身贫贱，便不得不以暴烈的态度和过激的做法来行事，并因此犯下罪过；

二是崇高的信仰让他具有超越众人的品行，且有着自我牺牲的情怀。表面上看“圣愚”是乖戾、冒犯的，往往以罪犯或疯子的形象出现，实质上却拥有洁白的信仰，是最为纯洁的人。

在俄国，当时大多数人都深信，圣愚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能够影响接触他们的人的命运，这种观念随着俄罗斯文学的辉煌进一步得到发扬。

果戈里、托尔斯泰等人都塑造过圣愚式的人物，最有名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

● 影视作品中的梅思金

作为一位癫痫患者，梅思金本身是病态的，再加上强烈的道德感和极端的宗教信仰，他在贵族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被人当作白痴。

但他又是聪明有灵性的，勤于思考且敢于说出自己的感受，他的真诚打动了女主娜斯塔西娅。

梅思金对娜斯塔西娅的爱，是一种基督式的怜悯和拯救，最终未能善终，娜斯塔西娅死了，梅思金也疯了，成了真正的白痴。

梅思金的命运是注定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进入一个被金钱、欲望和虚荣支配的世界里，通常只有两种选择，一则同流合污，二则自我毁灭。

在同样身为著名作家的黑塞看来，梅思金注定是众人之敌。因为梅思金的现实是与众不同的，别人追求的一切在他看来是彻底的虚幻，他的存在就是对他人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否定。

当他介入到别人的生活后，打破了这种幻象，使得众人必须面对不堪的现实，也将自己推向了众人的对立面。

理解了这个俄罗斯文化传统，再回头看电影，导演的逻辑和意图就非常清楚了。

尼基丁在影片中就是一个“圣愚”的角色，“圣”表现为他执意要去救人，虽死而不悔；“愚”是他的偏执，他不接受现实世界的那些法则——送钱才能去上学、官员办事收好处、群众听不得大祸临头的箴言。

按照经典的圣愚规则，将视角扩大，尼基丁和懦弱、偏执、易怒的民众共同组成了“圣愚”——奴性和反抗并存、凶恶与善良混同，这是专属于俄罗斯传统的独特气质，决定了俄罗斯近现代史的走向。

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俄罗斯，是所谓的“战斗民族”，好像他们都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下锻炼出了尚武彪悍的性格，一言不合就赤膊上阵，在网络梗图里干各种匪夷所思的力气活。

● 俄罗斯人徒手推飞机

但实际上，俄罗斯民族的整体形象是坚忍而怯懦的，沙皇时代开始，长期的极权统治使得不顺服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异见者要被送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在繁重的劳役和死亡的威胁下耗尽生命。

20世纪投胎到俄罗斯基本上属于地狱模式，从革命到运动，从卫国战争到冷战时期，无论国力盛衰，付出代价的都是俄罗斯的普通民众。

高压之下，大多数人只能沉默以对。诗人布罗茨基曾作过一个描述：

那些高尚的灵魂就像深夜里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受制于薄弱的轻工业和西方的经济制裁，又错误地采用了“休克疗法”，经济长期低迷，民生无从改善。

去过俄罗斯的人，在陶醉于其美轮美奂的宗教性、标志性建筑之余，眼角总能瞥见各种凋敝的景象。

● 繁华与破败并存的俄罗斯城市

这就是《危楼愚夫》的产生背景，在俄罗斯许多地方，这种经济的衰败、人心的颓废是无可奈何的，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但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善。

● 父亲的忠告是润，尼基丁最终选择了留

只有尼基丁这样的“傻子”，圣愚般的人物，才会去奔走呼告，至死而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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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宗教啊、道德啊、传统啊，离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较远，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信仰的，也没有尼基丁和梅思金这种人物。

真的没有吗？可能只是这种人不够幸运、不够风光，不够有名到众人皆知而已。

1994年，原驻东德的一位前苏联军官找到《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霍罗多夫，向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所在的部队准备撤回到俄罗斯，德国政府特此提供了安置费，专门用于这些军官回国后购买住房，但他们的上级却声称没有这笔钱。

●《战争之王》中军火商到俄罗斯购买武器

霍罗多夫开始追查后，发现此事牵涉到西部集团军总司令布拉科夫和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而且事情远不止克扣住房资金一项贪腐行为。

最令人震惊的是，高官们竟然利用部队转移的机会，大量出售武器给国际军火商，俄罗斯民众在冷战时代勒紧裤腰带造的坦克和火炮，成建制被送上去往非洲和西亚的大型货轮，换成了高官们的别墅、游艇和巨额的海外资产。

在正义感的驱使下，霍罗多夫无所畏惧，但身后已被多双眼睛死死盯住。当他在报上披露消息后不久，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邮包炸弹炸死，一堆烂事一团乱帐，再也无人过问。

两年前，有一部爆火的国产剧《沉默的真相》，年轻的检察官江阳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久，就被牵扯到一件大案之中。

他努力地追寻着真相，迎面而来的是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打击。十年光阴，他经历了被诬陷、被威胁、女友离开、身陷囹圄，事业、青春、爱情、名声、前途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沉默的真相》中的江阳

影视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并非无源之水。原著作者紫金陈在一次采访中谈道：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像主角那样，为了正义而不惜一切代价，但我们内心深处都佩服这样的英雄。我们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江阳，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江阳。

其实每个人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孩提时我们单纯无暇，就像“傻子”一样。

后来吃的亏多了，受的敲打狠了，才学会了沉默和接受，生出“聪明”和世故。这些“聪明”和世故，有必须为之的部分，也有惯性使然的随波逐流。

有句流行语叫做“小孩子才讲是非，成年人只看利益”，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犯了非此即彼的逻辑错误。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但还是要讲一点是非。

给你一大笔钱让你杀人放火，且保证不追究你的责任，你做得来吗？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良心上始终过不去。

唐山烧烤摊打人事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旁观者，穿黑色运动服的女孩小文（化名）。

当暴行骤起时，她吓得浑身发抖，惊惧着想要躲开，这是本能；但当几个壮汉围殴躺在地上的受害者时，她几次想挣脱男朋友的手上前帮忙，这是冲动的、感性的、赔上自己也很可能无助于解决问题的行为。

但这也是人性的光辉。

其实许多人都有过种体验：

在一个以顺从为生存法则的环境下，个别人的“出头”和发声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给自己带来不利；但是必须有人这么做，才有改善环境的可能。

所以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做一个“聪明人”，从博弈论上来说，这是一个最优解，可以坐享“傻子”带来的改变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然而所有人都明哲保身，必然通向普遍的奴役和欺凌，最终无人幸免。

环境的逐渐恶化，将使得公共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激发人性中阴暗的部分。更有甚者，人们会把“傻子”当作秩序的破坏者，对他们释放更大的敌意。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一个人，自己可以不当“傻子”，不能强求别人当“傻子”，更不应该去嘲讽、去谩骂这些“傻子”。

要尊重那些比我们更加诚挚而勇敢的人，在身处黑暗之时，他们是照亮我们心底的光。

大家好，我是书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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