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如同毒药猛兽那样可怕，几千年来人尽皆知，但这些人明明知道，最终还是死在阉宦的问题上，这是为什么呢？”（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

在中央帝国史的政治舞台上，长期盘踞着一个无论是身份还是历史影响都颇为特殊的势力，即宦官势力。对于“宦官”这个身份，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叫法，比方说太监、公公、内臣、内官、内侍、内竖、阉竖、阉宦、阉人、寺人、中官、中涓、涓人及中贵人等等。这些名目众多的称呼存在几个比较常见的共通之处：第一当然是“阉”，即这些人一般是主动阉割或者被阉割后服侍专制帝王的角色；第二则是“中”、“内”，强调的是这些人相对于“外臣”——也就是朝堂的大臣们而言，处于更加接近专制帝王的位置。

陪葬乾陵的张怀墓壁画中的唐代宦官形象

这两点是宦官在身份地位上的主要特点。但说到宦官，我们首先还是会想到他们在中央帝国历史上的破坏性作用。这是中国宦官集团最特殊的地方。在习惯于为位高权重者涂脂抹粉的古代正史中，帝国史官们以一种对他们来说非常罕见的诚实和犀利，记录和批判了宦官干政的众多罪恶。

《后汉书》评价汉末的宦官：“他们一举一动移山倒海，呼吸之间翻云覆雨。对他们的索求，想方设法满足的人，就能光耀三族；直言不隐、违背了他们心意的人，则远近亲族都要遭到夷灭。汉朝的朝纲法纪乱到了极点。……这些宦官同病相济，臭味相投，所以党羽的人数越来越多，败坏国家，祸害朝政的罪行，不可尽书。因而全国处处叹息怨恨，志士无处容身，寇盗巨贼乘机而起，扰乱了华夏。”《新唐书》称他们“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猥琐阴险，毫无顾忌，终致唐朝灭亡；《明史》认为，虽然明代宦官中也有几个贤能之人，但总体上还是“利一而害百”，划不来的。①

宦官依恃皇权，在民间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因此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也很清楚宦官的邪恶，对他们印象极差。我们很容易列出一个古代历史故事中大宦官、坏太监的黑名单：从指鹿为马的赵高、引发汉末黄巾之乱的十常侍，再到三国的黄皓岑昏、唐代的高力士、北宋的童贯、明代的刘瑾和魏忠贤，直至清末太监总管李莲英。这些民间叙事在历史事实上有时是经不起检验的，但它们缺陷体现了宦官在民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比方说，三国历史上的东吴岑昏是奸臣不假，但他属于寻常的官僚系统，没有任何史料证据表明他属于宦官之列，但民间的《三国演义》把他塑造成了阉人，和蜀国的黄皓相对应，承担了东吴亡国的罪责，最终被人“碎割”，“生啖其肉”而死。②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从朝堂到民间，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官僚还是平民）都排斥憎恶宦官，都了解和谴责他们的罪行，但为什么在中央帝国史上，宦官的权势和罪恶整体上又反而是逐渐加强的，特别到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为什么中央帝国两千年来没有摆脱太监形象的参与，没有摆脱太监造成的政治灾难？再进一步说，宦官政治为何总以邪恶形象出现；中央帝国专制传统，宦官们要承担其中几分责任？我们今天就来梳理一下帝国宦官传统的前因后果。

我们先来介绍宦官形象在帝国的出现和崛起。宦官的出现，当然是由于帝王管理后宫的需求。

古希腊文中的“阉宦”（eunoukhos）一词，其词源之一就是“守护眠床”（to tēn eunēn ekhein）。古中国的《礼记·月令》和《周礼》，也以守护宫门房室作为宦官的职责。但仅仅是守护宫殿龙床，并不一定需要遭受过阉割的男人来做这件事。许多文明是不使用阉人的——即使是深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也不使用阉人供奉后宫，用周作人的话说，即所谓“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③，它是有选择地接受你的影响。那么难道使用阉宦就是东亚大陆文明的传统吗？也不是的。

一个较少有人会注意到的冷知识是：中央帝国的宦官最初并不全是阉人。著名的常侍（中常侍），是自秦代就有的宦官的职位，然而在西汉时期，皇帝也会任用普通士人担任这一职务。但到了东汉开始，宦官就都用阉人充任了。这个原因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帝王更信任失去性能力的阉人来为他们的后宫服务。希罗多德《历史》提到：“原来，在异族人的心目中，太监比普通人更值钱，因为他们认为太监是更加值得信任的。”④这里说的“异族”，指的是相对古希腊而言，建立了专制帝国的近东民族。而这些帝国中首要的例子，自然是古代波斯帝国（波斯第一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根据希罗多德的记叙，豢养太监在波斯帝国的王宫和贵族家中是常见的做法；而在巴比伦人献给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的贡物清单中，就包括500名阉童。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古典时代的近东帝国虽然专制，虽然残酷，但它们的阉人，基本是通过战争和贸易获取的奴隶或者俘虏，或者遭到酷刑的臣民，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民。我们知道，做奴隶、被俘虏、受宫刑，无论如何是耻辱的、无可奈何的事情。如果有选择，没有人会主动去走这条路。所以在希罗多德的时代里，贩卖阉人的商人的形象“是一个以做最肮脏交易为生的人。每当他取得容貌俊朗的男孩的时候，就都把他们阉割了，然后把他们带到萨尔狄斯（Sardis，曾是重要的波斯城市）或者以弗所（Ephesus，古典时代小亚细亚重要都市，当时也被波斯所统治），在那里出售，赚取大把的金钱”；而那些成为阉人的男孩，“很多都是奴隶”——遭到贩卖的阉人是被迫的，是不幸的，阉割是对他们严重的侮辱。

但在中央帝国的漫长历史里，情况非常不同。我们可以发现，自东汉以后，就有不少平民主动通过阉割出道，为帝王服务。《后汉书》就提及，当时有人为了趋炎附势，不惜自我阉割求取显达之路（“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炫达”）；而到唐代的时候，在《旧唐书》、《新唐书》中能留下名字的大太监，往往首先成为“阉人”，然后才找到机会入宫奉职，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和罪犯、奴隶、战俘被迫成为阉人和宦官的道路是不同的。所以阉宦政治在中国，还是有自己的逻辑在里面，不完全和其他古老文明相同。我们要理解中央帝国的阉宦传统，必须把它放到帝国政治传统的变化去理解，那么其中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在汉代。

在东亚历史上，干预朝政并造成破坏性影响的阉宦，当然不始于汉朝。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佞臣竖刁通过自宫迎合齐桓公管理后宫的需求，之后兴兵乱政的例子了；秦朝还有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赵高；但我们要明白，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孤立的特例，没有并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他们集结了一批同类的宦官，形成了一个阉宦政治势力；他们本人的权势，也在他们自己死后烟消火灭。而赵高本身做宦官，又以不得已的因素居多，他是因为整个家族因为触罪遭到刑罚，“世世卑贱”，才做了宦官，这也就是更早的罪犯被迫为宦的道路④，和东汉之后平民抢着做太监、太监形成独立派系的传统并不相同。

那么东汉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宦官真正作为一个派系崛起了呢？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汉和帝诛杀窦宪的事件。窦宪（？—92年）是东汉外戚重臣和名将；他的妹妹窦氏是东汉第三代皇帝汉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的皇后，汉章帝去世后是汉和帝刘肇（88年—105年在位），但他继位时不满十岁，因此窦太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代理国政；窦宪本人对北匈奴作战成果很大，所谓“燕然勒功”，说的就是他的事迹，他几次亲自带兵北伐，基本起到了歼灭北匈奴的效果，“斩（匈奴）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骆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曰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⑤。虽然窦宪的战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匈奴自身内乱以及作为外戚重臣，得到了充分军事资源的支持，但他对于汉朝有功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窦氏功高震主，威胁到了汉帝的统治。如果形势继续发展下去，权势就将从汉室转移向窦家，形成类似镰仓时代日本天皇—征夷大将军这样的幕府虚君结构。这是汉章帝不能接受的，他要寻找机会铲除窦宪。问题在于：汉章帝年幼德薄，得不到地方世家和中央官僚的支持。在汉章帝从小成长起来的宫廷中，他最熟悉亲近、最能信任的是谁呢？不可能是外戚——窦宪就是外戚的代表：那就只有宦官了。于是他放手提拔中常侍郑众等一干阉宦，让他专权宫禁事务，策划和实施宫廷政变，并且最终打倒了窦宪，逼令窦氏兄弟自杀，并革除所有窦氏宗族、宾客的官职。经此一事，郑众等人得到爵位和厚赏，《后汉书》说，“于是中官始盛”，“中官用权自此始矣”，宦官作为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了⑥。

齐桓公信用竖刁、秦二世信用赵高，在历史上名气很大，但他们在宦官崛起中起到的作用，不能和汉章帝相比。汉章帝实际上开启了一个传统，就是引入宦官力量，压制外戚、世家和朝臣，以加强中央皇权。在他之后，阉宦中黄门孙程等人帮助汉顺帝诛灭外戚阎显，将阎太后打入冷宫；中常侍单超、徐璜等五名阉宦，帮助汉桓帝诛杀外戚梁冀，五人一日同时封侯，食邑万户，号称“五侯”。这些宦官和前辈郑众类似，供职于宫廷之间，于民于国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功劳可言，只是帮助皇帝铲除了异己而已。宦官们抨击外戚的种种缺点，例如飞扬跋扈、搜刮民财，他们自己也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东汉后期的皇帝对此基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窦宪等人的军功，这些生长深宫的宦官和皇帝是完全做不到的。

自东汉中后期开始，皇权开始逐渐利用宦官集团作为自己的家奴私兵，普遍给予他们德不配位的利益和待遇。这是底层流氓们开始自发选择投身阉宦行业的核心理由。对于这些无才无德、缺少资源的人来说，通过正常的途径成家致富或者建功立业，是他们很难做到的事情，但要说到服侍君主、拍马奉承、监视告密、煽风点火，那就是个人都能做到，非常简单了。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模式，终于酿成汉末桓灵之乱。在灵帝时期，中常侍吕强作为宦官中的一员，都对当时不看德行实绩，只重奸佞小人的阉宦政治难以容忍，他不愿意接受无功之赏（当时汉灵帝想要封他为都乡侯，他再三推辞），上疏灵帝，称：

汉高祖立有约誓：非功臣不予侯位，这是为了重视爵位，明确赏功罚罪的机制。但听说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人，还有侍中许相，（没有功绩）却都成了列侯。曹节之类的宦官，品德卑下，人格下贱，谄媚君主，奸佞邀宠，怨恨打击忠良之士……但陛下竟然不明白其中道理，错误地给他们分封土地，让他们开国承家，重用小人……现在阴阳错乱，百业凋敝，都由此而来。⑦

但真正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也许正是吕强本人。东汉晚期的皇帝们其实正是有意识地重用小人、打击君子的。如前所说，阉宦势力从一开始就是皇权出于集权需求，通过拉拢底层流氓打击有功之臣培植起来的。在这个环境下，不破除皇权专制，即便吕强本人再怎么高风亮节，再怎么努力为功臣名士说话，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小人驱逐君子的基本趋势。

不但如此，这个基本趋势，其实早在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就已经开启，阉宦政治只是其中的最后一步。汉高祖刘邦诛杀异姓功臣，以同姓诸侯王替代之；汉武帝刘彻进一步以推恩令拆碎同姓诸侯国，以郡县替代之——这是以官僚驱逐贵族的路径；而在官僚体系中，刘彻又在原有的三公体制之外，设置由外戚和底层士人组成的内朝，这些人比原有的重臣班子更弱、更无德行功绩可言，但也因此更容易控制。到汉和帝之后，汉朝皇帝连自己的亲家——外戚都没办法信任了，只好使用那些出身更为卑贱，才德更加糟糕的阉宦作为自己的靠山。为什么东汉开始宦官就要完全用阉人充当？因为外戚背后有家族资源，阉人就不会再有，更容易让皇权放心。但资源和责任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诸侯王要对地方负责，三公要对官僚体系负责，外戚要对家族负责，阉宦小人只需要对皇权负责，所以他们整体上在众多政治势力中最无底线，最为邪恶。从诸侯到阉宦，整个汉代的政制路径，就是一个用小人驱逐君子，用弱小替换强大，再用更弱小替换弱小的退化路线。

前面已经指出，宦官是皇帝的私兵，宦官政治是帝国专制深化的产物。所以宦官势力和帝国其他政治势力的斗争，其实就是专制皇权和中间势力的斗争。在东汉时期，就表现为外戚与阉宦之争以及党锢之祸（地方世家和士人对抗阉党）；到明代，中间力量扫地俱尽，就只剩下士人和官僚对抗阉党了。明代作为中央帝国历史上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朝代，同时也是宦官集团最强、破坏性最大的一个朝代，这不是偶然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指出：

代有干预朝政的阉宦，朝政却不由阉宦主持。今天的宰相和六部是朝政的主管，可是本章的批答却先由宦官口传圣旨，然后オ由内阁票拟。天下的财赋收入，（阉宦控制的）内库要比太仓优先。天下的案件，（阉宦控制）东厂要比三法司优先。其他的无不如此。这样的话，宰相和六部的长官不过是阉宦的听差而已了。……汉、唐、宋各代的阉宦，趁着皇帝昏庸的时候才能够掌权，明代的阉宦专权却是制度性的……阉宦的祸患到此算是登峰造极了⑧。

明代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最大对立面，主要是在财政问题上。士人和部分地方官僚全力反对皇帝通过宦官绕开政府财政机器，直接到地方征收高额税款。万历年间，官员叶永盛在奏疏中猛烈抨击：“中使（宦官）狼戾，棍党横行，西北江浙之间，不胜其扰……夫江南诸府县……虽穷乡僻壤……何处无交易？今不论内外，尽欲责令官兵搜刮隐税……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豕，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⑨

明代宦官作为特派税使，四处征缴税款，连食税的官僚们都看不下去，而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宦官征缴的税款，除了被过手的太监们盘剥一大部分之外，基本就直接输入皇宫内库，供皇帝用于吃喝玩乐、大兴土木了。据学者统计，“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三十三年（1605），共进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其用处则是‘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一半用于不必要的开支，一半用于购买珠宝）。而八九倍于此数的银子则流入宦官的腰包了。为了这三百万两银子明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中使及随行人员众多，致‘岁靡八百万’，弄得国内‘贫富尽倾，农商交困’。”⑩

重税的结果是百业凋敝，经济全面下行。万历三十年（1602），户部尚书赵世卿奏：“河西务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一百六十余家，今只剩三十余家；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现只存两人；临清缎店向来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座，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⑪应朝卿在《请罢采榷矿税疏》中则指出：自从派出这些阉党税使后，富商不出门做生意的十居二三，随着税额增加，富商不出门做生意的就十居六七了（自税使给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裏足者六七矣）。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近十几年间，中文圈里居然有一些人为阉党翻案。他们认为阉党才是大明的忠臣，是实干党，而那些士人官僚则是站在封建地主的角度上抗税避税，明朝就是因为税收的不够多才亡的国，所以明不亡于太监，而亡于读书人。这些阉党支持者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无论是封建地主还是贫民，都是民众的一份子。阉党四出征税，并不顾忌你是商人、是地主，还是平民。无论那些精神阉党们再怎么狡辩，也不能不承认阉宦的征税必然会增加普通民众的苦难。

第二，阉党们征收到的税款，真的用于军事战争和国计民生了吗？大部分是落入他们自己的腰包，或者在他们四处出差征税的过程中被浪费掉了。阉党不但侵吞他们从民间压榨来的新税入，甚至还侵吞江南各地政府库存中以备军事等急用的款项。他们拿这些钱派什么用场呢？答曰：给他们的头子魏忠贤建生祠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阉党支持者的所有论证，都是站在皇帝的角度上，建立在大明王朝必须存在的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认为应该不计一切代价，维护朱明统治，因此自然也要支持宦官剥削民财。但国家是为人民设立，人民不是为国家设立，如果一个王朝必须在摧残人民社会的情况下才能存在，那它的毁灭就是幸事，是不值得人民维护它的。

比肉体上的阉割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阉割。

虽然黄宗羲等人非常敏锐地看出了明代政治整体被宦官绑架的现象，但更重要的历史路径他没有点出：明朝皇帝以宦官取代文臣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恰恰是中央帝国集权传统的自然展开。

中央帝国政治斗争史上有三条基本的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皇权提拔利用官僚系统，打击世家贵族，第二条线索是皇权提拔利用文职官僚，打击军阀武将，第三条线索是皇权提拔利用宦官阉人，打击文臣士人。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用地位更低下的势力攻击压制处于中间地位的势力。而这每一个步骤的效果，都是加强皇权的专制，而弱化臣民的整体力量、才智和精神。从以兼通六艺为个人修身标准，拥有一定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先秦贵族，到文武之道割裂、仰赖皇权鼻息的科举官僚，最后到肉体和精神上都被阉割异化，一心一身都只能为皇帝服务的宦官，这是帝国政治甚至帝国民众整体形象的制度性向下滑坡。

宦官本身的出道方式，就决定了它作为一个集团在整体上的道德低下和毫无底线。当然有人会说：太监里也有了不起的人物，比如前面提到的吕强，比如造纸的蔡伦，比如下西洋的郑和。这确实是事实，但这一两个偶然出现的特殊人物，如我们前面所说，比起整个历史路径和制度变化，实在微不足道的。而且吕强、蔡伦和郑和他们，也没有办法跳出这个路径的约束。吕强作为宦官里比较有节操的人，就被曹节这批阴险的宦官清理掉了。蔡伦是怎么死的？死于宫廷斗争。郑和下西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绕开认为朝贡体系造成民众负担的儒家士大夫，帮助永乐皇帝炫示国力并搜寻永乐篡位对象建文帝，以便斩草除根⑬。他们都不得不一心一意地为皇帝的集权私欲服务。

我们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央帝国自上到下完全明白阉宦的罪恶和破坏，却难以摆脱宦官政治的阴魂。答案很简单，因为宦官就是皇帝和帝国的手足和分身。汉末十常侍搜刮贪腐，是为汉帝敛财，因此灵帝称他们为衣食父母；田令孜等晚唐宦官排挤重臣，是为唐皇去除威胁，因此唐僖宗尊称他们为“阿父”。只要皇帝还在，帝国模式不变，宦官就永远在人们身边。专制政治的支持者们有一个理论：在上位者是精英；皇帝和大臣们无比智慧，高瞻远瞩，你们平民想到的所有问题，难道这些上位者没有想到吗？还是要相信皇帝陛下，虽然现在有一些太监们飞扬跋扈、鱼肉百姓，但这都是太监的错，不是皇上的错——也许他们还在下一盘大棋呢。大棋确实是有的，那就是集权的大棋，但把罪责统统推卸到太监身上是可笑的，因为太监本身就是皇帝亲手培养和信赖的代言人，太监的罪就是皇帝的罪。

自东汉到明末，官僚和儒生们拼命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忠心，谴责太监的险恶，结果都告失败。这是必然的，因为从某个角度上说，确实不会再有人比太监更对皇帝忠诚——皇权是太监唯一的依靠，没了皇帝，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在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陪伴他的是司礼秉笔太监王承恩。东汉末年，世家官僚袁绍诛杀祸国乱政的宦官，张让等人挟持汉少帝仓皇出走，但即使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没有选择对汉帝动手。他们哀哭流泪，向永远敬爱的皇帝陛下永别：“微臣死灭之后，天下就要动乱了，希望陛下能照顾好自己。”就此跳河自杀。他们是忠诚的，但他们效忠着最自私自利的对象；如果我们记得从东汉到晚明宦官对东亚大陆人民社会的伤害，就不会对他们的眼泪再抱一丝同情。皇帝—宦官的组合，代表了专制社会最后的阶级形象：其上是愚蠢残懦的民贼，其下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满清入关，虽然多行杀戮，但阉宦政治反倒得到一定控制，影响不大。其中原因，可以从顺治罪己诏中看出：“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其中前一句体现的，正是我们之前曾经多次介绍的蛮族政治纯朴的反专制性。还处于军事贵族共治时期的他们没有这种懦弱阴险的政治传统。后一句，则显示满人对明人阉宦政治造成的巨大破坏有所反思，因此刻意压制宦官的势力⑮。然而东亚大陆在制度上彻底摆脱宦官，还要等到民国时代。1912年，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停止新招太监入宫。但根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记叙，直到1922年，紫禁城还有1137名太监。1923年7月，溥仪下令驱逐太监出宫，只留下服侍太妃的极少数人。溥仪对太监的反感，部分是因为帝制大厦已倾，维持这一支惯于偷鸡摸狗的底层流氓大军已经没有意义，部分也是由于英国帝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的影响⑯，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各国，大概也就只有中国的紫禁城里还保留着太监，太监制度已被公认为是落后野蛮和不人道的——阉宦净身技术本就源于阉割畜类的实践，堪称反人类的暴行。溥仪一举驱逐太监，由此大获舆论好评。但即便如此，宦官的谢幕距离如今也不过百年不到的时间：这提示我们，人类距离低贱的禽兽，也许并不遥远，我们脱离残酷暴虐的前现代社会，也并没有很长的时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