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校长：美国在创新上仍保持领先，中美“脱钩”终将伤害双方！
本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Rafael Reif出席一场名为《未来的工作：美国创新（Future of Work: American Innovation）》的论坛。
在此次论坛中，Rafael Reif谈到了美国的创新制度、中美竞争的热点话题。
他表示：美国以基础科学研究推动技术创新的模式仍然有效，只是面对中国等的竞争，美国要不断调整其创新制度，加快技术成果产生。
而对于当下的中美竞争，Rafael Reif表示美国在创新上保持领先，将产品销售给国外才能促进美国的持续创新优势，这是美国几十年来的做法。中美技术“脱钩”最终将伤及彼此。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年71岁的Rafael Reif将在今年年底卸任MIT校长。这次论坛上的发言，可能是离任前最后一次公开观点表达，很多都是“肺腑之言”。
以下是论坛演讲主要内容——
关于美国创新制度
美国通过传统经典的方式进行创新。问题是，这种方式现在并是不是最优的？
尽管现在美国仍做得很好，但全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别人现在也做得非常好，甚至已经追赶或领先于我们，我们需重新评估我们的创新生态系统，调整创新方式以适应这一新现实。
美国的经典创新模式始于二战后：这个模式从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为出发点——提高知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拥有的知识越多，我们推进技术和创新的工具就越多，其结果就是美国的创新人才能够研发出新的技术。
一旦你有了新的技术，你就拥有了创新的工具。你可以去创造Uber，Google，iPhone，这些创新都是源于以基础科学为根基的已有技术。
所以，科学是一切的根源，不断推进科学知识是关键。美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美国在过去70年间就是用这个创新模式，这个模式至今仍然有效，也被很多国家仿效。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今天在美国面对与其它同样做的很好的国家竞争的时候，这个模式没能以我们想要的结果发挥作用。
这不是我们哪里出错了，而是其他人做得更好了。我们曾经拥有整个赛场，只和美国自己竞争，胜利也是我们的。现在，其他公司和国家加入了竞争，美国有了竞争对手。
所以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
加大“应用启发型”科学投入
基础科学知识的研究需要投入，我们要更大的投入来支持科学研究，我们同样要更大的投入来支持新技术的产生。我这里说的科学是探索性的科学，是好奇心驱动的，很多都是联邦资金支持的项目。所以，好奇心驱动的科学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我们需要做得更多。
在现在竞争环境中，我们的目标是开发技术。有些科学研究能够很快转化为技术，有些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我们需要加快转化过程，相对于上面提到的基础研究中好奇心驱动的科学，我们需要更关注我称之为“应用启发型科学（use‑inspired science）”。科学研究需要以某个目驱动，为开发新技术驱动——这是我们需要做得更多的部分。
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已经在这样做了。当时实验室已经制造出半导体，这是我们今天在电子和光子学领域所做的一切的母体；就像今天使用的几乎每一种产品都是以芯片的母体。这就是上个世纪的“应用启发型”科学。
关于中美技术“脱钩”
对于目前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脱钩”政策，我想时间会证明这将同时伤害两个国家。中国需要能更快发展的产品，我们需要销售这些产品以更好创新。
我理解美国当下政策的一些原因，但我不知道哪个国家会受到最大的伤害。因为对美国来说，提高我们的技术，继续创造下一代新技术，我们需要将产品销售给想要购买的客户——美国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这样做。因此，我实际上担心美国现在的政策最终将会影响到美国自己的经济、国家以及技术发展。
中美竞争
自由社会能产生更多的创新。从长远看，美国的社会系统在研究方面更开放、更自由，能在竞争中获胜。
但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则有很多其它因素。比如中国，十分专注发展技术领域，包括制造业的芯片，通讯技术，5G，有些领域可能已经超过我们。我想这是中国高度重视的结果。
但是作为整体，我想美国还是领先中国。我举个例子：大概6、7年前，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业界宴会，我是被邀请的嘉宾。
在晚宴上，他们说了两点。他们说，“论规模，美国无法与中国竞争，中国将最终胜出，因为中国市场更大，中国知道怎么样比美国做的更好”。当时我想，这也太自信了吧。但是我想，他们说的是对的。因为他们接着说，“论创新，中国不能胜于美国”。
我说：“等等，你前面那么自信，后面怎么就不自信了？”
他们的回答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在美国，他们带来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新的想法。”所以中国还是相信在创新方面，美国是领先的。
所以，美国的创新系统仍然在很好工作，我们只是要对我们的创新生态系统加以改进。
对于社会需要的技术，要有长远投资目光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美国要继续做基础研究，美国联邦政府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和投入。但是这些基础研究不能单单是好奇心使然，而更多的要做应用启发型科学（use‑inspired science）”。
第二点是，现在你有了基础科学，有了技术，你开始创新。在美国的社会系统中，你可以做各种产品，找投资人。投资人会告诉你做的好或者不好，有些会撤销投资，有些投资人很快会得到回报，这就产生了今天美国所有这些大公司，我们投资很多，也很成功。
但是有一类投资则是基于新科学，基于社会所需的新技术，比如气候变化、新能源、新的数字存储设备。这些投资都需要时间，美国的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耐心，即便社会需要这些东西。
因此我想这方面我们要改进。
这个问题我观察好几年了。比如在MIT，学生、教授能做成一些此类社会所需的东西，但是他们没能拿到投资，因为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如果你有钱，你就去投回报快的项目，为什么投这种长期项目？你想要赚快钱。
我把这称之为“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企业能创造社会所需的产品，但是资本不愿意进来。我希望是，不仅仅是好的产品能进入市场，更是希望MIT和其它大学的年轻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创新能够改变世界、改变社会，改善生活，他们能够在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
这类创新同样值得投资，我希望投资人不希望三五年就能见到回报，而是更有耐心能等十年。这是我们创新系统需要改进的另一点。
关于气候问题
关于气候问题，我们想我们很有很多创新的思路。我多次谈到，我们需要通过两个路径推进气候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有新的技术，我们有可持续能源、太阳能、风能，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尽快使用这些技术和以可承受价格投入市场的方法。二是推进这些技术的研发，让这些新技术尽快进入市场，这个周期会更长。
所以，对于美国的创新体系，我们需要做我前面提到的三个要素——我们必须做基础科学，我们必须让基础科学引领技术，然后让技术引领创新。这在美国一直奏效，我们需要的是及时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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