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律所还需要国际化吗？

上个月，2022年Global 200榜单公布吸引了业内关注，凯易(Kirkland & Ellis)以超过60亿美元的年度营收稳居榜首，其律师人均创收近200万美元，亦位列第一[2]。值得关注的是，WLRK(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虽然年度营收排在55名，但其在权益合伙人平均利润(PPEP：profits per equity partner)数据上以840万美元超越凯易登顶。

凯易和WLRK均为上世纪创立的美国律所，尽管都是全球律所中的佼佼者，但两家律所在国际化上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凯易

业务主要覆盖交易、诉讼、知识产权、重组四大领域，其中私募股权、商事诉讼、银行金融三项业务的实力属全球顶级。作为一家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的律所，凯易在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共6个国家设立了19个办公室。

·WLRK

业务非常聚焦，除高端公司并购以外的业务一概不接。以《专业服务公司的管理》中提出的分类而言，WLRK提供典型的“专家型”服务[3]。尽管在全球始终只保持纽约1家办公室，但得益于合伙人极高专业能力创造的成功，其对人数、规模没有刻意追求。

国际化显然不是律所成功的唯一路径。从优势来说，国际化形成的全球网络，能够更好地适应跨国客户的需求，并且能在不同地区市场创造更多收入。同时，国际化也会遇到不少阻碍，管理难度大、沟通成本高、各地文化差异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随着近年“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服务于企业的“走出去、引进来”，国际化是中国律所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行业大势所驱。

目前，中国律所的国际化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设立境外办公室、以瑞士法人结构（Swiss Verein Structure）加盟外所、建立与外所的战略联盟、加入国际律师联盟（Law Firm Network）、吸引国外当地小型律所加盟、吸收合并当地中小型律所、设立联营律所。本文主要介绍其中四种：

1.境外办公室

以“直投”模式在海外注册设立办公室，是最直接的国际化模式。国内如泰和泰，已通过该模式在华盛顿、悉尼、加德满都、曼谷等国外城市设立办公机构。

2.瑞士法人结构

瑞士法人结构下，加盟律所共享同一名称，但各自保持一定经营管理独立性。该模式由贝克·麦坚时于2004年首次采用，国内如金杜、大成均采用该模式。

3.国际律所联盟

国际律所联盟是由独立律师事务所，以扩大为客户提供的服务资源为目的，组成的会员组织[5]。近年，越来越多律所选择加入国际律所联盟，其中君合等律所加入了多家联盟。

4.联营律所

联营，即两家律所合署办公，共享行政资源，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6]。2014年上海自贸区首次试点该模式，奋迅与贝克·麦坚时随后设立第一家联营机构。此后，粤港澳大湾区、临港新区等多地也开始关注联营模式[7]。截至2021年底，已有23家港澳律所与内地律所建立合伙型联营律所，有8家外国律所在上海自贸区与中国律所实行联营[8]。

可见，国际化并非“大所”独有战略，尤其当下国家大力建设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推进法律服务业开放，律所不应错过自贸区、大湾区建设契机。

受疫情限制，“走出去”设立境外办公室存在较大难度，但国际化的道路并未堵死。律所可通过以下举措，着手开展国际化积累与建设，以实现疫情后的弯道超车。

1.培养吸纳涉外人才

人才是律所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近年，司法部高度重视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全国及各地律协积极举办“涉外律师领军人才提高班”。今年7月，首批港澳律师已获准在大湾区九市执业。上述皆为律所在培养、选取人才时可考虑的方式。同时，在吸纳人才时，律所可重点关注以下素质：

2.开拓涉外业务

涉外业务是律所走向国际的一条路径。尽管当下国际形势并不算乐观，不少业务受到影响，但环境也催生了值得关注的业务蓝海。2022年，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在其《大中华区指南》中新增了2个业务领域——数据保护与隐私；海关、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对尚未明确国际化方向的律所而言，未尝不可先人一步挺进蓝海。

3.积极探索合作模式

得益于政策支持，身处自贸区的律所拥有得天独厚的国际化优势。截至2021年底，外国律所驻华代表机构的数量为208家，香港律所驻内地代表机构70家、台湾律所驻大陆代表机构14家，而港澳、外国律所代表机构与中国律所实现联营的合计仅31家。与我国律所在境外设立167家分支机构相比，联营模式还有很大探索空间。